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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党内健康力量的荐举。据邓榕回忆，1972年“五一”节前，王震从江西红星垦殖场回京后，在太平庄住地约见邓榕，“胡子叔叔详细地询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叶剑英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于1973年12月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所以毛泽东在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当军委委员。”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复出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排除万难，狠抓落实。当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时，周恩来就示意陈毅子女将这个信息透露出去；当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出批示后，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良机，印发文件，在全党造成舆论影响；当毛泽东的“8·14”批示被搁置四个月后，周恩来又旧事重提，给中央有关领导人写信提示；当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工作安排问题，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当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时，周恩来抱病亲拟文件下发全党、全军；当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周恩来表示“积极支持”，与毛泽东一道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沙决策”。有了周恩来、叶剑英、王震等老同志的鼎力荐举、支持，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第五，毛泽东对邓小平一贯看好，极表赞赏。这是毛主席下决心重新重用邓小平的思想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就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成为“毛派”头子，备受坎坷。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忆深刻、时常念及的。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从立马太行到逐鹿中原，从淮海战役到进军大西南，治军有方，战功卓著，毛泽东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极力推荐邓小平出任党的总书记，称赞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厚道”，“比较周到”，“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1957年在莫斯科时，毛泽东当着苏共领导人的面，称赞邓小平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毛泽东说：“我为正帅，邓为副帅。”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痛定思痛，开始把视线投向邓小平，作出了准备启用的“8·14”批示，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和“战功”。1973年底，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军师”，称赞他“办事比较果断”，是“钢铁公司”，“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正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一贯看好，所以在党和国家面临困境、周恩来病重、王洪文结“帮”和党内一些老同志极力荐举的情况下，毛泽东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当然，毛泽东这次重新重用邓小平，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策。这一决策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失误，更不意味着党的指导思想已完全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了。因此，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虽然已成定局，却是很不稳固的。当邓小平后来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毛泽东的思想又出现反复了。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3节 邓小平主政，迎击“四人帮”
风云多变，世事维艰。1975年的中国政局真是乍暖乍寒，喜中有忧。一方邓小平复出主政，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四人帮”却虎视眈眈，拼命搅局，伺机夺权。年已82岁的毛泽东思虑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既要维系国家经济，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声誉……
邓小平主政，迎击“四人帮”
历史迎来了1975年。
1975年，是风云激荡的一年！
新年伊始，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是建国以来我军建设史上第一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总参工作的总参谋长，意义非同寻常。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毛泽东没有出席全会，仍在长沙养病，但对全会作出了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在10日晚京西宾馆的闭幕式上，周恩来一连讲了四次“安定团结”，表明他对这个问题不同寻常的重视。
1月13日晚，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多年的波折和磨难，才得以召开的。
周恩来在两千八百多名代表瞩目关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多少仁人志士、炎黄子孙毕生为之奋斗的辉煌目标！
这个报告，是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替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据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一九七四年冬，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为五千字，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没有王洪文）当选为副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一格局，完全挫败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掌管宣传口的姚文元指令《人民日报》只发一张大会主席台和大会会场的照片，不准发周恩来作报告和朱德主持大会的照片。四届人大闭幕后，周恩来郑重而坦然地对大家说：“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主持了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确定了分工，宣布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
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在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就这样，经过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全国四届人大，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把邓小平推到了治国安邦的第一线！
1975年春天，历史为中国选择的风云人物，只能是71岁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有荆棘暗礁，有狂风恶浪！
1975年2月，毛泽东发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江青一伙再次趁机掀起了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恶浪。这次，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对所谓“经验主义”！
3月1日，“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两员大将同时出动，大放厥词。张春桥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说：“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姚文元抛出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4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继续鼓吹：“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随后，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一批“反经验主义”的文章。一时，“反经验主义”甚嚣尘上。
邓小平一眼识破“四人帮”的险恶用心。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毛泽东当着金日成的面，介绍和称赞邓小平说：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对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最近江青等人大批“经验主义”的情况，并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4月23日，毛泽东即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指示：“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于是，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四人帮”策动的“反经验主义”的闹剧到此收场。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74节 全面整顿、力挽狂澜
自从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之后，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不久，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时，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以7 1岁高龄，大刀阔斧、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全面整顿的伟大工程。
但路途艰险如斯，充满太多的变数。
邓小平决心已定。他要挽狂澜于既倒！
“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以来，尤其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一年多后，在“四人帮”的极力干扰破坏下，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全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生产下降，铁路不通，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对此，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坐卧不安，忧心如焚！
就在这时，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胆魄，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才干，义无反顾地对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极大的成效。
首先是铁路整顿。邓小平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被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由于“四人帮”在铁路系统帮派势力的破坏，徐州、南京、太原、南昌等地铁路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为此，邓小平亲笔在中央于3月5日作出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9号文件中写道：“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长万里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9号文件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九号文件这出戏。”他一边讲，一边跑，马不停蹄地走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换了徐州等地的一些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抓了几个坏人，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了规章制度，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加强了集中统一。这些举措，一下子就震动了全国。到4月份，原来堵塞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局超额完成了装车计划，实现了“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口号。人们说：全面整顿，一抓就灵，首战告捷，铁路先行。
工业整顿。在铁路整顿取得成效后，邓小平又以钢铁工业为“突破口”，狠抓了对整个工业生产的整顿。5月29日，邓小平亲自参加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在《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