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请告诉我你在沙漠孤岛上首先要听的唱片。
史：那是帕伦克的《格罗里亚》“22”。去年夏天在科罗拉多的阿斯平我第一次听到它。阿斯平主要是滑雪胜地，夏天时常开物理会议。紧靠物理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帐篷，那里正举行着音乐节。当你坐在那里研究黑洞蒸发会发生什么问题时，你能同时听到演奏。这是非常理想的，因为它把我的两个主要快乐— 物理和音乐结合在一起了。如果我在沙漠孤岛中兼有两者，根本不想被拯救。那是说，直到我在理论物理中做出要告诉所有人的新发现为止。我设想拥有一个卫星碟，以便通过电子信箱得到物理论文应是违反规定的。 “22”译者注：帕伦克（Poulenc）是法国本世纪初作曲家。《格罗里亚》（Gloria）通常在作弥撒时演奏。
苏：无线电可以掩盖身体上的缺陷，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把别的东西也掩饰了。史蒂芬，回顾七年以前你名符其实地失声了。能告诉我这个过程吗？
史：1985年的夏天，我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那是一座巨大的加速器。我打算继续往德国的贝洛伊斯去听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歌剧系列。可惜我得了肺炎，并被送到医院急诊。日内瓦的医院告知我妻子说我没有希望了，可以撤走维生系统。但是她根本不同意。我被用飞机送回到剑桥的爱登布鲁克斯医院。那里的一位名叫罗杰·格雷的外科医生为我进行了穿气管手术。这个手术救了我一命，却从此使我失声。
苏：但是，那时无论如何你的讲话已经很模糊并很难听明白，所以最终总要失去讲话能力的，是吗？
史：尽管我的声音不清楚并很难理解，但是和我接近的人仍能理解。我可以通过翻译来做学术报告，我还可以对人口授论文。但在做完手术之际，我觉得受到了损害。我觉得如果我不能得到声音，那就不值得做手术。
苏：后来加利福尼亚的电脑专家得知你的困况，而且给你一种声音。你觉得如何？
史：他名叫瓦特·沃尔托兹。他的岳母和我的境况相同，所以他发展了一种电脑程序帮助她交流。一个指示光点在屏幕上移动。当它停留在你所需要选取的词上时，你就用头或眼睛的动作来操作开关，在我的情形下是用手。人们用这种办法可在屏幕下半部打印出的词中作选择。当他积累够了他所要说的，便可以送进语言合成器或者存在磁碟中。
苏：但是这进行得很慢。
史：它是很慢，粗略地讲为正常讲话速度的十分之一。但是语言合成器比我原先的语言清楚了很多。英国人说它具有美国的口音，而美国人却说它是斯堪的纳维亚或爱尔兰口音。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是什么口音，每个人都能明白了。在我的自然声音恶化时，我的大儿子能调整适应之，可是我最小的儿子在我动穿气管手术时才六岁，在这之前他从来就听不懂。他现在没有困难了。这对我而言也是件大事。
苏：这也意味着，你对于任何会晤者的问题都要早早得到预先通知，而且只需要回答你准备妥当的，是吗？
史：对于像这次这样长的预录的节目，提早把问题交给我会有助益，这样可以避免花费大量时间来录音。在某一方面也使我易于掌握。但是我宁愿即席回答问题。我在学术或通俗讲演之后是这么做的。
苏：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个过程表明你有主动权，我知道这对你相当重要。你的亲友有时称你为顽固或霸气的，你服气吗？
史：有主见的人时常被叫做顽固。我宁愿说我是决断的。如果我没有相当决断，也不至于有今天这种地步。
苏：你一贯如此吗？
史：我只要和其他人一样地对自己的生活有同等程度的控制权。残废人的生活受他人控制的情形实在太多了。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忍受这个。
苏：请告诉我你的第二张唱片。
史：勃朗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我买的第一张大唱片。那是1957年，每分钟33转的唱片刚开始在英国出售。如果我买一台唱机则会被父亲责备为不顾他人的自私。但是我说服他我可以买到便宜的零件组装一台。他赞赏这种节俭的做法。我把唱盘和放大器放在一台老的78转的唱机盒子里。如果我保存它的话，现在就会变得非常珍贵。
这台唱机制成后，我需要放唱片。一位中学朋友建议放勃朗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因为我们的学校圈子里谁也没有这种唱片。我记得为它花费了三十五先令，这在当时尤其对我而言算是一大笔钱。唱片的标价变贵了，但实质上比过去便宜得多。
当我在店里首次听这张唱片时，觉得有点儿奇怪，我不清楚我是否会喜爱它，但是我感到我应该说我喜爱它。然而，多年来它变得对我很重要。我愿意听徐缓调的起始部分。
苏：一位家庭老友说过，在你童年时，你的家庭是，我引用道：“高度智慧，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怪异的。”回顾过去，你是否认为这个描述大致不差？
史：对我的家庭是否智慧我不便评论，但是我们肯定不自认为是怪异的。然而，我想按照圣阿尔班斯的标准也许显得如此。我们在那里住时，那是个相当严肃的地方。
苏：而你的父亲是位热带病专家。
交：我父亲从事热带医药学研究。他经常去非洲，在外面试验新的药物。
苏：那么你的母亲对你的影响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什么样的影响？
史：不，我要说我的父亲影响更大些。我模仿他。因为他是一位科学研究者，我觉得长大后从事科学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情。仅有的差别是我对于医学或生物学毫无兴趣，因为这些学科似乎过于不精确和描述性。我要某些更基本的东西，在物理学中可以找到这些。
苏：你母亲说过，你一贯具有她描述的强烈的好奇心。她说过：“我能看到星星使他痴迷。”你是否记得？
史：我记得有一次深夜从伦敦回家。那时候为了省钱把路灯都关了。我从未看见过这么美丽的银河横贯的夜空。在我的沙漠孤岛中不会有任何街灯，所以可以尽情欣赏夜空。
苏：你的童年无疑是非常聪明的，在家里和你姐妹做游戏时非常富有进取心，但是在学校里却会落到班级里最差的，而且满不在乎，这是真的吗？
史：这是我在圣阿尔班斯第一年的情形。但是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尖子班，我的考试比我的作业好得多。我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那只不过是我的书写和不整洁把我的分数拉下来。
苏：第三张唱片？
史：我在牛津读本科时，读过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对偶》“23”。这是描绘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书，书中有大量的人物。除了一个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物都是形式化的。这个人显然是赫胥黎本人的写照。他杀死了英国法西斯的头目，这个头目是按照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塑造的。然后他告诉法西斯党徒他干了此事，并把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第132号唱片放在留声机上。他在放第三乐章的中间听到了敲门声，开门时被法西斯党徒枪杀。 “23”译者注：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是进化论者托玛斯·赫胥黎之孙，英国小说家。《对偶》（Point Counterpoint）是他1928年发表的乌托邦式的实验小说。
这是一部非常差劲的小说，但是赫胥黎的唱片选对了。如果我得知潮汐正逼近并将淹没我的沙漠孤岛，就会去听这四重奏的第三乐章。
苏：你上牛津的大学学院读数学和物理，按照你计算的，在那儿你平均每天大约用功一小时。按照我读过的，你划船、喝啤酒还以捉弄他人为乐。是什么原因使你对学业不在乎？
史：那是五十年代末期，大多数年轻人对所谓的成就感到幻灭。除了财富还是财富，似乎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追求。保守党刚刚赢得第三次竞选，其口号为“你从未这么好过”。我和我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厌倦生活。
苏：尽管如此，你仍然在几小时内解决你的同学在几周不能完成的问题。从他们所说的，他们显然知道你的才能。你认为自己意识到了吗？
史：牛津大学那个时期的物理课程极其简单。人们可以不听任何课，一周只要接受一二次辅导就能通过。你不必记许多事实，只要记住一些方程即可。
苏：正是在牛津，你首次注意到手脚不怎么听使唤了。那时候你怎么自我解释这个现象的？
史：事实上，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不能正常地划船。后来我在从初级公共教室出来的楼梯上摔了一大跤。我忧虑头脑也许受到损害，所以看了学院医生，但是他认为没问题并让我少喝啤酒。我在牛津的期终考后去波斯度暑假。我的身体在回来之后一定是虚弱了不少。但是我把它归结于所经受的胃病所引起的。
苏：什么时候你开始屈服，承认患了非常严重的病，并且决定采取医生的劝告？
史：那时我已在剑桥，圣诞节时回家。那是1962年到1963年的非常寒冷的冬天。尽管我自知对滑冰不在行，仍然顺从母亲去圣阿尔班斯的湖面去滑冰。我摔倒后要爬起来非常艰难。我母亲感到出了什么毛病。她带我去看家庭医生。
苏：然后在医院住了三周，而他们告诉了你最坏的情形？
史：事实上是在伦敦的巴兹医院，因为我父亲是属于巴兹的。我住院两周，做了检查。但是他们除了说不是多发性硬化并且不是典型病以外，实际上从未告诉我出了什么毛病。他们没有告诉我前景如何，但我猜出非常糟糕，所以也不想去问。
苏：而且最后他们通知你说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可活。史蒂芬，让我们暂时停顿一下，你可以挑选下一张唱片。
史：瓦尔基莉的第一场。这是美尔基尔“24”和列曼“25”演唱的另一张早期的大唱片。它是在战前原先录在78转的唱片上面，而在六十年代被转录到大唱片上。1963年我被诊断得了运动神经细胞病之后，就变成喜欢瓦格纳的作品；因为他和我的末日黑暗的情绪相投。我的语言合成器可惜末受过良好教育，把他的名字发成软的W的音。我必须把他拼写成V—A—R—G—N—E—R才使之听起来差不离。 “24”译者注：美尔基尔（Laurity Melchior）是丹麦本世纪男歌唱家。
“25”译者注：列曼（Lotte Lehmann）是德国本世纪女歌唱家。
《指环》系列的四部歌剧是瓦格纳最伟大的作品。1964年我和我的妹妹费利珀一起去德国的贝洛伊斯去看这些歌剧。那时我对《指环》尚不熟悉，所以系列的第二部瓦尔基莉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沃尔夫冈·瓦格纳执行制作的，舞台几乎是全暗的。这是一对孩提时代即分开的双生子西格蒙德和西格林德的爱情故事。他们再次邂逅的场合是西格蒙德在西格林德的丈夫，也就是西格蒙德的敌人洪丁的家中避难之际。我选取的片断是西格林德对被迫和洪丁举行婚礼的叙述。一位老人在庆祝会之际进入大厅。此时乐队奏起忠烈祠的旋律，这是《指环》中的最高贵的主旋律。因为他是渥当，是群神之首也是西格蒙德和西格林德的父亲。他把剑插入树干之中。这把剑是要传给西格蒙德的。在该幕结尾时西格蒙德把它拔出来，然后两个人跑到树林中去。
苏：史蒂芬，从你的生平得知，通知你只能再活两年多的裁决似乎使你清醒过来，也可以说使你更专注于生命。
史：其首先的影响是使我沮丧。病情似乎恶化得相当迅速。因为我觉得活不到结束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或攻读博士。后来病情得到缓解，我也开始在研究上有所进展，尤其是能够证明，宇宙在大爆炸处必须有个开端。
苏：你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你自认为现在比患病之前更快乐。
史：我现在肯定是更快乐。在患运动神经细胞病之前，我已对生活厌倦了。但是天折的前景使我意识到生命的可贵。一个人有这么多事可做，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事可做。我得到一种真正的成就感，因为尽管我的病情，我对人类知识做出了适度的却是有意义的贡献。当然，我是幸运的，但是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都能有所成就。
苏：你是否可以引申到这种程度，说如果你没有得运动神经细胞病，你就不会得到今天所有的成就，或者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丁？
史：不，我认为运动神经细胞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我是要理解宇宙如何运行，这种病无法阻止我的意愿，所以对我的损害比他人小一些。
苏：当你开始面对疾病时，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女士给予你以鼓励。你在一次酒会中和她邂逅，然后恋爱直至结婚。你愿意说，你的成功中的多少应归功于她，归功于简？
史：如果没有她我肯定不能成功。和她定婚使我从绝望的深渊中拔出来。而且如果我们要结婚，我必须有工作，这样我就必须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我开始努力学习并且发现喜欢这样。随着我的病况恶化，简一个人照顾我。在那个阶段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肯定没有钱去付给助手。
苏：而且你们一道蔑视医生，不仅是因为继续生活下去而且还生育了子女。你们在1967年得到罗伯特，1970年得到露西，然后在1979年得到提莫西。医生们是如何受到震惊的？
史：事实上，诊断我的医生再也不愿管我了。他觉得这是不治之症，首次诊断后我再也没去看他。我父亲在实际上成为我的医生，我听从他的建议。他告诉我，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是遗传的。简设法照顾我和两个孩子。只有在1974年我们去加利福尼亚时需要外人的帮助，起先是一名学生，后来是护士和我们同住。
苏：但是现在你不再和简在一起了。
史：我动了穿气管手术后需要二十四小时的护理。这使得婚姻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我搬出去，现在住在剑桥的一套新公寓里。现在我们分居。
苏：再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