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之，他如获至宝，以后续来求教。我以为共同战友，多实相告。讵我部美员，对其很不友好，不许白来访。白仍低声下气的来，我部美员竟黑脸逐客。我很奇怪，私问译员何以如此对待？据译员透露，他们为争功，恐怕白获得情报报上去，抢去其功，我半信半疑。以后中美所内部发生争功大风波，我才了解美国派系排斥及争功情况，同中国一样激烈。
我们供给的情报，得到上级及美方极高评价及不断奖誉。我力求迅速事功，在植物油灯下通宵工作，常常东方发白才上床休息。又为处理两边业务及解决情报训练班和爆破训练班一般问题，常驰骑乐平、许家店之间，人尚能勉力支撑，但马疲几次仆倒。
戴先生偕梅乐斯将军来东南视察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戴先生来电报通知，他与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准将，将来东南视察，要我去遂安候接。他到了上饶，又来电称：他们将来浙西视察，要我亲自带路及护卫。我即带了一部分警卫队队员去遂安。梅乐斯的态度冷冷淡淡，不愿去许家店，即留在城里。我陪戴去许家店与美员交谈甚欢。戴慰问他们艰苦生活，美员表示以工作代乐趣，对成就颇为自豪。回遂安后，即与大家同去淳安，我记得杜月笙亦同行。杜乘轿过河滩，货运处副处长陈庆尚在河边迎接，一时出语不慎，触戴之忌，被戴大骂，在烈日下骂个不停，还是我解围，戴始步往旅邸。
在淳安停留一天，我即护送大家上路。不知消息如何泄漏，沿途乡民围集，很多扶病抬伤求洋人医治。有一个五、六岁小孩，腹部烫伤一大片，由大人抱在路边求救，情景极惨。现我在电视中看见非洲难民待救流亡图，即想起当时所见悲景。但我们并非医疗队，无法救助，只好善言解释安慰，乡民始失望散去。
我每次来往于潜、淳安，快马不需一天，这次由于护送大队人夫，内有少数人乘轿，行程缓慢。到了卢家村宿夜，没有大户可下榻，寄宿一小学里。戴要我陪其巡察民情，他目击人民杂粮充饥，破衣百结，戴感叹的说：为何这样穷？我向他解释：人民本已穷苦，加上八年苦战，现已山穷水尽！
我把大家护接至乐平，张罗请客，用西式摆席，乡村菜肴，大家吃得很满意。在席上梅乐斯讲了一些称赞及谢意，戴则讲了大篇训词。对我功绩表扬备至，对胡德珍、杨凤吉两女同志，和我同入龙潭虎穴，冒险犯难，坚苦卓绝，建立殊勋，特别称赞。在乐平停留两夜，其间戴曾独舟去印渚埠（于潜大镇，距乐平十五华里）访友，我派蒋剑民同志暗中保护。
梅乐斯与戴同来东南视察这段经过，他在他的回忆录下册二二五页是这样写的：
“我们到达遂安附近地区时，才发现已经接近战略局在华东的总部。我不愿去拜候他们，但戴将军却比我聪明得多。『无论如何，』他说：『你是中美合作所的副司令，而按照协定的规定，战略局乃是中美合作所的下级机构。』从法律上说的确如此，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发觉那个机构干干净净，美国人民都很快乐，他们处境很孤立，所以对外情况几乎完全不知晓，这是由于他们的上级太多疑，不愿与中国人推诚合作所致。”（实际上梅只在遂安城里停留，见了几个迎接的美员，并没有去战略局华东总部所在地许家店）。二二六页梅续写道：“一九四五年七月最后的一天，戴将军告诉部下，我们将前往桐庐，它在钱塘江上流，距杭州约四十哩。我们爬了一些险峻山路，绕过分水城，我们听说日军已经到了那儿。后来我们到了乐平村，是一位毛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他与中国情报单位和美国的战略局都有联系……”
在这里看出梅乐斯与战略局俨如敌对，互不知道对方情形。此一对立情况，戴似知道的，但其没有对我丝毫透露，实令我难以置信。我是军统局东南特派员，奉命与许家店美方工作单位合作的主持人，梅似都不知道，戴这样做法，造成更大对立。戴为何要这样做？即使我今日去想，依然迷惑不解。
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协定，我方由外交部长宋子文签约，美方由海军部长诺克斯签字，经中美元首批准，注明中美所主任戴笠将军，副主任梅乐斯将军。故华方都是军统局人员，美方则以海军人员为主体。但战略局（OSS，梅氏回忆录内均译成战略处）为了暗中参与工作，要求派一部分人参加，表面上都算是梅乐斯的人员，事实上却是不同派系，梅不道破，大家都不知道。戴、梅派来与我合作的美员，即全是战略局人员，在关系上言，戴应对我说明，起码给我一点暗示，但始终没有。可能戴认为派系摩擦中外相同，未予重视，所以不告诉我，以免影响工作。梅乐斯当然不知我的能力及在敌区优越关系，视为乃一般普通单位，故任由戴的指派。我则对合作美员一直只知是中美合作所的人员，大家合力抗日，我当然竭尽全力帮助其创建彪炳成绩。
直至多年后，我读到梅乐斯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才恍然大悟，始知美军方面竟有如此严重的派系之争，也想起梅与我部美员敌意的因由，实令我不胜慨叹！但梅受尽打击的症结，他自己似不完全了解。据梅回忆录所写，他所领导的美员，有一千五百余人，每月经驼峰（在中印边境，为抗战时美空运航线）运来器材物资一百五十吨，先后共用经费四千二百多万美元。所布海岸监视哨及气象侦测网，自苏、浙、闽、粤沿海至越、泰、缅，十分完备。与戴合作办了十个训练营地（即情报、游击训练班），每一营地少者训练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每一战士平均杀死一个半日人，我方亦颇有牺牲，用血肉换来如此辉煌成绩，一般说来，其功绩确实了不起。
但与我合作的战略局方面，许家店、乐平及参与爆破、行动作业的美员，总数不到三十人，在敌区布置的情报、行动及内、外勤工作员的经费，都由我方自己负担，在工作上美方没有花费分文，坐收其利。所用物资，仅炸药及爆破器材若干吨，训练班学员每人发枪一枝，就是这点东西。而由于我们所供情报（系我国际站郑庭显得自内线报告，关于日本军方调动消息），美军得以将西太平洋及全日本的海、空实力，彻底炸毁，转移全面战局，迫其投降（当然美乃综合各方情报资料，轮番轰炸，我们所供情报，只其中一部分，但美迫日投降，则以空军为主力，陆、海军仅是配合作用，实系战史之新章），战略局得到无数奖誉。两相比较，梅的成绩，自属微不足道。
梅是海军官校出身，自视与陆军西点同为正规大系统，对战略局认为不海不陆，系不入流的组织。战略局领导人杜诺万，初仅上校，旋升将官，权势日隆。自开始即与梅乐斯貌合神离，彼此都看不起对方，后竟恶化而成仇敌。由于战略局工作有优异成就，其所花人力、财力、物资却极微少，美是讲现实的国家，对杜诺万自极器重，以后战略局且衍变为中央情报局（CIA），为左右美国政策之主流。梅氏懵然不知，吃尽其苦头。
梅自海校毕业，随舰来中国沿海服务多年，又与戴合作数年，深入民间略谙华语，目击民间疾苦及我国刻苦耐劳的民族性，又体会到日本及欧美人对华人欺凌轻视，所以十分同情，认为中国人既不顾一切牺牲生命，竭尽所力苦战，应给多点物力支援。故奔走请命，争求援助，竟引起素存优越感的洋人反感。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梅认为既在中国地方，运用中国人力及一切关系，理应由中国人为主脑，他自愿为中美所副主任，其他美国人，却指其自贬身价。对若干敌视戴笠的洋人，梅则尽力向其解释，认戴乃忠诚工作的爱国者，是可信赖的朋友。不要因戴的特工背景而轻视戴，和敌视戴。但梅在中国山区工作，失去重要性，没有后援，被讥为“稻田海军”。
中国战区总司令，名义上是蒋介石，实权操在参谋长（都由美方担任）手上。自魏德迈接任参谋长（美方自称战区司令官）后，因受各方影响，对梅乐斯不断迫害，最后美方片面撤销梅的职位，连我国对其授勋也不准接受。致梅被迫精神失常，遭遣送回国。此一美国内部派系斗争，本不关中国的事，但因此导致中美合作所瓦解，甚至使美国对华认识错误，此事对中国政局影响既深且远，故我在追忆中特予提起。如想知道详情，必须阅读梅乐斯所着“另一种战争”。
最后风浪 日寇向我最后袭击
八月初，我续护送戴先生和梅乐斯等去昌化方圆铺。那时日军自富阳推进桐庐，离乐平仅四十公里。戴对我说：“日寇有对你袭击企图，你不必护送我们了，即刻回乐平作应变处置吧！”当时我随戴外出，指挥部工作全交我妻全权处理，而妻正怀孕待产，已到了预产日期（那时医和药都非常缺乏，只是自己推算，八月六日为预产期），我身虽在外，心实萦念公私，瞬息难安。听戴如此说，正合我心，即于八月六日飞骑回乐平。连夜部署一切，次日即将指挥部人员撤入沈家坞山区。
沈家坞在乐平西南约三十五华里，系一偏僻山坞，须翻过二重山岭，才达北通于潜，南去淳安及西去昌化的大道。我选择了此处暂避敌军锋镝，乃因此等冷僻山区，日军绝不会经此。故将新到美援大批电讯器材、爆破器材及一批尚未开箱的新式武器，全运来此处隐藏。另一原因，是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曾一再恳邀我兼任他的第五纵队司令。此次戴先生亦当面问我，愿否兼任此职？我正在迟疑，为怕兼职后分心，反误我本身工作（我为了部属进出陷区通过我方步哨线方便起见，原已挂名忠救军第五纵队司令，但并非实职）。至此，思及我部乃专在沦陷区工作的特种部队，专事探查敌情及从事爆炸日军军营、仓库、岗亭、工厂、铁路、桥梁等目标，和刺杀日伪要员等工作，其效果和力量，当胜于数万军队，但我们并非武装部队，甚至连自卫的装备和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和敌军正面作战。此时若和日军遭遇而拚搏，自是太不合算，故只好迁避。并考虑不如趁此接受此一兼职，那么，依附在忠救军总部，有第五纵队的武力作后盾，也好加强自卫的力量。忠救军总部在昌化河桥镇，位于乐平西南八十华里，与沈家坞同一方向，到了沈家坞，离河桥也就近了一程了。
八月七日那天，我们是中午一时离开乐平的。当时敌军已流窜至分水，距乐平只有二十多华里，一时只闻炮声隆隆，连机枪声也隐约可闻，情势相当危急。防守这一带的二十八军，似乎已措手不及，竟让敌军长驱直入了。
沈家坞只是一个山村，仅十余户居民。我们在乐平的总指挥部，平时只有十几个内勤人员，二十多名警卫及行动员，十余名交通员，美方皮尔上尉主持爆破训练，我方爆破教官数人，加上二名杂役，总数约六十人。最近却刚招集了一批青年学生（约八十人），正在训练。诸暨组长金颂新，又正好率领所部行动员十余人，来总部接受爆破训练，所以人数陡增，约近一百七十人，顿使山村热闹拥挤。
我派出了数批哨探和联络人员，不断向分水、桐庐方向，刺探敌我双方情况，并派有递步哨，和戴先生保持联系。另由爆破教官黄炳炎、王学文等率领爆破队员，在二重山岭间布置地雷，并沿途暗布警戒步哨，以防日军来袭。
八、九两日，日军停留在分水、印渚埠一带，并未继续向西南流窜，企图及动向未明，我们也暂时停留在沈家坞。九日傍晚接到递步哨传来消息，戴先生已饬令忠救军第二、第三两纵队，今晚全力向印渚埠敌军反攻，限令明（十）日黎明以前，必须克复印渚埠。我们获讯均甚振奋。当晚八时召集诸干部如书记胡德珍，助书桂涤非，机要课长杨凤吉，情报课长何效文，训练班主任教官黄炳炎，教官王学文、冯湘、严大双、伍柳青、徐鸿才、徐行，警卫队长黄诚、刘全德，电台总台长王相穆，翻译官胡伯才等十余人，共同商议今后行止。有主张去淳安，路程虽较远，但地较后方，应较安全。有主张去河桥，接兼第五纵队，与忠救军同进退。最后决定依照后者主张，明日大家轻装赴河桥，此间留数人看守，俟总部安定之后，再来搬运。散会后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因为行止已定，且闻忠救军主力将反攻，定卜胜算，今晚可以高枕矣！
谁知事态演变，竟出意外。我就寝未及一小时，哨探纷纷来报，首批说：入夜后我方忠救军尚未出动，印渚埠敌军却向西南移动，有向乐平方向进袭模样。第二批来报：忠救军第二纵队，在西乐堰（在乐平西北五华里与乐平隔河遥对）与敌军遭遇，双方展开剧战。接着又报来：忠救军已有不支模样，可能后撤。于是我们也只好急作应变准备。
至清晨二时许，忽闻“轰！隆！”两声巨响，似乎近在三数里间，正在惊疑，忽见我们的警戒步哨匆忙来报：“适才的两声巨响，乃是我们埋在坞外第一座山岭前的地雷被触发了。先是我在大路上发现一大队人正探索南行，认是敌军前哨，故即来报，急行中刚翻过二重山岭，突闻岭外传来巨响，似是那队敌人摸上山来，而触发了我们埋置的地雷。”
我闻讯立令叫醒全体人员，准备提前开赴河桥。
紧接着暗布在山岭上的另二名警戒步哨，仓皇跑来报告：“先前所发现的那队敌人、似是分出一小队人，摸上山来，触发了我们埋在山脚的第一道地雷。巨响声中，我们在山脊上隐约望见火光，嗅到烟硝火药气味和听到人声，所以急急赶回报告。从那山下到此，还要翻过两座山岭，约有五华里路程。至于那队敌人，是否继续摸上山来？就不知道了。”
我思量：这小队敌人，触发了地雷，可能认定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