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徐达锵来见，自愿参加工作。除系北京朝阳大学毕业，为人诚实谨慎，对法律颇有造诸：惜嫌优柔寡断，一时不能培成骨干。我离绍鲁时，即嘱其代理行动队长。卒因资浅力薄，工作日渐低落。但对上海行动总队交通联络、人员、武器、文件等输送，颇多贡献，功不可没。嗣后上级派罗道隆接任浙西队长，罗曾受过高级训练，又是浙西新登人，本可发挥很大作用，惜其才子气太重，散漫贪杯，受同乡左右，纪律废弛，非特无何工作表现，且损我“大侠”声誉。中共统治之后，罗被苦刑逼迫，跳井惨死。徐亦被迫而死。
上海之一 因祸得福 再入虎穴
二十九年年底，接到戴先生亲电，派我担任上海行动总队长。我即物色各种人才，积极部署。自知身临艰危险恶，此去生还机会恨少，很多知交劝我推辞不去，尤其是毛宗亮直言劝阻：“别人千方百计在后方求活，你为何愿去送死？”我则抱定破釜沈舟，认为正偿男儿报国宿愿。在起程之前，陪同岳母、妻女回江山祭拜祖先，叩别父母亲人，当然没有明言将跳火坑，表面还是高高兴兴团聚。在家期间，妻感恹恹欲病，身体不适，请了本地中医把脉，据告已有喜了，大家更加欢喜。
在江山物色得老秀才周觐光，他已六十多岁，行动蹒跚，仍热心救国，愿意参加工作，周原任上海泥城桥新闸路求古斋书店店员。书店老板周钟麟，也是秀才，其子周愚山，乃上海有名中医丁济万高足，父子俩对周觐光交情深厚，现观光寄居店内，得到他们极好照顾，也是极好掩护。又由周觐光介绍毛泽民来见，毛也愿为我效力。同时情商浙江站译电股长毛钟新，调用干练译电员，他调给我最优秀的杨凤吉同志。杨系河南汤阴人，闻系杨家将后代，开封师范毕业，文思敏捷，志切报国，投入临沣训练班，派在浙站工作。调来我部后，同去上海，担任译电机要工作。随我工作多年，卓着功绩。胜利后与曾计员谢家善同室办公，谢有肺病，密不告人，饮食用具又不分开，杨遂被其传染肺病，并扩传警卫赵昌元、交通杜世德及我儿女葛苓、河光。撤退台湾之后，杨在台结婚生子，病情恶化去世。赵、杜虽勉强压制病情，仍病缠多年，病死台湾。我儿女幸名医储麟荪施用新药及吾妻悉心调护，多年后始得病除，恢复健康。
二十九年阴历年底，妻为前站，偕老母、幼女及周、毛、杨等自金华起程，经温州搭乘海轮去上海：幸有毛泽民同行，他经常来往浙、沪经商，一切买船票、雇用车辆、找食宿店、办理杂务等，都由毛洽办。在船上风浪甚大，大家都晕船呕吐。妻既怀孕，又须照顾老小，幸葛苓已能学步，不甚晕船，自能嬉玩，但尿布无法洗晒，上下甲板扶梯，因船行颠跛，妻曾由梯上摔下，岳母慌急，勉代操作打理，叮嘱稍息，到了上海，寄往八仙桥旅馆，等待和我会合。
我在金华送妻等起程去沪后，仍回浙西。安排大部分队员带去上海，只留下小部分仍在浙西对付当前敌伪。并将赴沪队员组织如下：吕国华升为上海行动总队大队长，楼永金为副大队长；下分若干组，黄福林、邢鹤巢、俞樟荣、裘翌均等分任组长；组员各有隶属。即日分批潜往上海。
上海社会华洋杂处，表面由洋人及高等华人统治，实际基层力量是江北帮、本地帮（或称浦东帮）及嵊县帮所组成。至于宁绍帮、苏锡帮等，乃工商界较有地位的人物，可称中层阶级。嵊县人刚直强悍，常为环境勾诱，除在本地做绑劫生涯外，其力量伸至上海。我有一位嵊县籍知友，乃将级军人，有一天大家闲谈，有人问他：“贵县文物名产？”他直答：“敝县名产是绑票。”他虽开玩笑口气，也是实事实说。我绝无意诬蔑嵊人，我只说明上级交给我这批好汉，对抗战之贡献，发挥极大作用。况他们只是嵊人中极少数，现在风气丕新，更不能与昔同日而语。嵊县人在沪尚有一股力量，就是绍兴戏。绍兴戏实即嵊县戏，多由嵊县女角组成。我行动员运用这些广泛关系，发挥无穷作用。我今细看越剧老演员，发觉尚留四十年前人影痕迹。
国共两党当初革命运动，得此基层力量甚大：尤以中共，更善运用群众，动辄抬出“英雄”、“模范”、“人民”招牌。戴先生也能掌握群众心理，运用基层力量，振奋士气。每每对部属训话，说到同志壮烈牺牲，总是热泪满脸。重庆中美合作所地区道路，戴都以烈士命名，如：过得臣路（过与敌格斗时中枪倒地，同志背其逃避，过坚拒并要求补击一枪成仁）、曾澈路（曾系华北抗日杀奸团领导人，被日人凌迟处死，暴尸原野。同团残留志士罗长光等，现大都在美国或台湾）、邢鹤巢路、王世杰路（邢、王均我部与敌格斗牺牲者）等等。这比把道路、机场、建筑物等，都用政府领袖的名字来命名，要有意义得多。吕国华大队有这样好的社会关系，分别去沪，顺利潜伏，我无须为他们操心安排。
行动工作是拿自己的头颅去换敌人的头颅；上海行动总队是全国最大对敌搏斗的单位。这班青年，是代表全国抗敌的前驱，也代表不愿做奴隶的血肉长城。我当此重任，日夜如履薄冰，慎谋细虑，周密部署。但人员、武器、电台机件等运送，煞费苦心。无意中找到刘世桢，刘是江苏盐城人，素为上海建筑业运输黄沙。因上海没有黄沙，英国建筑师发现浙江崇德县章山桥的沙，最适合建筑之用。经常将章山桥黄沙络绎船运上海。刘是船运业的小领袖，也有船往来太湖各县及江北各地。他夫妻都热心爱国，我即利用其来往船只，运送人员、武器、电台机件等。敌伪对这些船只经过关卡，虽也检查，只是看看，从无盘查。刘帮我做了很多工作，建功甚大：我即委其为联络组组长。这条航线，是我补给的生命线，好像越战时的“胡志明小径”。抗战时期拚死战士，随处都可找得，而能发挥特种作用者，则如凤毛麟角。我解决了运输补给问题，即于民国三十年三月初，由刘世桢陪同，经塘栖至沪杭线小站，搭火车去上海，与妻等会合。
我们租住英租界康脑脱路。岳母、幼女以及杨凤吉与我们同住，全家男女老幼，成为自然掩护。这个家，也是我的总部，由妻总理内勤文件，杨凤吉掌管机要译电，指派周觐光为内交通，他老弱文人，住求古斋书店，绝不引人汪目。派毛进发为总交通，他与我同村，自小一起长大，曾受临沣特训班训练，自然忠实可靠：每天收集各单位报告，交给周觐光，再由周送来总部。我则经常亲巡各单位或每个人，了解工作情况，并予当面指导。布置初定，即展开工作。当初电报，都由交通员专程送浙西拍发，自极不便，上级乃指派张行周来沪，限期建立电台。
初建电台及被敌破获
上级欲我迅速建台，即今东南区电讯督察赵容德（曾化名刘醒吾）就近调用浙江站干练报务员张行周，自金华经浙西，由刘世桢伴送至临平，搭火车来沪，我派毛进发接待。三十年七月间，先在新闸路租一亭子间建台通报。工作月余，因为环境单纯，易引人注目，九月初搬往白克路斯文里与朱岑楼同住。那是一家二楼二底的老房子，楼下是印刷工厂，朱、张同住楼上。他俩一年前在浙江已相识，这样互有照应。但为便利身分掩护，上级令张结婚；他乃邀其未婚妻胡封如由定海来上海，草草完婚。朱迁他处居住，楼上由张夫妻独住。嗣觉该屋太过简陋，楼下印刷机开动震撼楼上，张发报时滴答之声，楼下亦隐约可闻。为安全计，于十一月初迁往法国公园吕班路花园坊五号四楼。通报本甚顺利，讵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反日分子，游弋巡逻侦测通讯电波，张台不幸被破获。
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深夜，张刚通报完毕，上床就寝。日便衣宪兵五六人及法捕房华探一人，敲门入室搜查。被其搜出收发报机，日宪问系何物？张答收音机机件。日宪打他几个耳光，未再多间。即将张夫妻及搜出东西押上门口囚车，到了车上才见二楼房东读大学的儿子已先被捕。平时相遇，只点点头从未互通姓名。押至九四川路日宪兵本部，被关入地下室木栊内，栊内挤满十多人。十七日才被提审，日宪劈头竟问：“你与延安如何联络？同党还有什么人？”张实答：“我是重庆地下工作人员，与延安没有关系。”这一下大出日宪意料，把他们傻住了。于是追问单位、番号？负责人是谁？平时做些什么工作？张答：“我只负责电讯联络，其他一概不知。”再追问与上级如何联络？张答：“每日下午在约定地点见面，一天不见面，即失联系，我们已两天没有联络，必知我出事了。”日宪追问不出要领，把张毒打一顿，押回木栊。以后提审一二次，始终追不出什么，每次被毒打一顿，押回木栊。张妻也被提审三次，她实在什么都不知道：日宪看她一副可怜的表情，如系无辜眷属。十二月三十日把她释放。她为抗战同受苦难，六年前初冬，为儿女从衣架上取毯御寒，上了凳子没有立稳跌倒，脑震荡昏迷而终。言念同患难袍泽，唯有掬泪远吊！
据事后调查，张行周夫妻被捕，毛病出在国华影片公司管宣传的张冰独身上。他似共党分子，房东儿子是左倾学生，与张冰独有来往。同案被捕者有张冰独、音乐家陈歌辛、画家冉熙、剧作家柯灵、著名电影明星周曼华、韩兰根等，都是当时上海红人，都关在木栊内。张行周因受房东儿子的牵连，受池鱼之殃，故同时被捕。那时日人认为中共只是摇旗呐喊的反日，利用报刊文字、影剧、画艺的宣传反日，将其有形组织摧毁，即算了事，不像国府真刀真枪的抗日，只要一被发现线索，即穷追不舍。对张初视为共党分子，故未设暗卡守候。因此，我及联络交通人员，都没有落入陷阱，且张应对得宜，故亦没有连累其他同志。日宪最后一次提审，问张能否再架电台与重庆通报？张答：可以试试。但是断了多天，对方是否还在呼叫？则没有把握。”
“他们想想也有理由，就此算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将张自日宪兵本部移送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交给伪方处理。影星周曼华先行释放，还代张行周带给我一些消息。
重建电台
张台被破获，暂时只好将电报送浙西拍发。对我这样庞大的行动机构，必须时刻联络，故上级十分焦急，严令东南电讯督察赵容德，立即遴选干员来沪建台。赵调李效实同志前来，仍由刘世桢连同电台陪送来沪。李系上海南市本地人，家有老母，适宜掩护。他原在江西马当要塞工作，日军攻击武汉外围时狂炸马当，李左掌被炸断二指，此时刚刚医好，恢复工作。我即今其在家建台，与重庆通报，并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连络。我经常派总交通送发电报，有时为争取时间，重要电报多由我直接送发。一切都很顺利。李除认真工作外，并考入大夏大学修业，有学生身分，行动更加方便。以后各单位虽常出事，连我也被捕，始终未波及李台。
我能迭创奇迹，得力李效实与上级密切联系之功甚大。三十三年二月，我脱险回后方，嘱李为我队国际情报站郑庭显收发电报。到了胜利前夕，郑站被敌破获，李受牵连，被日宪捕去。旋日投降，李非但没有受苦刑，且给李食米一袋，释放回家。那时市区食米奇缺，居民每天须排队购买配给米，盖因洋米无法输入，四乡之米，则因敌伪搜括及游击队活跃，日军封锁盘查甚严，只少数人在冒险背负运入少量食米。日军则存有大量粮米，此时已到投降末路，才故示大方，赠李食米。胜利后我回上海，李常来我家坐谈，他的谈吐、思想渐趋左倾，同情共产党。中共统治大陆之后，失去联络，不知其以后吉凶祸福。
全面展开行动
朱岑楼在浙西督察任内，难展其才，求我让他同去上海。他本沪区情报组长，我即派其担任情报兼行动队长。他即率领原有干部王学义、范承贵、牛复等去沪，与其原来潜伏人员恢复联络。其中最出色的是崔玉宸、崔宪章父子，他们是山东人，有齐鲁雄风。宪章乃一热血勇士，其父为其耳目、掩护，招纳若干爱国青年，成立行动组。及枪械到手，不论日军巡逻、岗卫，只要一有机会即予狙击。朱在浙西经年，郁郁不得志，也趁此大展拳脚。我见崔狂热过度，恐怕失事，促朱劝诫，讵崔未遵从，一夜连袭数处日军，宪章负伤被捕，遭惨刑处死。刚开始工作数月，即牺牲最忠勇同志。抚今思昔，益增我心伤痛！
朱失此勇将，自极哀痛，以后行动加倍小心。但仍犯了一次错误：当时上海伪大道市政府，有一什么主任，已忘其名，为日作伥，侦破我方工作甚力，上级密令制裁。朱岑楼自告奋勇，收买伪大道市政府内线，事先说明目标体貌、衣着及所乘之包车，并约定手势、暗号，朱亲自督率行动员执行。讵在预计之时间，该汉奸没有出来，内线挥挥手，示意“目标没有来，大家回去吧！”不料另一汉奸乘车出来，体貌与所指定目标也有点像，潜伏附近行动员，误以为目标来了，趋前三枪，错杀非应杀之汉奸。受上级训诫一顿。嗣后朱乃改换目标，狙击日人，都找有利机会下手，惜多是小萝卜头，没有杀到重要敌酋，只予精神威胁。而每次狙杀之后，日军即将当地封锁，不准人民出入，责令该区住民交出凶手。当然交不出人来，故封锁多久，由日人任意决定，苦了当地人民，连买菜、买米都生问题。日人想尽方法对我防范，以后与伪政府共谋组织“自警团”，强令各街坊住民，日夜派人轮班巡逻守望，有点像中共民兵队、街坊会。这种自警团，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