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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内阁已经推荐马歇尔接替赫尔利驻华大使的职位。同时，其他许多人也认为马歇尔是很好的人选。他是一名英雄，与国内的党派政治毫无瓜葛；他是深得人们信赖的军人，不会把美国牵扯到一场愚蠢的战争中；他是个人物，可能不会被指责为背叛中国。新闻界推测，马歇尔可能在对华政策方面做些调整。并猜想接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Byrnes）成为下一任国务卿的人选非马歇尔莫属。
然而，有些人像艾利斯·彼得逊（EllisPaterson）议员则谴责道：马歇尔根本不了解中国，他只是一介武夫，而不是一个外交官。事实上，彼得逊的批评却表明他自己对马歇尔的背景知之甚少。马歇尔将军在20世纪20年代曾驻守中国，那时候他学习了中国文化，并能够用汉语流利地发表简短的演说。
批评马歇尔的人不只是彼得逊一人。其他批评者认为马歇尔也许比较适合这个工作，也许有足够的智慧完成使命。然而，当驻中国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前局长约翰·科弗林从多诺万将军那里听到关于马歇尔要任驻华大使的消息时，他的反应是，〃很遗憾！马歇尔作为军人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他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大使〃。
当魏德迈将军了解到马歇尔将要来中国时，他表现出一些妒忌。在他写信给1945年执行〃迪克西〃使命的朋友伊万·伊顿时说：他在中国的13个月中，已经尽力避免把美国卷入政治冲突中。有别于迈尔斯和中美合作所，他不支持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但是现在他明白，如果形势好转，那些职业外交官将名声大噪；如果事情变糟，受指责的将是他。
后来的事让魏德迈将军变得更加恼火。当他1946年返回美国时，希望被任命为驻华大使。他本来不想要这个职务，但马歇尔要求他接受这个职务，于是他答应干一年。魏德迈将军以为马歇尔将军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自己将被任命为国务卿，因此要找一个了解并信得过的人做驻华大使。正当魏德迈准备走马上任时，马歇尔突然决定由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LeightonStuart）博士充任这一职位。后来，魏德迈被告知：因为共产党人认为他是不可接受的，这证实了他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毛泽东也正在暗中左右谁将是下一任大使。事实上，伊顿说：共产党人很惊喜地看到司徒雷登被任命。他们对魏德迈并不感兴趣，反而认为司徒雷登是可能有同情心的老朋友。
杜鲁门指示马歇尔尽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统一中国，结束那时已经爆发的内战。他打算对蒋介石直言不讳，利用蒋希望得到美国经济和军事的帮助作筹码。他将说服蒋介石召开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参加的所有主要政治团体代表出席的大会。这个建议与蒋介石就解决共产党问题公开发表的声明并不矛盾。这与双方在1945年达成的《双十协定》也不矛盾。那时他们同意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建立宪政。
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人员向华盛顿的总部报告中国对马歇尔任命的反应。他们写道：中国所有的团体都十分惊讶赫尔利的辞职和马歇尔的任命。每一团体都使他的支持者相信马歇尔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私下里每一个团体又都对马歇尔心存疑虑。政府新闻媒体反应非常客气，但是内部消息说，国民党担心美国可能停止对国民党毫不含糊的支持和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人显得很乐观，他们认为没有人比赫尔利更敌视他们。他们希望马歇尔能恢复罗斯福、史迪威和高思的政策。共产党人的参谋长叶剑英说他很敬佩马歇尔，并欢迎马歇尔作为同行访问延安。中国的其他团体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一些人计划用痛斥蒋政府缺乏民主的信件和请愿书来轰炸马歇尔的司令部。
美国对中国的调停似乎也取悦了苏联，他们已经从延安撤回了他们的三个代表。然而，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如冷战宣传使人们所相信的像日本刚投降时那么友好了。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23日到达重庆。12月31日，国民政府宣布蒋委员长已经决定：根据《双十协定》规定，政治协商大会将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府也建议双方实行停火。张群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的发言人，宣布1月10日敌意立即结束，在北平建立军事调停执行部将监视这一情况。当政治协商大会召开时，其中有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国人代表组成。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组织，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工具，为取代战争而进行谈判的探索性尝试。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2）
本来，军调执行部由大约150个官员和成员组成，涵盖冲突点的六个战场成员。每一个美国官员负责一个工作组。每组有一个国民政府成员、中国共产党成员、一个充当中间人的美国军人、一个中立的中国翻译和一个无线电操作人员。每组有权使用载重750公斤的封闭式卡车和一辆吉普车，一辆载重250公斤、用于运输信号设备和紧急物资的车。在一个月内，发觉六个组不够用，于是军调处决定筹建另外11个队。
在各个层次上，主席总是美国人。他们发现他们的最大任务是克服双方间的不信任。因为没有一方想通过采用对方所反对的建议而使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美国人经常发现他们自己不仅仅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也在调停处理问题时的建设性建议。
在马歇尔执行使命期间，其使团成员有一个曾经是〃迪克西使团〃的第一批成员，叫赫伯特·希契。1944年底希契把毛泽东的信转达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后，就不允许他再返回中国了。但是，1946年他返回北平作为美国驻华公使华尔特·罗伯逊（WalterS。Robertson）的幕僚，任海军助理武官。希契认为三人组的美国成员中竟然没有人会说汉语，没有人研究过中国文化，或者没有人与中国有联系，这种现象很奇怪。一般的道理是，对事物的无知使人对事物的观察更公允，而语言不通事实上意味着这种观察不得不依赖第二手的信息。
那时，许多人相信美国也许能够使中国有个新的开端。甚至对共产主义极苛刻的批评家伊顿都感到乐观。关于马歇尔使团的传闻一到达延安，周恩来就去找伊顿。几乎没有问候语，周便问：〃我该怎样与马歇尔打交道？〃从伊顿的个人经历中，他相信当马歇尔与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交往时，他会表现得很傲慢。伊顿很情愿地与周分享这些见解，但是他也想得到一些回报。伊顿问道：〃你们有作战室（Warroom）吗？〃周不明白伊顿的话，于是，伊顿解释说：作战室，就是有地图的房间，在那里做出重要的军事决策。周摇摇头，于是伊顿说：没有这样的地方，马歇尔会认为他是与一帮农民在打交道。没有作战室，就如同没有明显的标志证明延安是指挥百万大军的司令部。而且他指出，农民出身的军人与农民意识的军人有着天壤之别。
伊顿已经从重庆带来了组建他自己的作战室的所有装备，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了。他的房间里居然没有足够大的墙可以挂地图。地图放在一个角落，于是当周恩来说他还没有这个必需品时，伊顿把这个地图给了周。周接受了，伊顿希望得到共产党人的战斗序列作为回报，于是开始组建作战室。关于如何应付马歇尔，伊顿告诉周说：将军是个严肃的不讲废话的军人，很少或几乎没有幽默感；他决定在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他的使命；没有任何失败的迹象。另一方面，周是个天生富有魅力、幽默、机智的人，因此他不需要训练如何接近将军。伊顿建议说：〃自然而然就行，你不会有麻烦。〃
1月9日，周恩来和他的妻子离开他们所在的工作组赴重庆参加会议，马歇尔派了一架C…47到延安来接伊顿。美国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紧挨着被覆盖着的早些时候到达延安的苏联运输机。那时伊顿的执行官杨照辉想要给飞机及佩戴着漂亮勋章的飞行员拍张照片，但是被拒绝了。杨照辉推测到：苏联飞机可能来时是空的，于是能载上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去苏联。假如这种推测是真实的话，他估计共产党人将不再继续利用延安根据地作为他们的指挥中心，而可能转移到张家口。杨照辉在调和这种可能性与事实之间遇到麻烦。因为朱德已经告诉伊顿，他想让〃迪克西使团〃再留下来至少两三个月。从这些言论中美国人得出结论：共产党人认为观察组是以服务作为目标的，甚至谈判破裂也不要紧。
马歇尔召见伊顿时，他刚刚到达重庆。他被引进将军的卧室，当时将军正在更衣准备赴晚宴。马歇尔指着一把椅子说：〃伊顿，请坐！给我说说共产党。〃伊顿已经料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于是，他就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纯粹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方面做了一个简短的汇报。伊顿还说：直到几个月前，他们通过无线电经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已经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共产党为获得军事硬件惟一的希望是在得到苏联默许的情况下，获取投降的日本军的武器。在日本投降日（VJ…Day），他们仅有少数装备，但是他们在获取重型武器来武装近百万精神饱满、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伊顿最后以提醒的方式总结道：美国不应该低估他们高昂的士气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接下来，伊顿停止谈话，等待回答其他的问题。如果马歇尔曾经听说过这些话，他不会表现出来。马歇尔打好自己的领结后，说〃谢谢你〃，然后让伊顿离去。
这次会后，伊顿在上海休了一周的假，后来又返回重庆。没有再次见到马歇尔，他于24日在有吉辛治陪伴下飞回延安。在伊顿不在的日子里，使团的阿尔弗雷德·哈丁和共产党人已经完成了作战室，正在使它保持最新状态。伊顿派哈丁去北平完成新的任务，于是没有泄露作战室一事。每天一营身穿新制服、相貌英俊的中国士兵都在进行仪仗队形操练，期待着马歇尔将军的来访。伊顿提升了代替自己位置的杨照辉，对杨照辉说：马歇尔将军说延安观察组是非常重要的，它将继续存在。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3）
3月初，三人委员会（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参观了北平的军调执行部。后来，他们扩大了行程，参观了大多数战场工作组和延安。共产党人把对延安的参观作为他们的一大光荣。3月3日早晨，将军计划到达的前一天，共产党人开始从各个方向列队先进到飞机场集合。一个营的仪仗队围着操场行进、训练。4日上午11点，一架为将军飞机带着额外燃料的C…46到达延安。下午2点，所有重要人物都聚集在飞机场。毛泽东显然穿了最好的赭色毛料套装。朱德穿军装，没有戴徽章。毛的夫人穿了一件亮丽的蓝色夹克和一条便裤。她的肩膀上披着一件漂亮的男式军大衣。
大约3点10分，一架C…46飞机降落在机场，后面跟着一架C…54。C…46首先降落，从飞机上下来一群人，包括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几分钟后，四个引擎的C…54降落在尘土飞扬的跑道上，在中士罗兰德·布鲁克斯（RolandBrooks）和少校杨照辉的指引下缓慢地停下来。门打开了，镀铬的舷梯从机舱伸下来。首先是周恩来走下飞机，几秒钟后马歇尔将军开始从舷梯上下来，只见他穿着漂亮的棕褐色带海狸皮领子的军用雨衣。肩膀上佩戴着五颗星的徽章。他受到毛泽东的欢迎。双方握手之后，摄影师离去。马歇尔和周恩来检阅了仪仗队之后，马歇尔坐进一辆汽车里，载着他去住地。伊顿上校开着一辆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跟在马歇尔的后面。一面自制的五星红旗（红色的背景和五个黄色的星星）挂在车子左面护板的杆子上，美国国旗挂在右面。其他两辆汽车挂着印着三个三角形的旗子，车的左面护板上印着中国军队的标志，右面护板上印着五星红旗。张治中将军披着一件垂到脚跟的斗篷，领子上戴着三个三角形的徽章，坐在由杨照辉开着的第二辆车里。周恩来坐在由有吉辛治开着的第三辆车里，周恩来穿着戴徽章的制服，也是领子上有三个三角形，这是杨照辉从来没见过的。
从机场出来，车队慢慢地行进，驶进6000人夹道欢迎的热闹的人群。当时马歇尔将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和周也站了起来。到达住地时，客人被安排住在窑洞里，马歇尔就住在杨照辉的窑洞里。作为一种礼节，共产党人白天和晚上都安排了警卫，其实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完全不必要的。
共产党人已经在河上架起了一座临时的桥，以便当晚伊顿能开车载着马歇尔和其他人员到预先计划好的共产党的司令部开会。建造这种桥需要智慧，因为在当时延安根本没有钉子可用，连竹子和木头都很少。这座桥像个脚手架，带着两个窄窄的轮胎。那晚当他们接近这座桥时，马歇尔板起面孔问伊顿这座桥是否安全。伊顿告诉他说：他的东道主从来不拿他们自己的生命冒险，强迫他们通过不安全的桥。但是当把车开到桥上时，马歇尔突然叫道：〃停车！〃伊顿不想停下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滚动的东西要比不动的东西更安全些。然而他还是尽力地停了下来。马歇尔谨慎地下了车。一会儿，他感觉安全了，才又上了车，对伊顿吩咐道：〃开车！〃
据伊顿所说，当马歇尔和他到达会议厅的大门时，马歇尔下了车，并告诉他在外面等着。两个小时后，总统特使返回卡车，伊顿载着他回到了〃迪克西使团〃的住所。整个晚上将军对待〃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就像对待一个司机一样。马歇尔再次表示他对伊顿的意见或提供讨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