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再大批撤换对方的工作人员，政府工作逐渐中性化、事务化、程序化。所以尽管东欧一些国家政坛形势跌宕起伏，但对经济的冲击却很小。左派在经历过这三个发展阶段后，大致方针已表现得很明确，在野时要凸现自己的批判立场，必然要言辞“激烈”地宏扬左派价值，重掌国柄后要维护政策的延续性、承担政府的社会责任，又会显得“保守”一些。另外，政治派别混乱无序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左右翼阵营都以一个核心党为中心实现联合。低调、温和、理性的党、组织机构健全的党保留下来；极端势力衰落，基础薄弱的小党或倒台，或攀附其他势力，或成为远离政治的俱乐部，各国普遍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等有关法律文件，政治体制正稳步有序地向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迈进。
比起政治民主化来，东欧各国的经济市场化步履要艰难得多。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但回升的情况则相差很大，且一些国家还有反复。其中，前东德地区在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回升、波兰在一九九二年回升、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在一九九三年回升，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多数国家在一九九四年、而俄罗斯除一九九七年出现弱回升外，仍在“平底锅”内徘徊。罗、保、阿等巴尔干国家后来又出现再度下降。就近期情况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一九九八年波兰经济已达到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二，捷克为百分之九十五点六，斯洛伐克为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四，匈牙利为百分之九十六点四，斯洛文尼亚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三。而世界银行的数字则更为乐观，它认为一九九七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一九九○年的二点四倍，捷克两倍，斯洛伐克一点三七倍，匈牙利一点二六倍，斯洛文尼亚一点一二倍。两种估计之差可能主要在于是否考虑“灰色经济”。而一些家庭计算调查数据也可参考：一九八九年波兰家庭平均食品支出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六，到一九九六年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八。近三年来私人小汽车销量每年增长五十万辆，而一九九九年头八个月就增加四十多万辆，再创纪录。在人口仅三千八百六十万的该国，这无疑是相当可观的。现在波兰三分之二的家庭有私车，其中百分之三十五的家庭不止一辆。
在所有制改造方面捷、匈、阿、波、斯（洛伐克）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罗马尼亚超过百分之六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达到百分之五十。在治理宏观经济方面也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北四国（波、匈、捷、斯洛伐克）的状况一直比较好。波兰的通胀率是一路绿灯的减下来，从一九九○年的百分之五百八十六降至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八点一，匈牙利从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三十降至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十，二○○○年将降至百分之十以下。捷克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均属中东欧国家的最低水平。地处南欧的保、罗、阿三国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因金融危机、假集资案等事件一度出现通胀、失业率上涨的反弹，进入九九年以来已恢复正常。总之，经过十年的私有化改造，成绩虽大小不等，但经济基本上都得到恢复和发展，波、捷、匈等第一方阵国家已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有效运作的市场体制，从而提高了竞争力和效益，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东欧在平稳发展，已很少有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以至于不少业内人士调侃说，今年若不是有“科索沃”，恐怕大家会忘了还有东欧存在。的确，它已变得更像西欧，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西行”是没错的。
只有俄罗斯传来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统计的经济总量已累计下降一半，关于寡头暴富与人民贫困化的谴责充斥俄传媒。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机更给俄罗斯雪上加霜。这些年来，关于俄将要发生饥荒、将过不了严冬、要发生社会爆炸等等的预言除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外几乎年年不断。但另一方面，与许多人关于俄罗斯“魏玛化”的预期相反，各方面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近一年来倒是出现了“中派化”趋势，安皮洛夫与日里诺夫斯基等极端派已不成气候，俄共与“家园”等左、右派也在衰落，而“祖国——全俄罗斯”和“亚博卢”等中左、中右派则影响上升，尤其在去年经济再现危机而叶利钦总统的行为又日益变得乖戾和病态的情况下，这种通常显示社会情绪稳定的“中派化”就更令人纳闷了。
于是，现在很多人对“俄罗斯之谜”感到困惑不解，有些学者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便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找原因，认为俄这个民族特别有忍耐力，有逆来顺受的文化传统。其实，说穿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民族差异、文化传统问题，而是宣传上有一定的误导。首先对“俄罗斯现状”要有客观的评价。如今的俄罗斯的确处于困境，尤其与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相比很能令国人沾沾自喜。但其实困扰俄罗斯的许多问题在中国不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乐观。例如俄社会如今最敏感的国有资产流失、拖欠工资、失业下岗问题等，中国决不比俄罗斯来得轻。只不过我们的新闻媒体习惯了“报喜不报忧”，老百姓无从知道罢了；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国人不以为这是个问题，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如今俄罗斯传媒充斥着关于“暴富的寡头和贫困的大众”的激烈抨击，那里的贫富分化也的确比许多中东欧国家更严重。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而言，按俄罗斯政府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一九九四年为零点四○九，一九九五年降为零点三八一，民间大多数专家学者估计得更严重些，为零点四○○至零点四○五不等（吉尼系数为“○”表示绝对平等，为“一”表示绝对不平等，在这两极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贫富分化越严重）。而中国大陆一九九四年据社会学家李强为首的一个课题组调查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按户计的吉尼系数为零点四四五，按人计为零点四三四。一九九九年据经济学家李实为首的课题组调查统计，按户、按人户、与按人计的吉尼系数分别为零点四○九、零点四四四和零点四四五。因此，哪里的贫富分化严重便一望而知。
关于俄罗斯经济滑坡程度的数字也是如此。如今俄罗斯逃税成风，统计外的灰色经济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俄的实际经济实力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并不像数字反映的那么糟糕则是肯定的。有人说，如今的俄罗斯是人人都喜欢把事情说得越坏越好，反对派喜欢说坏自是理所当然。自由知识界与传媒要张扬社会批判精神与迎合大众情绪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欢说坏——由于近年来叶利钦频繁更换政府，更换的理由自然是原政府不好，而新政府也喜欢宣传自己面临的形势如何严峻，以显示自己的回天无力。然而他们又总是位子没坐热便被撤换，来不及为自己评功摆好。当然，西方近年来与俄关系越搞越僵，他们也就越来越难得说俄的好话了。于是俄罗斯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坏，便很值得研究。以这些说法与喜欢说好的舆论相比较，就更须谨慎了。看来俄罗斯仍将艰难地继续她的转轨历程，直到柳暗花明。
财富的“图腾”
？ 陈彩虹
一九九九年《财富》全球论坛年会招引了国人的高度关注。全球五百强中有六十强首脑参加上海的年会论剑。电台、电视、网上、报纸等媒体蜂拥而至，大量的时间和版面让位于仅为三天的会议，将国人对于财富的向往心情激扬得可以。那几天，豪华的座机轰鸣于上海天空，一帮富可敌国的公司或集团纷纷报告出它们巨额的资产量，加上各媒体“透漏出了”这些公司老板们个人的巨额财富，大抵是只要有点心高且气血尚足的中国人，都会生长出这样那样的财富幻想——巨头们在论坛上的讲演与研讨，恐怕是由于强大的财力支持来得“金贵”而被争相报道。什么时候，咱也生长出几十个、数百个巨头来，或者说，自己就是一大老板，到下一届、再下届年会上以自己强大的财力背景来纵横捭阖？这是不是在说明当今世界上，“财富就是力量”？如果说，以往的《财富》论坛年会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遥远感，那么一九九九年的年会，则在国人心头有了相当的亲近，当然更是分量。对于部分中国人来说，甚至于着了迷。无形中，在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在本来就有着极大热情的财富追求中，一个“图腾”的形象更加清晰了，这就是对财富的高度崇拜。
中国人是过怕了穷日子的。当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满怀着“国强民富”的信念，展开了一场富国而后富民的财富创造运动。国人“忘我”地劳动将个人对于财富的追求融合于全社会财富的共同增长之中，民间普遍流传着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财富谚语，实则为那个时代关于财富创造与分配的经济制度的俗世之言。在广大的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解放而迸发热情的支撑下，在共同富裕的大麾下，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多年财富高速发展的历史。不论将其归结于什么样的发展动力与原因，就是在今天来看，那段历史也是有着清晰可辨的对于“穷日子”坚决摒弃和对于财富热切期盼的基本驱动。如果我们认定，那时的计划经济制度对于财富创造信念与热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激励和保护；或者我们认定，那时的计划经济制度虽然有着对于财富创造的某种不适应，但它终究没有抵挡得了新生了的劳动者对于财富创造的高昂热情，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将终极的动力划归到人们对于财富追求的根基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还是社会，我们从来就没有舍弃过对于财富的崇拜，财富一直就是一种我们内在的“图腾”。在我们时不时地诵读毛泽东的“落后了就要挨打”语句时，历史巨人心目中远大的抱负原来亦是俗世里最为基本的财富观。
当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演化、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而走入当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时，我们会发现国人升腾出来的财富崇拜，有着极为明显化和强烈化的趋势。由此一趋势来看文化大革命，这场已为千夫所指的罪孽历史剧，倒成就了国人对于财富光明正大而且是快速得很的祈求愿望。如果说，对于财富的崇拜本是世间人所共有的基本特性，而合其意来“生产和供应”相应的经济制度与政策则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那么，对于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就还有其奇特的“贡献”——它泯灭人性中最基本的财富欲望，制造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极至性渴望，一经获得财富追求的空间，那种对于财富的向往就如同狂风暴雨般猛烈而不可收拾。这应当可以用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如此之迅速地走向财富创造之巅，每年以平均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而傲视天下的过程。本来就不可能消灭得了的财富“图腾”，硬性地抑制而得到的结果是更大规模、更加猛烈地后续爆发，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性的力量。
正是这样的财富“图腾”存在，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书，你都可以在财富“图腾”的旗帜下理解相当多的事件，甚至于你也可以书写几近真实的历史，虽然写作者可能远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举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但在财富“图腾”之下，我们有着相当清晰的理读线索，这从早期的经济学学术著作都可以找到诸多的例证。马克思《资本论》所讨论的，就是在个人对于财富的崇拜而来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分配过程，剩余价值驱动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沿着如此线索走下去，你将清楚地把握一种历史的演进精髓。生活当然是理论的前提，又是理论的基本支持。人类社会生活中如此的财富“图腾”事实，从经济学的先圣们那里开始，“社会中人”很早就被学界确定了一种特殊的性格：“经济人”。人类的历史演化到今天，人们可以对“经济人”的假定说三道四，但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得了它。更值得加说几句的，是人类社会运用自己的智慧，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下，通过确定的组织形式，制定大量的制度与政策，促进社会在财富方面的巨大进步，在最大的程度上，将对于财富的崇拜，转化为对于财富的真实占有。
在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中，他认为，“获利的、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一版第７―８页）显而易见，韦伯在此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已经定了位的“经济人”的本性，而是要为自己论证资本主义的精神来自于何方，又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何作用作好铺垫。与以往观点有所不同的是，韦伯将人在“获利欲望”上的规定性绝对化起来，注入了基本“人性”的味道，舍弃了此等“欲望”对于历史阶段的联系，倒是将其他方面“精神”的东西，加入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对于韦伯的如此观点，当然会有种种不同的甚至于是强烈不同的声音。不过，不能否认的经验事实是，在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历史中，“获利欲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就是在视财富或追求财富为“粪土”的年代里，在我们每个有意识的人的心目中，都怀着一个“财富之神”，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