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甚至知道邓小平“老婆离婚”的事。“左”倾路线，棒打鸳鸯，太可恶了！
对于邓小平来说，撤职、劳动，并不可怕；真正让他精神上受折磨的，是妻子阿金在他危难之际与他分手、离婚。
阿金，即金维映，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30年就不幸去世了。阿金是邓小平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同被中央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到了瑞金。邓小平主政瑞金、纠正肃“社会民主党”错误后，就与阿金结为夫妻了。
说起来，阿金倒真是一个女能人、女强人，一个干练、出色的女干部，我党历史上早期女县委书记之一。她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是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她就担任中共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在苏区以扩红、征粮的“突击模范”而闻名遐迩，曾上过《红色中华》的光荣榜。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撤职检查的危难时刻，她经受不住“左”倾错误的高压，竟向邓小平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这对邓小平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邓小平是条硬汉。为了使妻子不受牵连，在瑞金总政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里，邓小平咬咬牙，挥手在阿金的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阿金与邓小平离婚不久，嫁给了魁岸的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阿金后来的工作仍然很出色，长征到陕北后曾任抗大女生队队长。后因咯血，1938年被党组织送去苏联治病，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俄文名字叫妮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幸殁于莫斯科郊外的战乱之中，时年37岁。
事业上的沉浮，生活上的波折，尤其是两度失妻的痛楚，对于邓小平来说，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好在有战友们的关心，好在有《红星》报的寄托，邓小平襟怀坦荡，忍辱负重，很快就摆脱了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扰，投入到红军与苏维埃的创造活动中去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也许毛泽东的脑海里闪现过邓小平老婆离婚的往事。这是后话。
刚毅执著，坚忍不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邓小平在遭受坎坷、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他非常达观，善于用乐观主义对待一切，在工作中调整心态。他几次向党表明：“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气度。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相同、相通的。
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也处在困境之中。
自从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以后，毛泽东过了一段赋闲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有些事想起来又好笑又好气。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他指挥若定，得心应手，连获三次大捷！如今，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洋房子先生”们又想把红色首府从瑞金迁到赣州，一再坚持打赣州，他竭力反对攻坚城，结果打赣州打输了，反认为是对的；他率部打漳州打胜了，反倒是错的，都来批毛泽东，这是什么理！党内还有公道吗？什么“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党内也来这套外交辞令！
毛泽东退避三舍，在汀州卧龙山一呆就是三个月。在这些日子里，乳儿的笑脸，子珍的深情，院长的照料，罗明的笑谈……这些都给毛泽东带来了慰藉与喜悦。
没想到，他在福音医院与罗明的一席谈话，又招来了个什么“罗明路线”！紧接着，又有什么“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听说博古还说什么要批“比罗明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困惑了，恼怒了！前方在打仗，后方却在整人！他多想重上前线，同恩来、朱德、稼祥一起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啊，可是他没有得到中央局的召唤！他的心在滴血！
三个月过去了，毛泽东于1933年2月回到红都瑞金。
不几日，中央领导人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责成毛泽东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而且要按照国际和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来搞。这真是强人所难啊！这不是明摆着要否定他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成果嘛！毛泽东心中充满了苦涩，但既然中央局作了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他又相忍为党，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了……
在查田运动开展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他同林伯渠、吴亮平、邓子恢等人一起，狠抓工农业生产，发展国营经济，兴起合作社运动，开展对外贸易，保护私人企业，开办国家银行，稳定财政金融，创办中央医院，发展文教事业……如火如荼、红红火火的经济建设运动，不仅维系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作为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运动主帅的毛泽东，简直要累垮了！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竟然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而且又把毛泽东批了一通！几天后，即1934年1月22日，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二苏大”落下帷幕后，在人事安排上，又拿掉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被架空了，成了博古所嘲弄、戏称的“中国的加里宁”！
罗迈在回忆此事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
加里宁是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实权却操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虽然成了“加里宁”，却仍然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相忍为党！
邓小平在逆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整人很有一套，打仗却是外行。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带着“马背上的共和国”，邓小平带着《红星》报编辑部，默默地迈步长征了。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7节 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毛泽东进入军事统帅部。
路漫漫，夜茫茫。
带着对江西红土地和父老乡亲的眷恋，带着对“左”倾领导者的抱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的指战员们，迫走“麦城”，踏上了长征铁血之路。
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在一起行军，他们都有自己的编队序列。
毛泽东随中央“红星”纵队行动。邓小平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
于都河畔，人山人海，一片叮咛，一片呜咽。毛泽东目睹着这个悲壮动人的场面，感慨万千。他苦心经营五年多的中央苏区，他熟悉的红都瑞金的父老乡亲，如今，都要弃之而去，西行而别，真叫人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悲怆！
在“左”倾阴霾的笼罩和第五次反“围剿”败北的悲苦中，一支86000余人马的铁流，蜿蜒蠕动在南国大山的羊肠小道上。秋风萧瑟，残阳如血。主力红军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恐怕除博、李、周“三人团”外，无人知晓。眼看苏区腹地一片片沦于敌手，一个好端端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断送了，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国革命的一代精英心如刀割，难舍难分啊！
谁料到，“出师未捷身先死”，从信丰突围到湘江之役，主力红军竟折损过半，红三十四师更是损失惨重，真叫人痛心疾首啊！
在一片怨声载道的氛围中，几个智者施展“担架上的阴谋”，拉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扭转乾坤的大幕。
长征开拔后，一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因病、因伤被安排坐担架，行走在一起。担架成了他们进行政治讨论的场所。张闻天也应毛之邀，和他们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这时，最高“三人团”博、李、周忙着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这就给毛、张、王提供了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毛、张、王在长征初期途中的讨论，成了遵义会议发端的禅床！在毛、张、王这个“中央队”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张是三人中职务最高的，时任政治局常委，处中央核心领导层地位。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他们商谈了许多重大问题，几颗心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共识，视线集中在行军方向的改变上。湘江之役后，红军8万6千多人马，只剩下3万多！况且敌人已判明红军的行军意图，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如果红军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那就等于自投罗网，必将导致全军覆没！
这时，由于红军“折损过半”，博古一筹莫展，差点自杀；李德唉声叹气，诿过于人。
于是，在1934年12月12日的中央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适时地提出“转兵”的战略主张：部队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毛泽东根据破译出的敌台的电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构筑起几道封锁线，“请君入瓮”！我军再去湘西，必陷敌重围。因此他建议红军西进贵州。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的鼎力支持。博古、李德“败将言微”，只得勉强同意大家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向贵州黎平前进。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
几天后，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等又与李德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红二方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让李德大怒去吧，中国革命不能全败在他手上。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向遵义进发。中国革命从此摆脱了危险的境地！
黎平会议后，中央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让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
这是因为通道转兵后，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提议和影响下，经周恩来等点头同意，中央作出任命，由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
周恩来太了解这位当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小老弟了！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出任党中央秘书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被博古、李德下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
刘、邓双雄出山，同时被召唤重用，一个出任红军总参谋长，一个出任党中央秘书长，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好事！一个令人喜悦的新消息！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开始摆脱了“洋顾问”李德的军权制控，毛泽东说话管用了。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瓮安的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以遵义为中心”，实施作战行动。1月7日，红军袭占遵义城。
部队进入遵义前，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来”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所谓“担架上的阴谋”开始实施了！
张闻天自从在云石山古寺的大樟树下同毛泽东彻夜长谈后，思想认识开始发生新的变化。长征以后，张闻天常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于是，张闻天、王稼祥通知博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共20人。
会上，博古作了主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的主基调。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
张闻天的“反报告”，是毛、张、王在长征初期一路上反复酝酿、共同商议的产物，是以毛为核心的毛、张、王集体智慧的结晶。张闻天在会上是手持他们三人共同拟定的“提纲”发言的。这个“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
毛泽东在三个报告后作了长篇发言。他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拿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毛泽东的一番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