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巴特勒少校说，三番五次的轰炸才使得共产党方面提出抗议。
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军向安坪附近的共产党军队发起了进攻。月底前，几个军调处的战场工作组不得不撤离，实行持续停战的努力化为泡影。共产党开始退出工作组，进而缩小了实现和平的机会。国民党也退出了工作组，只剩下美国人成为无权的观察员。
美国代表华尔特·罗伯逊公开抗议国民政府代表蒋介石违反了休战协议。在7月23日给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抗议中，罗伯逊说，袭击、轰炸和侦察直接针对军人和平民。除非这些行动停止，罗伯逊害怕将来为工作组运送物资的飞机可能被击落。这将危及在延安的美国人的安全，所以需要有正确的空袭警报。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分不清轰炸机与运输机，这就要求北平执行部发送一个实用手册和一些照片过去，以便教他们辨认不同型号的飞机。
1947年1月，执行部的几乎所有活动都停止了。2月6日，执行部被解散。职能部门重命名为〃对华联络处〃。所有的美国人做好了立即撤退的准备。作为给共产党的最后一次服务，执行部把曾经用做确认执行部战场工作组成员身份的官方文件赠送给了延安图书馆。北平执行部还不断收到美国人从延安收集的共产党宣传材料的复印件。
当使团准备关闭时，形形色色的新闻记者继续访问延安。他们一见到延安的任何美国人总是问这问那。美联社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读者文摘》的弗雷达·阿特利、同为美联社的约翰·罗德里克、《纽约时报》的提尔曼·都丁（TillmanDurdin）、法新社的朱利斯·乔森（JulesJoelson）和来自太平洋关系学院的路易斯·罗星格（LouisRosinger），他们是这一时期来延安的记者。当国民党炸毁B…24飞机的时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好在延安。她写了一篇文章以目击者的身份描述了她〃听到〃和〃看到〃的。事实上，她既没有看到袭击也没有听到轰炸，目击者是杨照辉，他从气象塔上目击并拍摄了这个事故的照片。
英国作家罗伯特·潘恩（RobertPayne）于1946年6月来到延安。他参观了延安大学。在返回的路上，他的司机把车开下了悬崖，正好落在悬崖向外突起的部分。吉普车不偏不倚地坠落在恰似悬崖〃鼻子〃的部位。如果汽车掉到悬崖底下，潘恩和他的司机将被摔死或者受重伤，但是中途他们掉在了悬崖的斜坡上，吉普车钻进了一个猪圈，撞死了两头猪，汽车严重受损，但是潘恩和司机只是受了皮肉之苦。另一次，翻了一辆卡车。两次车祸都是因为司机缺乏控制军用车的经验所致，观察组遇到严重的运输问题，因为1946年4月大多数成员撤走时把卡车、无线电、发电机都给了共产党人。
这次事故之后，朱德将军问杨照辉是否需要一辆卡车自用。杨照辉没有反对，但是提醒说：中国人不能开着车到处兜风取乐。他建议他们做一个集中定期维修保养汽车发动机的池子。他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六个月后汽车将报废。
杨照辉在1946年被分配新任务，指挥联络组的任务首先传给了巴特勒，而后又传给了约翰·雷克（JohnLake）中校。雷克和巴特勒继续同共产党工作人员举行定期会议，获得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部署。11月1日，约翰·塞尔斯上校接替作为指挥官。人员不断减少的工作组继续协助飞机从南京或北平飞延安，试着同不断反抗的共产党增进友善。社交活动照样进行，但是有时他们很困难，不像先前那个样子了。一次，当杨照辉看共产党安排的一场演出，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一开始表演，他们的话就充满了反美的宣传。一会儿，这四个人出人意料地唱起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军队撤出中国去〃！杨照辉笑了，他对着舞台摇了摇手指，于是他的主人知道了他不喜欢受到猛烈抨击。然而，他的耳朵开始发热，在共产党狂热者中他作为惟一的美国人感到极不舒服。
不规律的物资供应和邮差业务在最后一年严重困扰〃迪克西使团〃的生存。杨照辉不断抱怨：美军已经把他和他们留下的几个人给忘了。一次他发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提醒北平的执行部，因为他们提供的是汽油而不是柴油。如果没有柴油，在48小时内，无线电台将关闭。由于这一岗位的主要目的是通讯联络，执行部对他的提醒给以回复，派一架专机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燃料。
又有一次，杨照辉不能让执行部换掉一个坏了的发电机，他乘送信的飞机亲自飞往北平，告诉飞行员他的困境。飞行员说，他计划在北平待两天，之后他要飞往上海，在那儿他才能很容易找到发电机。杨照辉相信这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亨利·白瑞德（HenryByroade）将军，北平执行部的最高司令官发现他没有得到命令就来北平。他召见杨照辉去他的办公室，严厉地斥责了他。杨照辉怀疑北平执行部的人员担心他为未来贮藏供应物资，或者为了以后卖掉它们而赚钱。他在北平也注意到国民党的秘密警察跟踪他。可能因为他是从共产党的中心来的吧！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7）
被安置在这个岗位，杨照辉也忍受着单调乏味，因为手头几乎没人，也没有事可做。有一段时期，他是留在延安的惟一的美国人。大雨让住地的院子长满野草，杨照辉担心这个地方太难看，于是让几个人把草拔掉。他饲养的几只小鸡在共产党人的农场中也长成大公鸡，这让他非常高兴。他有充裕的时间，让妻子寄来成套的飞机模型，他能组装起来，逗附近的孩子们玩。他开始撰写1936年红军长征的历史。当1946年9月他被重新分配任务时，他已经采访了一些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人。
就个人层面而言，共产党人和驻守在延安的美国人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尤其是杨照辉，他汉语说得很流畅。然而，美国人知道，决定成为新中国领导者的人与美国的关系有多么紧张。1946年10月上旬，共产党人贴出一条标语，中国人把它叫做〃美国人从中国滚出去〃，张贴着宣传美国人在中国的恶行的〃可怕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标语。这场运动7月已经开始，在下半年不断升级。
然而，尽管关系不断恶化，仍然有社交接触，有不同种类的娱乐和宴会，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迪克西〃。这包括联络组举办感恩节的宴会，有几个重要的中国人和美国记者参加。在1946年底的圣诞节，美国人和中国人举行了一个晚会和晚宴，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地区的美国人表示感谢。毛和朱两家人以及其他共产党要人也参加了，元旦时也举行了晚宴相互感谢。
杨照辉同共产党人一起打过几次桥牌，他说，他们是热情的初学者。杨照辉还把他妻子寄来的玩具和布娃娃送给经常来这里玩的共产党人的孩子。联络组的其他人也给共产党人的小孩玩具。在杨照辉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说：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非常聪明，一点儿也不娇气。一天晚上，小李讷坐在杨照辉的腿上一边看电影，一边吃西瓜，西瓜汁不停地流下来。由于李讷经常在太阳底下玩，头发晒黄了，李讷的妈妈把她的头发剃光了，说这样头发再长就黑了。
只要〃迪克西使团〃一直在发挥作用，他们就坚持与共产党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当执行部于1947年2月5日正式关闭时，美国人还帮助共产党人从北平和南京撤回延安。飞机继续为这里提供服务。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员照样有来有往。在这些人中，从北平来的主要联络官参观了延安，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吃了午餐，并在延安转了转。
3月1日，〃迪克西〃剩下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一起去打鸟。那晚，中国人做了晚饭招待他们。尽管决定这作为与联络组的告别晚宴，但是他们收到从北平来的信件，命令他们继续待下去，直到国统区的所有共产党人全部被空运回延安。接下来的几天里，飞机载着共产党、新闻记者和上万吨共产党的货物、医药物品、联合国救济和工作中心（UNRWA…UnitedNationsReliefandWorksAgency）的医生到达延安。这些飞机一般是在当天到达延安后就离开延安，但是如果飞机当天不走，机组人员就在〃迪克西使团〃的大院里过夜。
1947年3月8日，所有记者和联合国救济和工作中心的医生离开了延安。两天后，因为国民党军队袭击陕甘宁边区，朱德将军宣布这一地区处于完全紧急状态。他通知美国人，延安机场预计在3月11日被毁掉，建议那天运输机早点儿起飞。因为这架飞机是联络组与外界联系的惟一渠道，塞尔斯上校决定这次把联络组移到南京。作为最后一次任务，他安排为共产党人广播在中国东北被共产党人抓住的瑞格（Rigg）少校和助理武官科林斯（Collins）上尉何时到达哈尔滨。叶剑英将军发布了恰如其分的命令通知司徒雷登大使：这两个官员在到达哈尔滨后立刻被释放。
1947年3月11日上午8点，所剩无几的延安联络组成员全部飞往南京。他们的离去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直接接触结束了。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时，他们从飞机舷窗观望地面。正如所预想的那样，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在机场上挥手欢呼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