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早年分析造成危害问题，我可告诉你，第一个接受到这一试验的孩子——那是大约二十年以前的事——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健康、能干的年轻人。
他安然无恙地顺利度过了青春期，尽管他出现过一些生理上的严重创伤。我们可以指望其他早年分析的“受害者”
也不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种儿童分析中有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很可能将来会变得更为重要。
从理论角度来看，他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些在成人分析中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儿童分析而得以澄清，从而使分析者避免犯一些或许一时对他有用的谬误，只要在那些导致形成的因素正实际起作用的时候偶然抓住它们，后来就再也不会搞错了。
诚然，为孩子的利益着想，分析影响必须与教育措施结合起来。
这项技术仍然有待改进。
但是，一旦我们观察到我们的许许多多孩子在发育过程中都经历过一个明显的神经症阶段，这就产生了实际的利益。
既然我们已经学会怎样观察得更敏锐，我们就禁不住要说，儿童的神经症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仿佛是从婴孩先天的生性通向文明社会的通路上能够避免的现象。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童年神经症阶段是自发地克服的。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很规律地在一般的健康成年人身上留下痕迹吗？
另一方面，在那些后来患神经症的人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与童年疾症的种种联系，虽然当时不一定十分明显。
我相信，如今有些医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童年时代遭受过结核病的侵袭，这正和我刚才说的情况相仿。当然，在神经症的情况中免疫因素并不起作用，所起作用的只是预定因素。
让我们再回过来考虑你关于确凿性的问题。根据对儿童的直接分析考察，我们已经相当普遍地确信我们对成年人讲述的童年经历进行解析是正确的。不过，在相当多的实例中，也有可能得出另一种确信的证据。从某些患者的分析中获得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构造出他们童年时代的某些外部经历，某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虽然患者本人并未保存对这些事件的意识记忆。后来，由于某种偶然的巧合，或根据从父母或保姆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得以获得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我们所推测的那些事件果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然并不经常出现，但一旦出现，就会产生极为有效的作用。
你必须明白，这种遗忘的童年经历的正确重新构造总是具有极大的治疗效果，无论能否运用客观的证据来证实。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当然是因为它们发生于这样小的年龄，发生于它们还能对虚弱的自我产生创伤影响的时期。
“这种必须通过分析来发现的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能对儿童性蕾期生活产生永久影响的事件——例如见到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或自己与成年人或与另一个孩子的性经验（这类事件并不罕见）；此外又如无意中听见一些谈话，使这孩子认为自己能由此得出关于神秘、离奇事件的结论——无论是当时就明白了，还是经过深思才明白的；或者还有孩子自己说的话或做的事，表现出对别人的爱慕或敌视的态度。在分析中诱导出关于患者自己遗忘了的以及被成年人阻止了的童年性行为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我有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现在你的话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儿童的这种早期‘性行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照你所说，它在分析以前总是被忽视的。“
奇怪的是，这种性行为的规律性的、根本的部分并未被忽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要忽视这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儿童的性冲动主要是通过摩擦自己的生殖器——更准确地说，是男性生殖器——这一自慰方式表现出来的。
这种异常普遍存在的孩童“顽皮”形式，成年人每时每刻都知道，并被视为严重的罪孽，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请不要问我人们怎样才能把这种儿童不道德倾向——据儿童自己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能从中获得快乐——的观察结果同所谓儿童天生纯洁无邪、毫无性意识的理论统一起来。
你必须让我们的反对者去解开这个谜。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幼年期性行为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知道要是抑制这种性行为将担负什么样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敢听任其毫无束缚地自由发展。
在文明水平较低的种族，或在文明种族的较低层的圈子里，儿童性欲似乎是放任自流的。
这很可能为防止个人后来的神经症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
但是，这是否同时也造成了文化成就能力的巨大丧失呢？有很多迹象表明，在这儿我们遇上一对新的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①。
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性生活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
①希腊神话中一对长生不死，凶猛强悍的女妖。——译者注。
为鼓励淫荡行为造成了有利的气氛——这正是我冒昧想留给你自己去判断的问题。
五
“我相信我能理解你的目的。你是想要让我看到，为了从事分析必须具备哪一种知识，以便我能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才有权利这样做。
不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同医学有关的东西，大部分是心理学，还有一些性生物学。
不过，我们也许还没有谈论完吧？“
绝对没有。还有不少需要填补的空白。我能提一个要求吗？请你描绘一下你现在对分析治疗是怎么看的——就像你自己必须进行一次这样的治疗一样——好吗？
“不用说，这是个好主意！
不，我根本不是想用这样一种试验来解决我们的争议。
只是为了让你满意，我才愿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责任应由你承担。很好。我不妨假定有一位患者来找我，向我诉说他的病状。我向他担保说，只要他听从我指示，恢复健康，或病情好转是必然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把他所知道的以及他所想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即使有些事不宜说出口也不要隐忍不言。我这样做合乎规则吗？“
没错。你还应该加上一句：“即使他所想到的似乎很不重要，或者莫名其妙。”
“好，我添上这句吧。然后他就讲述起来，我便听着，再往下呢？
我从他对我讲的话中推导出他一直压抑着的那种印象、经历和愿望，因为他是在其自我还很虚弱的时候遇到这些印象、经历和愿望的，并且害怕它们，而不是正视它们。
当他从我的话中了解这一情况时，他便又使自己返回原来的情境，然后在我的帮助下逐渐认清真相。
他的自我所受的局限逐渐消除，最后他便治愈了。这样对吗？“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又一次看到人们能够有机会指责我把一个不是医生的人变成了分析者。你已经完全令人满意地掌握了这种疗法。
“我只不过是把从你那儿听到的重复了一遍罢了——就好像这是我牢牢记住的东西似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想象我应该怎么做，而且我也根本闹不懂这样一项工作为什么竟要每天进行一小时并持续那么多月。
说到底，平常的人一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而且童年时期所压抑的内容很可能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如果要真正从事分析，你还得学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
譬如说：你根本不会发现从患者对你讲的话中推导出他已遗忘的经历和他所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对你说的一些话起初你听了也和他本人一样不知所云。你不得不打定主意用一种相当特殊的方法去看待他遵循规则传送给你的那些材料——仿佛那是矿石，必须用一种特殊的工序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的含量。
你还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很可能从好几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极少你所寻找的宝贵材料。这可以算是我们解释分析治疗持续较久这一特征的第一个原因。
“可是怎样对这些原材料进行提炼呢？”
你可以假设患者的述说和联想只不过是你所寻找的材料的变形物——也可以说是一些暗示，你必须猜出其隐藏着的含义。
总而言之，这种材料，无论其实际内容是记忆、联想还是梦，都必须首先得到解析。由于你具有专门的知识，你在听的过程中就会在头脑中形成种种预料，从这点来看，你当然会对这些材料进行解析的。
“‘解析！‘多么令人讨厌的词！
听起来就叫人不喜欢；它使我完全丧失了确凿性。
要是一切都取决于我的解析，谁能保证我的解析正确无误呢？
这样看来，终究还是一切都听凭我随心所欲。“
且慢！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糟糕。你为什么偏偏要把你自己的精神活动从你在别人的精神活动中发现的法则中排除出去呢？
当你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并且掌握了某些能自由支配的知识时，你的解析就会脱离你的个人特性而击中要害。我并不是说分析者的个性在他的这一部分任务中是无关紧要的。一种善于听出无意识的和被压抑的内容的敏锐力——这不是每个人都同样具备的——显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而且这里我们首先还得要求分析者恪守职责，通过对自己的深入分析而使自己能够不怀任何偏见地接受分析的材料。诚然，还有一个现象也不能忽视，亦即相当于天文观察中的“人差”的那种现象。这个人因素在精神分析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将起到更大的作用。一个不正常的人完全可能成为一名严谨的物理学家；但是作为一位分析者，他就会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无法看清未经扭曲的精神生活图景。既然谁都不可能向别人论证自己的不正常，因此要在深度心理学的问题上达到完全一致是格外困难的。
事实上，有些心理学家还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认为每一个傻瓜都拥有同等的权利，把他的愚蠢当作智慧表现出来。我承认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更为乐观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经验已告诉我们，即使在心理学领域也是能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去克服。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析技术中也有许多像其他任何研究材料一样可以学会的东西，例如那种通过象征间接表现的独特方法，等等。
“行了，我再也没有从事分析治疗的任何欲望了，连做梦都不想干这种事。谁能说得准我还会遇到别的什么意料不到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念头是完全正确的。
你已看到，做这项工作还需要多少训练和实践啊。
等你作出了正确的解析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你的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向患者传达你的解析内容，否则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怎样才能总是看准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它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趋于完善。如果你一作出解析立刻就往患者的脑袋里塞——也许是为了缩短分析过程——你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你就会促使患者表现出抵抗、拒绝和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掌握被压抑的材料。
正确的做法是：等到患者已经非常接近被压抑的材料，只需要在你所提供的解析引导下再跨出几步就能大功告成时，才让你的解析发挥作用。
“我想我是永远学不会这项工作的。不过，假如我在解析过程中遵守这些规则，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呢？”
然后你就注定了会发现一些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例如，你受了患者的蒙骗；你根本不能指望得到他的配合和依从；他会尽其能事地在你们的合作道路上随时设置种种困难——总之，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真的，这可是你到现在为止对我说的最荒唐的事。而且我也不相信这样的话。
患者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如此伤心地诉说他的痛苦，为了治疗而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可你竟说他丝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不用说，你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冷静一下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真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无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部分真理。
患者想要治愈，但他又不想治愈。
他的自我已失去协调，正因如此，他的意志也已失去协调。要不是这样，他也就不是神经症患者了。
“‘倘若我明智，我当不是退尔！‘“ ①
压抑内容的衍生物闯入了自我，并在那儿安顿下来。
自我对这些衍生物正如曾经对实际压抑的内容一样无法驾驭，而且一般说来对它们一无所知。
这些患者确实具有奇特的性质，他们造成了我们还不惯应付的困难。我们的所有社会机构都是为那些具有协调、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而这种自我是可以按好与坏来分类的，它不是完成自己的职能，就是被一种强大的影响完全征服。因此从法律上就可以分为：负责与不负责。
这些区别全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
我们必须承认，把社会要求运用于他们的心理条件是有困难的。这在上次大战期间有过大量的实际经验。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
①指席勒《威廉。退尔》中的主人公退尔。——译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们当作装病逃差者对待，使他们在疾病中不得安宁，他们就会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