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被掐死的。
不管所有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多少，盖世太保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
国会大厦的火是由冲锋队放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受到计划的主谋者戈培尔的怂恿，
以及得到戈林的帮助进行行动的，如果没有他，那将会一事无成。
那么范·德·卢勃要在这伙人当中寻找什么呢？正如帝国法庭在审讯时正式指
出的那样，这位不幸者是搞同性恋爱的。他曾经在柏林几家名声败坏的夜总会、避
难所和咖啡馆里消磨时光，跟聚集在那里的一伙人厮混。冲锋队沾染上了同性恋爱，
“男性友谊’盛行一时，参谋长罗姆是个标兵。柏林—勃兰登堡的冲锋队冲击团也
受到了毒害，这批纵火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恩斯特周围的人，如果不包括恩斯
特本人的话，海因斯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属于这伙弟兄们的，并且从他们当中挑选卫
兵、司机和心腹。这位荷兰人由于同周围有着秘密的联系，所以当那些阴谋家正在
密谋策划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他们的圈套。他们立即认识到，可以使用他来担任一
种角色。这可能是一种儿戏，训练这样一个半疯的人，唤醒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狂热
性，说服他（一个可怜的赫罗斯特拉塔！①）把挑衅性的嘲笑火把掷进国会大厦—
—他所厌恶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象征——的王宫里去。
① 赫罗斯特拉塔，希腊人，约于公元前365 年，为在全国闻名而纵火焚烧阿
尔忒弥斯（Ａｎｅｍｉｓ）女神之庙。——译者。
他在行动前也许受到药物的影响。在审讯期间，他含糊地喃喃自语道，还有‘
其他人”。他讲不出什么更多的话；他陷入了某些医生认为是由莨菪胺引起的那种
迟钝的状态中。
伦敦国际调查委员会揭露了地下通道的事情。在起诉过程中，莱比锡法庭人员
前往柏林国会，走进有名的地下通道，不过目的只是为了得出纵火犯也许不会从这
条路潜入大厦的结论，但是国会大厦的那些守夜更夫们保证说，他们当时肯定发现
有人经过这里。
这位忧郁的范·德·卢勃为这个偶然事件付出了他的生命，因为这个事件曾经
把他引向那些穿着褐衫服的纵火犯的道路。除拉尔外，大多数纵火犯都牺牲在同谋
者的子弹下。盖世太保估计不会再有证人了。
国会起火和莱比锡法庭的起诉使纳粹党，及其方法和人员暴露无遗。整个文明
人类对他们的伎俩作了评价，对他们的道德观念作了衡量并得出了结论，他们是一
伙行为最卑鄙的犯罪者。因此，要从中得出印在人们脑海里的那些结论是不怎么困
难的。
然而，对此还需要有点勇气。要是闭上眼睛，让杀人犯继续胡作非为，那是很
容易的。德国的盖世太保早已懂得用恐怖手段使人人缄口无言。
几年以后，勒普克这么写道：“当今的世界灾难使世界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的
代价，因为这个世界对待一切告急信号——它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九年就大声疾
呼灾难即将来临——置若罔闻，这种灾难是由纳粹的魔鬼部队带来的，它首先带给
了德国本身，继而带给了其他国家。这次战争的恐怖程度同世界施加在德国的其他
恐怖程度完全相等，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甚至同纳粹保持正常的关系，同他们一
起筹备国际性的庆祝活动和大会。”①。
① Ｒ．Ａ．佩尔克曼在纽伦堡引用勒普克的《德国问题》；《国际军事法庭
文件，第21卷，第639 页。
盖世太保史
第一章 希姆莱接管盖世太保
一九三三年，戈林被“国会纵火诉讼案”弄得精疲力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
场。这次起诉对纳粹党人说来是个失败；他们在德国，尤其在国外名誉扫地。
赫尔曼·戈林感到欣慰的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收到元首的一封来信。
希特勒回忆了慕尼黑十一月政变和由戈林领导的重建冲锋队的工作情况，信中最后
写道：“你为创造一月三十日的先决条件帮了大忙。因此，我急于，……对你为国
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进而为赢得德国人民所作出的如此伟大的功绩……深表谢意。
①”
① 格里茨巴赫：《赫尔曼·戈林》，第60页，慕尼黑，1942年。《国际军事
法庭文件》第32卷，第83页，脚注3259。 几个星期以后，他在精神上稍许得到宽慰。
航空兵站部改名为航空部，虽然说，这是一个民用部，但是它却掩盖了秘密地重建
德国空军的真相。这样，戈林就成为航空部长，并乘此机会成为德国军队的将军。
有人在兴登堡那儿旁敲侧击地说，一位部长也许明天就要对强大的空军发布命令，
他怎能继续担任上尉。
一个由退伍将军格里梅领导的“空军防御同盟”成立了。麦塞施米特和亨克尔
设计师在上校埃哈德·米尔契的领导下着手进行工作。米尔契是戈林从一九一八年
起当上尉飞行员时所认识的空军后任总监。
现在，戈林逐渐减少去过问警察问题；卢勃的案件使他在这方面退让三分。但
是他并不打算把“他的”盖世太保完全拱手交给别人，所以他在一九三四年这么写
道：“我个人致力于改造盖世太保已有数星期，我终于单枪匹马、当机立断地建立
了国家秘密警察。如今德国和普鲁士根本谈不上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险。
这首先是那种使国家的敌人胆战心惊的机构对此作出了贡献。①”
① 戈林；《一个民族的建设》，第88页，柏林，1934年。《国际军事法庭文
件》第4 卷，第258 页，脚注2344。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即夺权周年的那一天， 全部警察置身于帝国的管辖
权之下，只有它们的行政权还留在邦内，自从任命行政长官以来那些邦已是名存实
亡了。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那些邦仍然必须从它们的财政资金中拿出部分支付警
察的费用。
就帝国控制盖世太保而言，这种控制只是行政上的一种形式而已。戈林把他的
这个“宠儿”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羊里。 说实在的，他为自己的事业太自
豪了，以致不想放弃它。此外，他还需要用它来消灭他的那位福星高照的、危险的
对手罗姆。他所需要的是把盖世太保——他已完全自由地支配它——托付给可靠的
帮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法令收回了普鲁士内政部对盖世太保的控制权，
直接由国会议长戈林掌管盖世太保。
这样，他可以在一九三四年春把普鲁士内政部移交给他的另一个对手威廉·弗
立克部长。弗立克总算还有对政治警察发布一般指示的权力，但是没有发布过任何
一项具体的命令。到了一九三六年春，他连这一点儿权力也丧失殆尽。
实际上行政管理非常混乱，作为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弗立克属于戈林的下属，但
是作为帝国内政部长的戈林还可以向各地方政府下达指示，何况他本身又是普鲁士
的总理！这种复杂的关系可以逃避任何监督，可以大大减轻责任，甚至大可不必承
担责任。在这样一座迷宫里，一般市民给弄得晕头转向，束手无策。
戈林之所以决定把这件迟到的“礼物”赠送给弗立克，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难
得的鹰犬，他可以成为反对罗姆的可靠盟友。这个男人想把处境危险的、不完善的
盖世太保
变为办事效率高的那种机构，使它在两年之后有能力消灭一切反对派。此人就
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狄尔斯获准辞职。这一次，戈林对他的辞职并不感到惋
惜；他担心他的继承人会毫不费力地超过他。但是，直到希姆莱在四月二十日上任
为止，狄尔斯还是办完了一些日常琐事。他的辞职，所得到的礼物是一张科恩市长
的任命书。罗姆死后，他去接替了罗姆的继承人维克多·卢策的职务。
随着罗姆的死亡，盖世太保的“第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希姆莱这位新人物想
在盖世太保那儿显露一下个人的“风格”，使它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特征。
当他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定居以后，便结束了他早在几个月前开始的行
动。
戈林在普鲁士建立他的盖世太保时，希姆莱出于建立政权基础的动机也想去抓
政治警察。因为普鲁士早在另一个竞争者的手里，所以他只得另想办法。一九三三
年三月，他被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长，一个月以后成为整个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领
导人。只要党卫队首脑的职务对他有用，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弄到手。他的部下会
告诉他哪些地盘应该占领，必要时去暗示那里的当局，大家可以从占领的某些职务
中各自分享到好处。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冲锋队领导人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
对这些职务同样垂涎三尺。
十月份，希姆莱控制了汉堡警察局。接着相继控制梅克伦堡、吕贝克、图林根、
黑森、巴登、符腾堡和安哈特。一九三四年初，不来梅、奥尔登堡以及萨克森也置
于他的管辖之下。到了春天，除普鲁士外他控制了整个德国。他要求戈林把盖世太保
让给他。希特勒支持他，他表示接受帝国元首的党卫队的观点，说什么在全国范围
内以同样方式去追击敌人那是“正确的、恰当的和必要的”。戈林对希姆莱决心清
除罗姆——他的一个敌人——的这个事实表示接受。
他赞赏由希姆莱领导的这次快速攻坚战在战略上的灵活性。有了这样一位盟友，
罗姆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了。
四月二十日，戈林把盖世太保的领导权移交给希姆莱。
事实上，希姆莱已成为它的领导人，不过依据法律，戈林一直到一九三六年还
仍然保留着一个聊以自慰的头衔。
希姆莱在担任许多市和邦的警察首脑之后，并不能真正行使所有这些职权，因
此他把一些职务委派给他的副手。
当时的习惯就是要使那些党阀有可能同时身兼数职，希姆莱在他的党卫队的心
腹中挑选代表。他指定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党卫队保安处、党卫队情报处
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他在慕尼黑，继而在巴伐利亚的代表。当希姆莱最终达
到目的，并在柏林定居下来以后，他立即任命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总部领导人。同
时，他把德国的全部政治警察统一起来。这样从希姆莱到达柏林那天起，盖世太保
就越过普鲁士边界，把它的网撒遍整个德国地区。
希姆莱能够得到盖世太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戈林决定同狄尔斯分道扬镳时，
在继承人的人选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很严肃的候选人：库特·达吕格。他是党卫队上
将，除希姆莱及其强大的对手之外，他是级别最高的人。他被戈林提拔为警察上将，
领导帝国和普鲁士的所有治安警察，即穿制服的警察以及保安警察。戈林已经把他
范围内的权力移交给了他。达吕格认为，他有权合理地领导政治警察。
一场无声的斗争开始了。达吕格受到希特勒的宠爱，但是希特勒对希姆莱也很
器重。此外，达吕格还是帝国内政部长弗立克的秘书长。他实际上不太喜欢象戈林
所解释的那样的政治警察，因此，这种情况决定了他的抉择。戈林认为，达吕格太
依恋于某种形式主义；他拒绝盖世太保通常使用的伎俩，这对戈林说来是个障碍。
此外，他的任命也许使弗立克有可能了解盖世太保想要隐瞒的事实真相。这样海因
里希，希姆莱就作为胜利者赢得了这张奇特的彩票。
这笔遗产究竟会落到谁的手里呢？希姆莱和戈林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如果不是
一九一八年以后的那个动荡时代的思潮和纷乱使他们脱离既定的人生轨道，他们很
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库特·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九ＯＯ年十月七日生于慕尼黑。
他的父亲曾经是巴伐利亚宫廷里的家庭教师，他的母亲出身于萨瓦伊的一个蔬菜商
家庭。他在巴伐利亚的中等城市兰茨胡特度过童年。他父亲在那里当过校长，是一
位要求别人顺从他的严厉的人。他不许别人违反在他看来是永恒不变的家规、公共
规章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希姆莱一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年轻的海因里希必须象他
兄弟一样严格地遵守教规。
这种教育对这位年轻人压力很重，但是它的影响却深深地留在他的心里。他重
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他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敬意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当
集中营转变成为巨大的粉碎机，而他又是这些集中营的统治者的时候，他叫人挂上
了一块标语牌，上面的题词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它的里程碑是：服从、廉
洁；克制、规矩、牺牲精神，秩序，纪律和热爱祖国。”这题词不是犬儒主义的反
映，而是那位巴伐利亚的严厉训导者——他的父亲——的学说的体现。他的儿子因
受纳粹主义“思想体系”的腐蚀而蜕化变质，所以他父亲打得他皮开肉绽，尽管如
此，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父亲。
他十七岁那年成为战争中的志愿兵，那时正好遇上灾难，他迫不得已同那时的
德国军队和将军们共度灾难，当时有人教他要尊敬他们。生活中的这段小小插曲并
没有给他带来军事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武装党卫队的上将保尔。豪泽尔向纽伦堡军
事法庭供认，希姆莱在军事问题上的无能在党卫队当中是众所周知的：“大家知道，
大约只当过一年兵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对部队根本一窍不通，他低估军事任务及其
工作。他喜欢用过甚其词来突出有权势的人。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0卷，第403 页，1946年8 月6 日社会结构同时
发生动摇会对年轻的希姆莱产生一种不亚于旧德国军队完蛋时的影响。对教授的尊
重消失了，军官的肩章被撕去了，人们对演讲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要是在前不久，
他们非常可能由于演讲而被开枪打死。
战争结束后，希姆莱重返柏林。他生活贫困，当过差役，做过胶水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