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美国也有一个备受尊敬的神经病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Ｅｎｏｕｇｈ）的文章以反对阿德勒，其中对个人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深表厌恶。但是，如果说别人对个人心理学更为友好的话，那显然是与他们同精神分析的对抗大有关系的。
至于其他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去的流派，我就无
①华伦斯泰（１５８３—１６３４），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注。
需详述了。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亦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你们只需考虑到：有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他们使得精神分析难以为许多人所接受，以致这些人不能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只需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同格言所正确主张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
当观点的分歧超出某种关节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然后沿着我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而当理论上的分歧包含了某种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假定某个分析者①不重视患者个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是仅仅从他当前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去寻找神经病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将忽视对童年期的分析；他必将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势必凭借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种特殊的生活目标，来弥补缺少患者童年期种种经历这种遗漏。
对此我们则将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学派，不过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或者，其他某人②可能主张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播下了后来所有精神障碍的种子。
因此，在他看来，仅仅分析这种单一影响的重要性，并向病人断言三四个月的疗程就能获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这两个实例产生于正好相反对立的两个前提。这些“脱离主义运动”的共有特点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课题
①这里暗指荣格（ＣａｒｌＧｕｓｌａｖＪｕｎｇ，１８７５—１９６１，瑞士精神分析者，原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信徒，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中译注）。——英译注。
②此处指兰克。——英译注。
之一，以此为根据使自己独立出去。例如，它们有的选择支配本能（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ｆｏｒｍａｓｔｅｒｙ），有的选择道德冲突（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有的选择母爱（就其重要性而言），有的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你们认为精神分析历史中的这种脱离现象，如今似乎变得比其他理论运动中的脱离更加严重，我不敢肯定我会同意你们。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那些存在于理论观点和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时期容忍的。可是人们却喜欢谴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
这种邪恶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就是我们与那些见解不同者断绝了关系。
除此之处，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脱离者的事。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境况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他们自脱离了我们之后，通常也就摆脱了一种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它可能是婴儿性欲的臭名声，也可能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在周围人看来，他们还是值得尊重的。至于我们，则仍然被世人所鄙视，仍然背负着上述重担。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把他们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①。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难道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这将使我们防止自满的危险，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确实是像他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宽宏大量’的，我们固然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那
①这个例外可能是指斯特凯尔（Ｓｔｅｋｅｌ）。——英译注。
没有关系。
你们很可能正像我们一样也是正确的。
归根到底，谁能知道谁正确呢？
请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不仅与你们对抗，而且也阐述你们的观点。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为你们所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吗？“
也许在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完全滥用之后，上述说法将显然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
但在目前，我们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仅限于提出我们的自己的信念，并甘冒犯错误的危险。
因为错误是不可能防止的。
我们拒绝与我们相矛盾的见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
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运用它，以改变我们的观点。
B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之一，就是指导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我们把这一学说付诸实践而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
其他各种具有客观性质的运用，则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我们的最初目的当然是为了理解人类心灵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次值得注意的经验已经表明，在这个领域中，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的道路①。长期以来，这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然而后来我们却发现，在病理学过程与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各
①指勃洛伊尔（Ｂｒｅｕｅｒ）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见《引论》第十八讲。——英译注。
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这样，精神分析就变成了深层心理学。
加之没有心理学的合作，人类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的事情就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就主动地把精神分析运用于广阔的知识领域，特别是心灵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的理论前沿，与其他学说进行交流。然而，这些任务不幸遇到了各种植根于同一环境中的障碍，它们甚至迄今亦未克服。
这种运用的先决条件是掌握有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分析者却缺乏这种知识；另一方面，那些掌握了专门知识的人，即有关领域的专家，却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而且可能也不想知道什么。结果精神分析者只好作为业余爱好者——他们只具备往往是仓促准备起来的不太充分的条件——游览了诸如神话学、文明发展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该领域的专家所作的研究，一般说来并不比外来者更出色。
这些外来者运用的方法和所发现的东西，当引起人们注意时，最初总是被否定的。不过这方面的状况不断地趋于好转。每个领域都在产生着一些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运用于他们所研究的专门学科，并作为外来者取代该领域的拓荒者。
我们在这里可以期望获得大量的新发现。
同时，精神分析的运用总是进一步巩固了它自身。还有一点，只要科学研究距离实践活动较远，那种势在必然的观点分歧所采取的形式，无疑就将较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使你们了解精神分析在心灵科学中的一切运用。
对于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来说，这些运用都是值得知道的。况且，有一段时间不让你们听到关于变态和疾病的内容，也是一种很有必要的休息。
可是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
因为它曾经一再使我们超出了这些讲演的范围。我还必须老实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是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的几个方面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我今天已不再能控制整个领域了。
我必须做大量的研究，以便真正掌握从我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就。你们当中对于我的这一谢绝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刊物《意象》（Ｉｍａｇｏ）中去寻求弥补。这个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各种非医学性质的运用①。
B但是，有一个课题我却是不可能这么随便就略而不谈的。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非常熟悉，也不是由于我为它付出了很多心血。恰恰相反，我本人几乎完全没有关心过它②。我之所以必须提到它，乃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它充满着关于未来的希望，并很可能是所有分析活动中最重要的。
这个我正在考虑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方面、在培养下一代的活动中的运用。令人欣慰的是，我至少可以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ＡｎａＦｒｅｕｄ）③已把这一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已
①见《引论》第十讲，载标准版。——英译注。
②虽然这很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关系的最长的一次论述，但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论述以外，他在“小汉斯”病例的第三章第三节中也极为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在为普非斯特尔（Ｐｆｉｓｔｅｒ）和艾赫洪（Ａｉｃｈｏｒｎ）分别所著的两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谈到这种关系。 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关于儿童的性启蒙》的主题，它在《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一文的第四节末段中又被提到，对该问题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幻想的未来》第九、十章中，起因是谈到了宗教教育问题。——英译注。
③安娜。弗洛伊德（１８９５—？）自我心理学（Ｅｇ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她强调自我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中译注。
在这一方面弥补了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运用的途径不难找到。当我们治疗某个成年精神病人，追踪他的症状的决定因素时，我们常常被引回到他的童年时期。
无论对于认识病症还是制造疗效来说，我们关于病人童年以后时期的各种致病因素的知识，都是不够用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去了解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到一些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可能认识的事物，因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被认为是有关童年的见解中的错误。我们确认童年时期的最初几年——大概一直到五岁——具有特珠的重要性，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代，它遗留下来对于成年人的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各种诱使性因素；其次，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了幼稚的、脆弱的自我，像创伤那样折磨着自我。
自我不能躲开这些情感的风暴，只有靠压抑的办法才能避开它们。
童年期的自我就在这种状况中，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各种疾病和功能失调的倾向。
我们发现，童年期的艰难在于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几千年变化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对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对社会的初步适应。
儿童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实现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则要借助于教育①强加给他，我们对于儿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感到诧异。
在这些童年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病相等的状态，而那些后来产生了明显疾病的儿童则尤其如此。某些儿童尚未进入成年就产生了
①德文为“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在本部分均译为：“教育”。该词比英文的“教育”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培养”。——英译注。
神经性疾病，结果给他们的双亲和医生造成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分析疗法应用于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病症状的儿童，还是应用于尚处在性格发展不顺利阶段的儿童，我们都没有什么顾虑。我们的反对者担心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会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分析治疗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儿童患者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我们从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测的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历史材料）。而儿童从这种治疗中则受益匪浅。事实上对于分析治疗来说，儿童是极为适宜的对象；他们的疗效既彻底又持久。当然，为成年人设制的医疗技术需加以很大改变，方可运用于儿童。
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相去甚远。由于儿童尚无超自我，故自由联想（ｆｒｅ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方法远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移情作用（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亦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因为真正的双亲仍然处于负责的地位）。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内在的抵抗，在儿童的场合则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难所取代了。如果儿童的父母使他们自己成为儿童抵抗分析治疗的工具，则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会经常受到威胁。
所以，把对儿童的分析，与对其双亲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下述情况减小了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之间的必然差异，即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众多的婴儿特征，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适应于他的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儿童分析的技术。儿童分析很自然地变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领域，这种局面无疑将牢固地保持下去。
对大多数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病阶段这一事实的确认，产生了一种正在萌芽的卫生学要求。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儿童没有显示出精神失调的迹象，作为一种保护其健康的措施，对他采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们不等到发现儿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时就给他注射白喉预防针那样？
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仅只具有学术意义，我在这里是可以大胆考虑它的。
对于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个建议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伤天害理的行为。考虑到大多数位于父母立场的人对分析法的态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行的愿望。这种针对神经病的预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