东北大学借用三台草堂寺等旧址，校舍很分散，学习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虽建临时校舍，却因条件所限，一间宿舍住300人以上，闹嚷拥挤，空气混浊，很难安歇。江苏医学院、国立医药专科学校等校，也因校舍困难多次搬迁。
西南联大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是在刚搬走的坟地上建成，房屋潮湿阴暗。雨季房屋漏水，学生要打伞睡觉。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后，部分学生住翠竹庵等处寺庙，学校用土坯和木料搭就简易的校舍。广西大学迁贵州榕江后，还在两湖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及演武厅礼堂等馆庙的大殿、戏台和酒楼的上下，用木板隔成简单的教室。
内迁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或因敌机轰炸，一路流离颠沛，图书仪器无法运出，或损坏散失。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一册。
各高校在内迁途中，因医疗条件差，师生发病率高。如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根据1942年统计，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武汉大学学生死于地方病的达60人。一些极富才华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等，因贫病而英年早逝。而西北联合大学，据校医室1939年3月8日至29日20天的统计，全校800人左右，生病就诊者达2177人次，其中肺病和心脏病者占的比例最大。《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院校师生在迁徙离乱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损害，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在回忆内迁广西情景时写道：“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踡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社。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櫍匣匦樱∮谑堑苹鹁∠ⅰＪ笔既ァ５殖ど澄囱眨鐾司合喔嬖唬壕┛谥蠡⒂⒐镜潞途惚徽ㄒ樱勒咴级в嗳恕Ｎ胖恬敗Ｐ嫦纭醇福吮嫦纾坏靡延智ü稹！�
即便在省内迁移者，也是历经磨难。如河南大学于1939年因开封沦陷，迁入伏牛山处的嵩县县城及嵩县潭头镇。1944年5月，日军陷洛阳后，校方疏于防范而没有及时组织转移，等到日军到时才仓皇出走。5月15日，日军逼近潭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在急难择路中，有5人遭遇日军，当场中弹身亡。女生李先知、李先觉姐妹及李先知之夫刘某，逃避不及，共投一井自尽。医学院院长张静吾被俘，其妻被杀害于杨坡岭。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师生二十余人被日军关押，罚作苦工，常遭毒打。王院长不堪受辱，跳崖而受重伤。
3战时对内迁高校损失的统计
1938年8月底，全国有25所高校关闭，继续维持的83所中，37所迁入内地，15所在敌机轰炸中勉力支撑。全国原有大专教师7500多人，职工4300人，学生42000人，因战争而失学者超过2万，占了一半，失业的教职工也达2000人。据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46所高校统计，师生死伤不知下落者10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其中有些图书仪器，可谓为价值连城。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之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中国近代史档案、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之资料，“均为极珍贵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毛磊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教育主管部门对西迁的69所高校财产损失进行调查。1939年据统计，这69所高校由于在西迁途中辗转搬运，图书设备损坏严重，直接财产损失22491867元。1940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中国季刊》上撰文称，截至1939年12月底，全国公立专科以上77所院校总损失达90451000元以上，国立23所院校共损失37013000元，省立16所院校共损失9276000元，私立38所院校共计损失44171000元。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学者韩启桐对高等院校财产损失进行分析研究，将南开大学损失数内的中学部分减去不计；补充了陈立夫报告中没有的12所院校的损失，这12所院校为：东北大学、贵阳医学院、福建学院、湘雅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大同大学及广西大学；根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对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商学院、民国学院、南通学院、广东光华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12校损失进行了修正；扣除校园土地价值部分，初步估计89所院校的损失为74750000元，即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000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000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000元。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55页。对照可以发现，韩启桐的统计并没有将1940年、1941年日军对内地高校轰炸所致损失计算在内。
事实上，有些学校也作了西迁损失的调查和统计。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学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计损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00元，设备损失1479500元，林场损失10200000元，折合美金4448028元。《为查报抗战损失金大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649，卷13。以金陵大学战前每年预算100万中国元计算，其损失相当于14年的预算。金陵大学战前图书已达317839册，而据1938年5月31日的统计，仅剩16946册，这里面还包括1938年添置的603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金大1926—1937学年度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649，卷68。
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迅速成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调查统计工作，并形成了一些统计资料。但由于战事仍未结束，统计局限于一时一地，无法完整地反映抗战中高等院校损失的全貌。
抗战胜利后，内迁69所高校的大部分又千里迢迢迁回原地，撇开物质和精神损害不论，这往返的搬迁费用就很惊人。1946年统计，专科以上学校间接损失中，迁移费为503 120 695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战后调查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计有108校，七七事变后应战时停顿及先后迁移后方者达2/3以上，其后陆续增设至1945年8月，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42校，其中受战事损失者共115校，占总校数80％以上，其未受损失者仅后方新设之少数学校。同上。
第29节 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1）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以轰炸、纵火等种种暴虐、野蛮手段，极力毁灭中国大中小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摧残至为酷烈，给中华民族文明造成深重的创伤。中国的各级学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极其严重，本节仅就战时中国部分高校遭受空袭、轰炸所受损失作简要的叙述。
1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高校损失概况
中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数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开始对中国教育文化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密集沪市的各大学多遭劫难。事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表于4月10日致教育部报告称：
“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有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具体情况如下：
同济大学位于吴淞。“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弹及炸弹轰毁，无一完整者。大礼堂被日飞机掷弹炸穿七个大洞，医学院生理研究馆、中学部、教室宿舍及新筑将竣工之宿舍共被日飞机掷弹炸穿12个大洞，此外，被日军炮弹攻穿与机枪打破之板壁窗户尚不知其数。屋瓦横飞，梁崩栋折，尤以附设工厂大部分竟至塌为瓦砾场。”
持志学院位于江湾水电路。2月10日下午，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及运动器具、校具等，概遭焚毁。中学部此前即被日军放火焚烧。
上海法学院位于江湾路。新建房屋为日军纵火焚烧，经两昼夜全部被毁。所有公私财产均付之一炬。
中国公学在台湾。校舍十分之六毁于炮火，校具、图书、仪器及教职员、学生之行李书籍等，被焚毁损失惨重。
私立复旦大学位于江湾。学生损失惨重，约有1000人行李被劫，书籍被焚。其后日军长久侵占校舍，附中学生宿舍改作马厩。其中简公院、子彬院、女生宿舍已成废墟，图书馆藏书尽成灰烬。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与复旦大学一墙之隔。2月22日被焚起火，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受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14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总计7438187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事实上，此时上海全被日机炸毁的暨南大学大礼堂。
——采自新生画报号外《抗日画报》第十号市共有高校33所，其中16所遭受战火的破坏，占全市总数的50％。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数月，日军掀起破坏中国教育文化又一狂潮。
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日军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烧毁。南开大学部的秀山堂、本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
半月以后，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机首先轰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炸毁暨南大学的化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等；1937年8月23日，日军飞机轰炸同济大学，“校舍等各项建筑均被破坏，所有校具等机械设备，亦均被炸毁无余”。复旦大学体育馆被夷为平地，子彬院（科学馆）及学生宿舍等也被炸毁。日军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厦大学，“巍巍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全部损失约在200万元以上”。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厦大学的苦斗》，载《教育杂志》第39编第4号。位于沪西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大部被炸毁。大同大学在南市沦陷后的大火中全部被毁。
由于日本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九十多所（高校14所，小学44所，中学27所，社会教育机关8处），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在战火中，上海社会局对文化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作了初步调查，至1937年10月的三个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达10942242元（国币），其中高等院校损失6623159元，中等学校损失2199954元，小学校损失259129元，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00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日军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澳］哈罗德·约翰·廷伯利：《侵华日军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其中首都南京罹祸尤巨。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五十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26日深夜。对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报告指出：
“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一在图书馆后身距离建筑仅丈许，一在牙医学校后身；二在大礼堂后身，一在建造中之牙医院与科学院馆之间，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无机化学教室东边。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属实验学校又着一弹。事后检查计损失：（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边。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