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自己犯了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原来他的文章竟有如此的漂亮。
只是说到漂亮，便不能不说到漂亮的标准，正如止庵说他是把自己归在“唯美”一路，而我们先要知道这“美“究竟是怎样的。止庵说：
“我对散文的看法更多的来自我的阅读，我自己努力不写成的那个样子就是我平常所最不喜欢读的，比如做作，浮躁，夸饰，滥抒情，青春气，言之无物，‘像煞有介事’，那样一批东西。希望自己写的与此正相反。我迄今写的都是随笔，觉得随笔乃是间离的文体，更重要的是在一种态度。我追求平和，淡远，含蓄，意在言外，有苦涩味，或者说是‘抒情的阻遏’。喜欢文章写得多少有点‘拙’，舒展，疏散，不要太紧太密，更不要什么起承转合；此外文体也要讲究些，但是更喜欢用减法而不是加法。我觉得散文语言的美是准确、朴素和精炼的美。我写作时间很短，产量也不多，到现在为止，这里说的都还仅仅是限于‘追求’。”
这段话出自《如面谈》的后记。说实话，这本书我是从后记读起的，而读后令人怦然心动，且一直读下去的，正是这样的一段话。这是他对“美文”的认识，而他也正是如此实践着。《如面谈》能够让人格外喜欢并且很感觉惊讶的，便是它敢于洗尽铅华，敢于写“无情”文章。文章能够这样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更需要“资本”。说“敢于”，是因为洗尽铅华之后，依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曰“抒情的阻遏”，而依然是有情。因此不假修饰的后面，必有一番“为学日益”至于“为道日损”的艰辛。“损”之后仍然是“腴”，最是一个难以达到的境界，也正如止庵所说“不加修饰，拿得出手的得真的是有分量的东西”，那么此中该有怎样的学力与见识打底呢。
止庵早年写诗，出版过诗集，题作《如逝如歌》。这是由感觉和兴象组成的文字，很可以表明他的诗人气质。但是在《如面谈》中却很少再有“诗情”，大约诗人的才情多半化作潜藏着的智慧。如此，平平淡淡的文字，才不觉得平，不觉得淡。
他更是极有艺术感受力的，和止庵谈《诗》，特别有这样的感觉。只是一旦命笔为文，却总是非常有节制，竟好像是求拙了。他自己说，是以拙藏拙，我倒以为，那是凡在可以见得出巧的地方，一定不用巧，更不必说故意讨巧。比如很是容易讨巧的结尾，止庵写来，从没有一个“起承转合”之“合”，也从不制造效果，而总是“止所当止”。如同不用问号，不用惊叹号，不用删节号，文章之“止”，也可以算作他的文字风格之一吧。《如面谈》里有《豆棚瓜架》一篇，写“豆棚”下边一二“於焉逍遥”的“伊人”“嘉客”，从容往来，又从容归去，末了说到：
“去年冬天父亲也故去了。此前他在北京治了一年半的病，又吃到了家里自种的丝瓜。父亲是生意很重的人，前不久我收拾抽屉，发现一个包得严实的纸包，上面有他工工整整写的‘丝瓜籽’三个字。这是去年秋天收集的，是他为今年留的种子。”
依然是止庵式的结尾，这几行文字也实在平淡得很，但是却把全篇中那种陶渊明式的旷达之感伤轻轻拢住。据止庵说，这一段记述原本是实录，只是偏偏“巧得紧”，于是后来干脆删掉。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过分，然而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节制，使他的文字始终能够保持很简净很纯粹的厚实。他舍得用减法，或者说他参透了一条“损”之道，所以他的文字之“腴”，真的是腴，即不是夸张，不是煽情，不是甜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反浪漫”，但却依旧网得住人世间那一点微末而深重的情分。
至于止庵说对语言的美“仅仅是限于‘追求’”，也是很实在的话。相识之后，我们常常一起谈文字，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谈的多了，有一阵儿竟至互相不能够看对方的文章，因为觉得离我们共同认定的理想境界都太远，大概能够达到理想的人真的是太少。我以为自己至今不乏向上之心，如今听唱“招隐”，更思清风明月，只是仍旧不能够舍得繁华，逢到一个“损”字，总还缺乏胆识和勇力，因此仅仅对着止庵的“追求”，便已足令我惭愧了。
独特的农民漫画家
？ 方 成
城市和农村，人们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同，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城乡间差距比较大，画家总是出在城市。尤其是漫画家。几十年前就不知道有农民漫画家的，只在新中国建立后，河北邱县出现一批农民漫画家，这批画家是陈跛子、李青艾夫妇带出来的。他们俩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一个漫画家群体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这个群体称为“青蛙”漫画组，成员都是白天下地劳动的农民。这个漫画组的出现，在国外漫画界中也成了新闻。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画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事，因此在艺术上充满朴实而纯厚的底韵，生动感人，生活在城市的漫画家是画不出来的。漫画有语言功能，不是一般语言，而是俗称为俏皮的也就是颇为谐趣的说法。在日常生活中，现成的习惯语里多的是讽刺话，表扬、称赞的话直说就成，不须拐着弯说俏皮话，现成的歌颂性俏皮话极少。漫画就常引用现成的讽刺话，如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狗改不了吃屎”、“老虎屁股——摸不得”之类。所以漫画利于讽刺，而不善于表扬、歌颂，漫画家也很难画出有幽默感的这类漫画来。但看这两位农民漫画带头人的作品，就有多幅动人的歌颂性漫画。几十年来，我国农村变化很大，他们身历其境，感触深，就动手以朴实激动的心情画了出来，很感人的。他们俩是一家人，不仅独自创作，也常以“陈与李”署名建立家庭创作互助组。真个是天作之合，在漫画界还是首例呢。这个漫画组的作品集《青蛙漫画》，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谈颓废
？ 闫 妮
周作人的颓废观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的，他所言说的颓废在我以为是一种生命的极致，是超越了一切文明与束缚的无遮掩、无伪装、无面具的人性本真状态。
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或者说在日常习惯的概念与心理中，“颓废”似乎是一个灰色的字眼，是一个贬词。这与我们的国民性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向来对与生命本体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加以排斥，似乎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最懂得生命的意义，懂得进取以及阳光灿烂的真谛。于是我们的生活就像死水一潭，无波无纹，无颓废的大悲大喜与野性的美。我们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于是失去了真正生命所带来的幸福的光源。
在我以为，颓废是坚守的最后堡垒，是个人真性情的体现方式，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颓废证明我不人云亦云能感觉到生命最本质的缺陷与痛苦的根源。颓废证明我尚有感觉尚有思想尚有独立的意识，能让我感知自身的存在，在生命的释放与隐秘之间呼吸自由的空气。是的，颓废是一种疯狂，它使人丧失理智与秩序，但正因为如此，它是我们得以回归原始人性的一种方式，所谓“高尚的野蛮人”似乎就是如此。它是保持个人精神之自由向现实世界抗拒的最好方式之一，是绝对的、个人的精神空间，是一种感性的释放与欲望。颓废并非颓败，正如疯狂并非堕落一样，颓废是一种状态，真正生命的状态。它是一个人向本真生命回归的一种方式，它代表着真正的美。他不愿走仕途之路，他需要的是精神真正的自由。而颓废本身无一例外，又是生命自由的绝妙状态。相对于充满虚伪与伪道德的现实社会，贾宝玉的颓废与“不进取”正是他寻求生命的最好写照，是他对传统道德约束与压制的最好反抗。他个性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奔放的结果自然是他对封建贵族主子生活的看透、厌倦、高度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而这又是与鲁迅先生的自省精神相一致的。
贾宝玉的颓废又是与“情”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也不过是对他与生俱来的巨大空虚和恐惧的一点弥补，以情之死填空虚与恐惧之海，这未尝不是人生的大境界。宝玉要的是自由而非束缚，他的颓废也是其真性情的表现。而我们所言的颓废境界，正是以自我之“情”抗世界之“不情”。
鲁迅先生说：“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颓废中深思熟虑，暗暗地寻找最后的方向，这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是一致的。我们需要颓废，尤其这个时代，更是缺少生命力，缺少作为一个人本该有的情感，生命的表达方式。而颓废正是表达自我，宣泄情感，释放生命，与生之青春、青春之生融和的最好方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拯救。
而“颓废”一词的真正含义在于人的原生态，一种不受任何人为因素破坏完全真性情的状态。它是美的极致。不矫揉，不造作，原生态的美，枯萎的美，真生命的美，颓废的美。因此我称之为“唯美的颓废”。
颓废是与中国人的“中庸”生活方式抗争的一种方式，中国人既无生之欢乐又无生之恐惧，不死不活，造成了整个民族的平庸化，而颓废正是帮你探求生命的最终意义与归宿的一条途径。它是绝对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颓废中有生之欢乐也有死之恐惧，大悲大喜，这才是生命的极致。
想起“反西凉”（外二则）
？ 韩 羽
读《世说新语》：“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
王东亭的“术”，“似曾相识燕归来”。想起来了，曹操来过这一手。
曹操离间马超、韩遂。轻服匹马独邀韩遂出阵。二人马头相交，曹操且不言战，只把从前旧事说个没完，足有一个时辰，还说罢大笑。马超问韩遂曹操阵前所言何事？韩遂说：没说什么，只是叙了叙旧。果然，马超对韩遂顿生疑心。记得小时看草台班演唱《反西凉》，剧中的曹操被马超赶得割须弃袍抱头鼠窜的狼狈样儿，固然博人开心大笑，惟少了这一传神之笔，无异画龙没有点睛。
看《乌龙院》有感
同一个宋江，在梁山英雄好汉眼中、是众望所归。可在一个小女子阎婆惜眼中，是狗屎不如。看来人的价码有如股票，时涨时跌、猛涨猛跌。
记黄公题《白蛇传》
一九七七年，黄公（苗子）题拙画《白蛇传》：“无情无义无肝胆，要他何用将他斩，一做二不休，休将刀下留。乞怜还乞恕，跟着妖婆去，岂是两情投，无非怕砍头。”
本是小青、白娘子、许仙声腔状貌，一忽悠幻化作另副嘴脸。这嘴脸，酸甜苦辣，难言之矣！按图实难索骥，解人自能妙悟。比《白蛇传》更是好看百倍。
推荐一本好书
？ 牧 惠
虽然在广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过几十年，但是，对于农村，我老有一种割不断的感情。那原因，同我的生活经历大有关系：少年时代生活的小镇本身就是半农村，抗战时期我曾有一年多时间在农村里度过。解放战争时期将近两年的武工队生涯更使我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契娘”和战友。建国后，当区干部固然天天同农民打交道，后来逐级上调一直到省里，我的工作时间仍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在农村。此外，我还到阳江海陵岛当了好几个月的下放干部，同农民一起填海、耕作。调到北京后，搞过两期“四清”，呆过八年干校，都住在老乡家里。相对来说，虽然住在城市，对于工厂、工人，我却非常生疏。这使我养成了一种对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感兴趣的习惯。贵州的朋友给我寄来一本潘年英写的《扶贫手记》，在信中说我肯定会感兴趣。他没有说错，诉封后我就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一读再读，在电话里向朋友谈这本书。我感到，这本由一位亲身参加一年扶贫工作的人类学者写出来的手记，确实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对于那些在领导岗位工作的干部来说，更是如此。前呼后拥的接送、事先准备好的汇报和典型，“睡在四个轮子之上的走马观花”……在他们同农民和农村之间造成了一层层难以突破的隔膜，使他们未必真正了解今天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这位人类学者想到的问题，对他们也许十分生疏。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特别使我一新耳目的是对什么是真正的“贫困”的有关论述。在我的观念里，“贫困”无非是每人平均年收入低于多少元这样一个概念。其实这种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统计不能真实地把握贫困的实质。作者举出不止一个例子说明，富裕与否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住房条件、人际关系诸多方面的综合指标。在月亮山区计划乡，一九九二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五十二元，确实十分贫困。然而，这里却有着世界上最清洁的空气和水，人们在沿袭下来的古老文化系统里歌舞欢爱，享受一种格外自在和自由的人生，人们普遍地善，生命长寿（一九九二年普查，月亮山区有二十五个百岁老人）。这应当说是一种“富有”。
如此这般地谈“贫困”与“富有”，并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当然更不是说就得让它如此贫穷下去。“贫”固然应当“扶”；但是，这种“扶”首先不应破坏人家原先的“富有”。因此，应当“确立文化平等的观念，即不应先入为主地片面看待异文化，然后对所欲改造的异文化做科学的调查和研究，以便从中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如果“贸然采取一厢情愿的输入方式”，来一个“改造你‘没商量’式的硬投资和强输入”，那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越扶越贫。国家花了一百○八万元“扶”一个只有两百余户两千多人的小小瑶山乡，几年之后，瑶山却贫困依旧，生活依旧。支援的山羊由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