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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冈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阶层，除了因契约界定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转变之外，还因为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导致其存在形式的变化，这一点也为钱穆先生所指出：“（在北魏之前），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辖公民……北魏均田制出现，农民地位，始见改善……如是则农民们与其为豪门私户，宁愿为政府公民”，“这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便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国史新论》，第21…22页）。因此，尽管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阶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表示，但是，在这些身份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我们就无需强调某种身份的主导性地位了，而只需探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这些契约的实施形式。
四、城乡一体化与城市的停滞
如果不存在统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城市就会在集市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起来，如此发展起来的城市大多如苏州和景德镇一样是一种经济性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加以分析，将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随着城乡劳动力边际收入的扩大而进行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产生，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性的目的，在战国之前，城乡差别更是典型地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国野之别”，所以，它实际上表现为劳动力无法流通下的两极经济状态。尽管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城乡隔绝状态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却十分有利于经济史学对于该状态下的社会形态的判断。赵冈就是从城乡人口对比情况指出了周朝不是奴隶制社会的：“周族以‘小邦周’打败了‘大邦殷’，同时也征服了商王朝的联盟部落以及散居各处的独立小土著部落……作为新统治集团的周民族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可以统治多数民族，但是少数民族决无能力来奴役多数民族”（《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36页）。交易的发生和效率的提高，需要打破这种城乡分隔状态，同时，这也是劳动者择业自由增强的必然结果。显然，如果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则应该表示城市化没有效率，因此，在人口不过剩的情况下，城市的发展状态就应该表现为“城市总人口上升，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34页）。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通过向城市供给粮食来维持和实施这种初级的城乡一体化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依赖于漕运体系来维持城市的功能，赵冈利用平均粮食需求量计算了城市可能的人口规模。同时，他还通过列举漕运成本指出了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城乡一体化的巨大成本：“中国天然河川的分布与结构均不理想，不得不修建运河来完成此项任务，可是运河之开挖、维护以及日常运营，费用也很可观”（《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46页），因此，“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实际上，这种政治性的城市发展规划，从总体上来说，是无益于经济效率的。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就指出：“南直隶地区每年要承担50％的漕粮份额，仅苏州地区就要承担17％左右……经济发展地区的原始资本积累，被漫不经心地浪费在军队、贵族、宦官和锦衣卫（每年多达150万石）、无任何战斗力的世袭军户以及腐烂变质上面”，因此，尽管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为了维持扩大后的城市的运营，中国政府又削弱了生产效率。
不仅如此，城市的发展因为漕粮供给能力有限而受到了限制：“城郡中已无力接纳更多的人口。于是农村成为惟一能吸收过剩人口的部门。从宋到清，城市人口的绝对量大体未变，新增的人口全部留在农村。人口压力严重的地区，人多地少，农户们均无法单靠农业生产来维持全家之生计，于是以副助农成为惟一的解决办法”（《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83页），这样一种“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相对流动”的反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吸取城市发展的历史教训，还能够使我们对时下流行的城乡一体化政策保持警醒的头脑。
五、工业的发展与技术的落后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显然，这个“李约瑟之谜”是研究我国传统社会工业发展模式的一个切入点，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赵冈认为：“中国科技发达早、进步快，到了北宋末年或南宋时期已有足够的科技水平来制造机器。但是很不幸也正巧是这个时期人口迅速膨胀，以至造成相当普遍的人口过剩现象。大家都在焦急设法如何把这些过剩的劳动力派上用场，少有人再去注意到能节省人力但价钱昂贵的机器”（《中国土地制度史》，第324页），尽管林毅夫教授也是从人口众多角度出发的，但是，他却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越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先进。所以说，中国在前现代由于人口众多，在这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还靠经验，而欧洲在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1～272页）。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及趋势，那么就可以认识到赵冈的“人口过剩论”确实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赵冈的理论与黄亚生关于“中印发展模式比较论”（参见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之间建立起逻辑的桥梁——由于人口过剩，导致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所引进的技术偏向于提高就业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青睐，那些同期进行技术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引进的国家（如印度），就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超过我国的发展速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相对于民营手工业而言，官手工业更容易进行技术的传播：“官手工业传播技术最普通的路径就是靠这成千上万的官工官匠。他们招募自民间，学艺后不免会有相当人数回到民间。有时政府也停办若干官营作坊，遣散工匠”（《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394页）；而民间的技术传播方式却限制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效率：“在中国家族保密制度下，企业的规模扩充受到极大的限制。为了技术保密，业主不愿多雇工人，宁可小规模经营，博取垄断技术的利益”（同上，第413页）。但是，相对于“技术的发生或引进”这个问题而言，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技术的民间传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地域化特征，形成了我国经济学界所称的“小企业集群现象”，即：在某个地区，一旦有一个企业成功，那么，很快地，就会在政府和行业协会以及家族力量的带动下，形成以此种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群落。这一点以台湾和浙江温州最为显著。
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即技术人员的培养和留用。在传统社会的家族工业主导生产模式下，核心技术人员通常会自然地保留在企业内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却会因为宏观政策的变化和企业的激励政策等而导致技术人员的流失。实际上，自去年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发生的“民工荒”，也是一种技术流失现象，这种“民工荒”更多地是指拥有相当技术能力的民工的数量短缺。因此，如何通过技术的逐步累积来实现企业的内生增长，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界和经济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赵冈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42．00元；《中国土地制度史》，赵冈、陈钟毅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版，30．00元；《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赵冈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版，23．00元；《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赵冈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24．00元）
追忆恩师
龙行天下
吴小龙先生（本刊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于2006年11月因病逝世，年仅51岁。
吴小龙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是其本职，治学、求真、立言乃其所愿，故他无私育人、淡泊名利、严谨治学，应该是求仁得仁。而最让我们深感痛惜的是，除了教师、学者、作者的身份之外，他的早逝还使我们失去了一个思想者。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在社会转型的阶段，在思想淡出的年代，在天下逐利的今天，在学界浮躁的当下，仍然有人在不断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并憧憬未来，吴小龙就是其中之一。吴小龙生前未得大名，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真理的执著，在其文稿中使我们感同身受。
近些年来，曾在本刊上发表文章的思想者王小波、萧亮中、牧惠、何家栋等先后离我们而去，现在正当英年的吴小龙也怀着“少年中国”的理想，在天国与他们相会。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为了表达对吴小龙的哀悼，本刊特选编下面的文章以为纪念。
编者
还记得04年的那个落寞的秋天，带着一种莫名的无助与失望，我踏进了中青院这个不大的校园。依稀记得当时对于大学生活充满了茫然，更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如何去做人。
大一选课的时候，室友怂恿我选了吴老师的《中国通史》，也许是上天注定了这份缘分，抽签的时候我居然顺利的抽中了这门爆满的课程，虽然是一名理科生，但是对于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我自恃平时脑子好使，又比较喜欢看历史书，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放在心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的1318教室挤满了人，大家坐的很整齐，甚至还有我认识的一些师兄也来听课，这让我有点吃惊——究竟讲课的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
小龙老师就在上课前几分钟走进教室了，虽然他个子不高，穿着也很朴素，但是当他开始讲课之后，我就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门课吸引了这么多的同学。老师身上那种儒雅的气息和他渊博的知识让我很佩服，而他对学术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善于质疑权威的钻研精神更是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风范。
以后的每堂课我都会早早的来到教室，为的是能够在上课前抢到第一排正对老师的位置，这样有了问题就可以直接请教老师了。吴老师也很热心，每次下课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不论是不是与课程本身有关，他都耐心的解答着，那种感觉就像父母在倾听自己孩子的问题一样。
我与老师的交往始于一次偶然，记得讲到汉代历史的时候，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我顺口就插了一句，当时觉得很冒失，不想老师只是笑笑，同时送来了一束赞许的目光。下课后，老师来到我桌前翻看我所记的笔记，还指出了我笔记中缺漏的地方和有问题的地方。闲聊中老师得知我是理科生，有点惊讶，不过看得出老师对于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老师推荐的几本书，课下我囫囵吞枣的通读了，虽然不是很明白，但觉得老师既然推荐就有道理，后来才发现其实大有裨益，至今仍然受益匪浅。
想想半年的课程中，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老师的笑容了。老师的笑容有种特殊的感染力，能感染每一个上课的人，让人不得不深深的吸引到课程的内容中来。至今还记得老师笑起来的样子，他笑眯眯的看着大家，仿佛看着满堂的儿女，我想那个时候老师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
虽然老师讲的是和我课程不太相关的历史，但是这门课当时却是我上的最认真的一门课了，大一的上个学期，很多课程我都逃过课，包括很多重要的必修课，但是唯独只有吴老师的《中国通史》，一小节也没有拉过，甚至没有迟到过一次。考试之前，我到图书馆找了一大堆的参考书，抱到了考场上。我甚至还记得监考老师当时的那种诧异的眼神，因为似乎开卷考试从来也没有人抱着那么厚的一摞书来考试的。考试虽然不是胸有成竹，但是想想当时似乎也没有对不起老师的谆谆教诲。
想想吴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什么仅仅是历史吗不！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远比知识本身重要的多啊。治学的精神、做人的态度，还有为人处世的道理，就在老师笑眯眯的授课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像吴老师这样，不仅仅是把单纯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知识是没有生命的知识，是死的知识，只有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所感所悟与学生分享，才能传递给学生有生命的、活的知识。
上完了《中国通史》的课之后，再看到吴老师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是每次看到老师我都会主动去打招呼，而老师每次都是微笑着向我点头，虽然他可能不会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