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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力进攻上海的准备。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 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终于挑起了战端。
二关东军的“内蒙工作”
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军部就将蒙古划分为东部（内）蒙古、西部（内）蒙古和外蒙古三大块，决定分步吞并，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所谓“大蒙古国”。根据这一战略，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展开了“内蒙工作”新攻势。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后至1934年底。早在伪满政权建立不久，关东军就在关东军内设立了直属于副参谋长的蒙古研究员制度，专门搜集有关内外蒙的情报。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时，收容原汤玉麟部李守信部队，组成“兴安游击师”，指使其进犯察东，企图建立侵攻西蒙的前进基地。但李守信伪军遭到由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同盟军的坚决抗击，狼狈退出察境。
武力进攻失败后，由于关东军的重点在于围剿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遂暂缓了对内蒙的军事攻势，转而施展谋略手段，对西内蒙展开所谓“和平工作”。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68页。
为开展内蒙工作，关东军任命松室孝良为承德特务机关长，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建立安定满洲国西部边境，对与热河省相邻的察哈尔东部居民通过经济文化工作而形成附满亲日的气氛”。松室孝良大佐在承德通过与一些内蒙王公的接触，于1933年10月制定出详尽的《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建设“蒙古国”进行了充分论证，拟定用三年时间完成“蒙古国”建设。松室得意地认为，这一计划将“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兴起，（日本）帝国将成为真正的盟主，雄飞于世界”。
于是，松室一面扩充李守信伪军，设立特务机关，一面在多伦召开蒙古代表会议，策划建立“蒙古国”。1934年2月松室又制定了《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72～485页。
这一阶段，关东军谋略工作的重点，就是拉拢内蒙王公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后，东内蒙四盟被划入伪满领域，对西内蒙引起很大震动。一些王公为保存自己地盘，开始打着“边疆安全”、“民族自治”的旗号，欲行独立，德王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此人野心很大，梦想恢复“大蒙古帝国”。于是，一方面关东军意欲寻找在西内蒙的代言人，一方面德王欲借关东军的力量称雄，双方为了各自利益，暗中往来密切。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内蒙实行“自治”。对于德王的野心，蒋介石虽有觉察，但还是同意了德王提出的“自治”要求。据德王后来回忆说：“这是蒋介石想把我作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并达到“防共”的目的。1934年3月，国民党政府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据此，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大会，名义上由乌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担任委员长，而实权则掌握在由德王担任的秘书长手中。蒙政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在内蒙设立了与华北政委会相似的“灰色”机构。蒙政会成立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拉拢德王的工作，派遣大特务盛岛角芳潜入百灵庙，秘密会见德王，表示关东军愿意帮助德王建立武装。不久，关东军就给德王送去捷克步枪200支。德王得到关东军的好处，便一步步走向叛国之路。
第二阶段，1935年初至1936年底。对于内蒙实现“地方自治”，关东军并不甘心，而是要使其成为亲日政权和进一步向西北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研究讨论并决定要加强对华北和西部内蒙的工作。于是，关东军伙同驻华北日军，接连在华北和内蒙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一系列挑衅事件，迫使中国政府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其中对于内蒙，关东军要求“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活动”等许多承认其侵略的事项。通过这些协定，关东军实际上已控制了察北地区。
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出了详细的《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西苏尼特方面”。〔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92～495页。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经济措施。
接着关东军首脑相继出马，加快了内蒙工作。9月，板垣征四郎副参谋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田中隆吉参谋赴西乌珠穆沁王府与德王和索王会见，表示支持德王的独立活动。关东军派专人常住百灵庙以便于同蒙政会联络。而这时德王的心态按照他后来的回忆是：“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到了1935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
11月底，德王接受关东军邀请赴长春与关东军南次郎司令官、西尾寿造参谋长会谈。结果商定，日本答应帮助西部蒙族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德王50万元和5000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该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同时由村谷彦治郎等日本人组成顾问团，掌握伪政权。日本方面派来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这样，德王终于与国民政府正式决裂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关东军将其作为侵略的马前卒，出钱、出枪，出顾问武装起来一支万余人的伪军，唆使其向西北进犯。为实现西侵战略目标，1936年5月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确定了由田中隆吉提出的《西北施策要领》。8月，借伪蒙古军阅兵式之际，以参谋长板垣为首的一批关东军骨干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了入侵绥远的计划。任命田中隆吉为德化特务机关长，全面负责实施谋略计划。
经过数月准备，田中认为必定马到成功，于1936年11月5日，指使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通电”，要求“归还绥东四蒙旗”，当即遭到傅作义和国民党中央的驳斥。对此，德王认为有关东军撑腰，扫平绥远指日可待，于14日命令伪军王英部向红格尔图进攻，没想到绥远军在傅作义的指挥下，出步兵突袭红格尔图，歼灭了王英部。又经过百灵庙战斗，伪军溃不成军，一部起义杀死日本顾问和特务机关人员，日伪全线溃败。田中隆吉被关东军调回东北，由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伪蒙古军“闹剧”以失败告终。
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伪满军的建立及整顿
第十章关东军与伪满军
日本侵占东北，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后，关东军始终是维持伪政权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主导力量，或者说关东军是伪满政权存在的根本保证。虽然关东军一再增兵，对中国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但仍很难扑灭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烽火。而且关东军还准备着对中国关内和苏联进行侵攻。因此，日本侵略者需要建立一支伪军，充当其镇压东北人民和扩大侵略战争的辅助力量和帮凶。于是，关东军在制造伪满傀儡政权的同时，就组建了一支走卒军队——伪满洲国军。第一节伪满军的建立及整顿＇1＇一伪满军的建立伪满洲国军是伴随伪满政权的建立而建立的。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的同一天，颁布了伪《政府组织法》该法规定：执政统率陆海空军（第12条），溥仪为最高军事统帅。作为军事机关，在伪国务院内设立了军政部，掌管军政和军令，负责有关国防及用兵事宜。同日根据“执政权令”，任命马占山为伪军政部总长（马占山反正后由张景惠兼任）。4月15日伪满政府发布“第1号军令”，公布了《陆海军条例》，其中规定： 第一条，陆海军负责国内治安以及边境、江海之警备任务。 第二条，执政统率陆海军。第三条，执政决定警备司令官分担区域，令其所需之军队，负责维护该区域之治安任务。第四条，执政决定舰队司令官分担区域，令其指挥所需之舰队，负责该水域之警备任务。《满洲国史·分论》上，第371页。
同时又发布了“第2号军令”，公布了陆海军分担区域，设立了伪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警备军。
伪奉天警备军，司令官于芷山，司令部设于“奉天”。辖廖弼臣、田德胜2个步兵旅；傅布彦、王翰臣、邵本良3个骑兵团和赫慕侠的卫队团。7月又将王殿忠、李寿山旅编入该军。警备区域为除洮辽警备军警备区域以外的伪奉天省。7月16日，伪奉天警备司令部划分地区，设立了沈海、中央、鸭绿江、安奉、辽河、奉天等6个警备区。
洮辽警备军，司令官张海鹏，司令部设在洮南。先后辖徐景隆、鹏飞、刘茂义、傅铭勋、彭金山、张俊哲、王永清、程国瑞等8个支队。《东北“大讨伐”》第778页。警备区域为以洮南为中心的伪奉天省西北部的14个县。
吉林警备军，司令官吉兴。辖15个旅，其中9个旅归吉兴指挥，6个旅归伪吉林“讨匪军”司令官于琛澄指挥。警备区域为伪吉林省。吉兴直接指挥的刘金麟、李文炳、王树棠、梁沣等9个旅；布防在吉长和延吉地区；于琛澄指挥的李毓久、崔文林、陈德才、白文清、杨秉藻、关琛旅，驻守滨江和依兰地区。《东北“大讨伐”》第828页。1933年4月8日，伪吉林警备司令部决定撤销“剿匪”司令部等，新设吉长、滨江、延吉、绥宁、农安等5个地区司令部。１2月1日，又进行改编，设“新京”、吉林、滨江、延吉、绥宁、依兰6个地区司令部。《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93页。
黑龙江警备军，司令官马占山（兼）。辖苏炳文混成第2旅（驻海拉尔）、张殿九混成第1旅（驻扎兰屯）、徐景德混成第3旅（驻海伦）、徐宝珍混成第4旅（驻克山）、朴炳珊（大同）混成第5旅（驻拜泉）、王克镇骑兵第5旅（驻呼兰）、程志远骑兵第2旅（驻齐齐哈尔）、石兰斌骑兵第55团（驻通北）。警备区域为伪黑龙江省和呼伦贝尔地区。
1932年4月，马占山反正，上述各部大部随之。伪司令官由程志远继任，所部临时编成3个支队：第1支队，张文铸部；第2支队贾金铭部；第3支队王克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