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是如此消极。达迪安对此解释说，美国长期有反共产主义的传统，并且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又问道：〃那为什么美国又总坚持认为我们是土地改革者呢？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达迪安把这些谈话都报告了重庆的迪奇上校，他建议就不要把这一段放在报告里了。
共产党人试图绕过赫尔利（7）
当然后来秘密出访华盛顿始终没有实现。但赫尔利认为，就是这种对他权威的破坏导致了共产党后来的不肯让步，也是美国人的背叛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宁愿去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也不接受他努力争取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妥协。关于去华盛顿的秘密使命的话遭到否定。魏德迈知道了更多关于〃迪克西使团〃的超越常规的行动，美国战略情报局在12月29日提拔了他，让他掌握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机密、有关游击队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行动情况。
美国战略情报局没有受触动，这也许是因为多诺万及时到了重庆，平息了赫尔利的怒火。他还受到魏德迈的热情欢迎，并邀请他参加一个有英国人和中美合作所（SACO）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议上，魏德迈说他再也不能忍受盟国在中国的特务机关的混乱状态。他说他收到情报，说英国的军情六处（MI…6）派了几千人到中国，他们的使命不是对敌人进行侦察，而是对中国政府进行侦察。魏德迈批评了迈尔斯和戴笠，并说他打算让华盛顿废除1943年签署的中美合作所（SACO）协议。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情报局占了优势，因为魏德迈责成赫普纳的部队训练20个中国游击突击队，这一任务一直是迈尔斯垂涎的。但是，迈尔斯和戴笠继续宣扬美国战略情报局给予共产党供给，并和共产党合作。
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武装和供应真的能到延安的部队会如何呢？赫尔利、魏德迈和陈纳德在战后的演说中都对1945年春天的共产党有赞誉之词。甚至第二十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柯蒂斯·雷迈（CurtisLeMay）都和毛泽东交换了礼物，后来还回忆道，〃我们双方的关系如丝一般光滑柔顺〃。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与延安进行了更为紧密的接触，可能会比在中国的其他部门有更公允的判断，因为多诺万的人曾被要求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用到〃迪克西使团〃的话，我们和莫斯科双方的姿态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一些历史学家曾得出结论，认为罗斯福之所以愿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的政治要求妥协，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我们需要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与大批日本人作战。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真的深入到那一地区就会发现，其实敌军的力量已经枯竭了。也许这样的信息就意味着更少强调俄国在亚洲的帮助，也许会改变冷战期间的力量平衡。
第七章在延安的情报收集
作战情报处是按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在1945年7月13日设立的，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战时处理和协调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新闻及情报交流的机构。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1）
〃迪克西使团〃的大多数人都与战略情报局（OSS）、作战情报处（OWI）或军事情报局（G…2）有联系。每个人主要都是向他的上级机构负责，这些组织内部都有很多竞争，因此扩张本部门势力范围的要求常常优先于克敌制胜的要求。
作战情报处是按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在1945年7月13日设立的，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战时处理和协调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新闻及情报交流的机构。这一机构由艾尔默·戴维斯（ElmerDavis）领导，属于紧急情况管理部门的一个分支。美国国内的作战情报处通过国内的分支机构，宣传各类与战事有关的官方新闻，并通过适当的教育计划鼓舞士气。海外的机构主要是通过收音机、传单和报纸在敌占区展开心理战术。主管重庆作战情报处的麦克拉肯·费舍尔曾经在延安逗留过三个星期。有吉辛治是一个来自隶属于夏威夷檀香山的作战情报处的新闻工作者，也在〃迪克西使团〃服务了一年。前面曾经提到，他和约翰·埃默森曾经一起审讯过日本战俘。有吉辛治也向伊顿汇报过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并向他提供了对红军力量的评估、党内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其他一些与即将到来的内战有关的事。
有吉辛治几次从延安去重庆见魏德迈将军，将军告诉他美国打算让新近训练好的、装备精良的国民政府军队进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以保卫〃自由的中国〃。有吉辛治预言共产党会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取胜，这令魏德迈很不高兴，并让他向赫尔利重复他的预言。在大使馆，大使穿着长袜、衬衣和内衣接见了这位前记者。他还想系上他的蝴蝶领结，在告诉有吉辛治他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时还一直在系他的领结。他已经把〃曾在他背后捅过刀子〃的职业外交官调走，他说，〃而且他们还知道如何捅得更深，并卷了刃〃。他说毛泽东直接向他报告，并且他知道在延安的美国人中谁效忠谁。
麦克拉肯·费舍尔发现他的工作经常要与赫尔利打交道，感到很沮丧。他经常需要依靠戴维斯、谢伟思和卢登得到要发布的信息。这种政府部门和记者之间轻松的关系，部分是因为史迪威对他的信任。其助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魏德迈的精力都被其他事情牵制了。
史迪威告诉费舍尔，他和谢伟思负责心理战术的任何事宜，因此费舍尔在1944年8月底到延安，去调查那些说共产党优待日本战俘的流言。到那时为止，只有共产党人可以抓住活的日本兵。因为不是国民政府的人杀了他们，就是他们自杀。费舍尔见冈野进时，冈野进告诉了日本共产党的战后建国计划。费舍尔把这些信息告诉了谢伟思，因为他向来对政治事务感兴趣。
费舍尔还调查了〃日本人民解放组织〃。他知道共产党抓住了一些日本陆军通信人员，了解了有关日本通讯的状况，甚至还给日本的卫戍部队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与他们交谈过。这次旅行中，费舍尔给共产党带了一些新闻纪录影片和照片。离开延安之前，费舍尔开始在宣传上组织美国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行动，包括美国监测延安的短波通讯和通过共产党的渠道为美国做宣传。
魏德迈相信来自军事情报局G…2的情报会对赢得战争有帮助。约瑟夫·迪奇上校在战区总部领导G…2。托马斯·万·纳塔（ThomasVanNatta）上校是战区指挥部的一个军官，他向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报告工作。万·纳特认为G…2的任务是双重的：那就是他们可能应该做的和他们为宣传和训练的目的所做的。
严格地说，〃迪克西〃是G…2的行动之一，因此它的指挥官向迪奇呈送他们的报告。除了进行正式的汇报之外，彼得金还和迪奇有非正式的通信，因为迪奇非常关心〃迪克西使团〃。彼得金的信一般会有和他的报告一样的信息，也会有他自己作为指挥官对一些重要事情的评论：比如记录谁喝多了，谁不服管教或谁不完成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些关于履行职责的日常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与共产党交往的个人感受。
一方面，迪奇在重庆的办公室有特殊的情况。G…2有个华裔军官是广东人，他不说普通话。而所有的中国翻译都说英语和普通话，但普通话和广东话大不一样。有一个军官美国博士阿尔弗雷德·伯顿被派到G…2，因为他能流利地说日语和广东话，可以当联系人。这样在美国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就要通过两个翻译。伯顿本属于第一批〃迪克西使团〃的，但魏德迈说他的语言才能在重庆用得着，他就被留下了。他想办法在1944年八九月份去了延安，待了大概一个月，观察到了使团的情况，并和一些日本俘虏进行了交流，通常见他们都是一拨一拨的。
中国战区G…2的成功主要因为成功地整理和评估了关于战斗序列的情报或作战情报。托马斯·万·纳塔认为那些〃中敌人诡计〃的人令他的工作难做，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估计敌人将会做什么来做出判断。在一次袭击之前，总有一些日本逃兵会越过战线扔下武器。G…2军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审问他们，确定他们是哪个部队的逃兵。通常这些是他们能得到的惟一有价值的情报。G…2认为新的部队要比有经验的部队更为危险，因为他们的行动难以预料，但一个称职的作战情报官员一般都应在袭击前两小时向战友发出预警。事实上，那种分析送上门来的信息的能力极端重要，因为如果一名G…2成员不加分析地接受每一条信息，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无用的资料中。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2）
军事情报机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往往作战情报部都会收到来自G…2的不正确的情报，比如说日本人在某地，但当地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在那儿。据纳塔说，经过几次这样的错误之后，作战情报部的人对大部分来自迪奇办公室的情报都不加理会了。作战情报部与〃迪克西使团〃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认为使团只不过是一个被派出去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小分队。1945年秋天，G…2完成对日本军队战斗序列的研究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部署研究也形成了。其判断的根据是共产党在日本控制的地区建立的运作机构提供的。
除了与作战情报部的交流外，G…2还在重庆经常地接受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作战情报部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说法有众多不相吻合的地方，迪奇的人通常都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扔进废纸篓。通常那些被扔掉的信息都是在重庆的人想像之中的，让人觉得很荒谬，他们所观察到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送来的情报相去甚远。有时候，战场指挥员甚至把士气操作（MoraleOperation，简称MO）部门散布的谣言当做合法的情报，传回美国战略情报局作为行动的依据。
情报的重复引发了重庆总部每一个人都担心的问题。通常，迪奇会对来自同一地方与共产党有接触、但彼此没有接触的不同的人递交的同一种情报加以评论。他也发现共产党的士气和战略也毫无例外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对此印象很深，其赤利工作组（ChiliTeam美国战略情报局1945年秋派到共产党控制区考察的工作组，代号为〃Chili〃）报告说，当他们行进在山区或在草地上休息时，听到士兵们在唱歌，唱的是关于农民如何和八路军共同作战。美国人至少有三次看到八路军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而不像国民党那样去抢农民的粮食，共产党尽可能在自己开垦的大片农田上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赤利工作组没有在哪儿看到陈列着红星或镰刀斧头，相反所有的宣传标语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主要道路周围。
重复工作也关系到迪奇。1945年2月10日，他交给魏德迈一份备忘录，提出应该只有一个机构去G…2索取关于日本人及其占领区设施的情报。他还说，只能有一个机构把物资和信息交给中国人。他抱怨G…2、美国大使馆武官和英国大使馆武官都争着第一个去给中国人传递来自华盛顿的每周战斗命令。
迪奇认为武官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他写道，比如除了他，武官处有三个空军武官和两个陆军武官都在从中国人那里收集情报。另外，迪奇还知道武官处想在昆明开设一个分支机构，并正在购买一所价值2600万元（国民党货币）的房子，这真是不必要的浪费，因为昆明已经有很多美国情报机构了。
情报收集工作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在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海军中将米尔顿·E。迈尔斯的驻中国海军情报处之间。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是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创立、1942年初开始运作的。这年12月，迈尔斯和蒋介石秘密警察机构的头目戴笠将军创立了一个中美合作所（SACO）。戴笠是司令，迈尔斯是副司令，他们都有对具体行动的否决权。中美合作所的权力独立于战区司令部，它的补给来自海军而不是租借法案。中美合作所最初每月有150吨供给，但在1945年初，飞机每月运来几百吨军事物资，主要都是小型武器军火、半自动武器和烈性炸药。这些〃恐怖工具〃经常都运到戴笠的〃盖世太保〃（〃Gestapo〃，译者注：纳粹秘密警察）那里，被用于镇压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迈尔斯的官方头衔是隶属于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美国海军观察员。他的任务是收集情报以及〃骚扰〃日本人。海军陆战队上校詹姆斯·麦克休（JamesMcHugh）充任海军武官，助理海军武官是陆军中尉赫伯特·希契。驻中国海军情报处同样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提供气象分析和船讯资料。另一方面它还是中美合作所的一部分，负责训练和武装游击队战士以及支持游击军事行动。
驻中国海军情报处独立于魏德迈，因此他视之为肉中刺。一个相对低级别的组织，却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在中国发起政治和军事行动。与那些〃中国通〃的建议相反，驻中国海军情报处不支持政治现代化，而支持国民党内部最反动的反共派别。他们受到海军上将金和海军部的坚定支持，不仅因为他们的政治计划，还因为这种做法可以给海军一个在陆军控制的中国战区施加影响的机会。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提供秘密警察，训练镇压暴动的士兵，并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论中支持蒋介石。在战时中国高度不稳定的政治军事形势下，中美合作所的政治倾向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影响到当时的政策，也影响到对中国这两个相互争斗的政党的未来预期。中美合作所对中国事务的直接卷入，及其想成为秘密警察计划的主导并致力于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破坏，使它在中美关系中有了与其本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
戴笠将军的暗杀本领使他变成蒋介石的安全主管，蒋介石在需要钉梢、调查、逮捕或暗杀谁的时候就会给戴笠打电话。迈尔斯因为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助理陆军武官肖欣驹（HsiaoHsin…ju）少校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