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国农民手脚受到腐蚀。
1943年1月。在扎兰屯东南8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进行山谷瓦斯发射训练，发射大型“赤筒”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迫击炮毒弹50发，被害情况不明。7～9月，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碾子山多次进行“赤筒”发射实验，许多农民受到毒气伤害，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伤。1945年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第1大队，在富拉尔基训练放毒时，曾发射赤筒30发，瓦斯气体流向距该地300米的富拉尔基通向齐齐哈尔的道路，使过路及耕地的10名中国百姓的呼吸器官受到损伤。
为了取得化学战最直接明显的效果，关东军竟残忍地以活人为对象，进行化学战实验。1936年12月上旬至1937年1月的一天，驻牡丹江的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兵头周吉为了实验毒瓦斯（腐烂性）的效力，将3名农民监禁在外科的小屋内，倒背手绑着，将瓦斯涂在被害者身体上，然后观察其变化情况，第二天3人均死亡。
日军施放化学武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九大队三中队的一名少尉军官，仅凭一时的冲动，向在吉林市北山西面2公里处的一位正在劳作的中国农民点放两枚中型喷嚏性瓦斯，使该农民中毒，之后，观看中毒后的中国农民惨痛之状取乐。
日军不但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而且还用来教训溥仪的“护军”。1935年夏天，日军宪兵在伪皇宫大墙外发现伪满皇帝的护军正在伪宫西花园假山进行军事训练。这支皇帝私人武装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宪兵随即在兴运桥外施放起催泪瓦斯，瓦斯越墙顺风扑向护军，护军喷嚏连连，鼻涕阵阵，痛苦万状，跑到水池边用水清洗，护军队长登上岗楼发现正在施放毒气的日军宪兵得意狂笑。
1935年9月10日，关东军在吉林省下九台进行瓦斯演习，从新京（长春）、吉林监狱提出被日伪收容的200名中国人作靶子，绑在一起，然后施放毒瓦斯全部杀害了。
1936年6月，驻扎在吉林省延吉（当时是间岛省延吉）的关东军第960部队的“第二下士官候补队”进行“瓦斯化验训练”。由于没有实验对象就直接向中国居民区施放了5颗小型“赤筒”（喷嚏性瓦斯），毒气迷漫，散进10多户居民的家里，使50多名中国男女老少居民的呼吸器官受到毒害，不少人留下了终生后遗症。
1940年4月，日本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毒瓦斯学校来中国东北试验毒瓦斯炮弹时，齐藤美夫作为警务长曾抽调宪兵组成有60名兵力的警戒队伍，并命令将被捕的30名中国人送给他们作为试验品杀害了。当时，得到一名叫白滨的大尉报告说，效果很好， 30名中仅有1名未死。
516毒瓦斯部队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受害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疗。试验后，日军通过秘密跟踪调查，掌握实验效果。因此，时至今日，除日俘、战犯的供认外，在许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杀戮我同胞罪恶行径的证人已很难寻找。
在用各类瓦斯进行试验的同时，516毒瓦斯部队还伙同731细菌部队进行毒气的活体试验。平均每天有4～5名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或朝鲜人被当作试验品活活折磨死，这种活体试验至少进行过50多次。516部队进行人体毒气实验的情景，《魔鬼的乐园》一书作者森村诚一曾这样写道：“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瞪着愤怒的眼睛，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无能为力。516部队的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钮……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接着眼睛一翻，口吐白沫，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
为了适应实战的需要，关东军经常组织各种化学战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关东军竟拿中国百姓作为假想敌，实施化学战实战演习，屠杀了大量无辜平民。
1939年9月下旬，在吉林，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组织瓦斯军官的集合教育，在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散布了糜烂性毒瓦斯。这次“瓦斯教育后，没作善后处理，因而使路过该地的4名中国人患了瓦斯症”。《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据研究表明，在1933～1941年期间，仅《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中记载的在中国东北的演习就达14次之多。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9页。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冬季化学战的应用研究和检验毒气队在极寒地带的作战能力。其中包含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机，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化学战实战。关东军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战实验和演习，而且还将化学武器应用到了实战当中。1939年7月，在诺门坎战争中，日军第23师团曾在海拉尔兵站兵工厂秘密运送4发甲号瓦斯弹（每发500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海拉尔日军第一医院曾对死亡的苏军军官进行过检验，结果是因瓦斯弹中毒。《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这表明，日军在诺门坎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
1945年，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攻下，日本法西斯于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是，法西斯的战争余毒仍然留在中国的黑土地上。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
一关东军特务机关沿革
自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撰写的《恶魔的饱食》一书问世以来，人们大都知道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曾经有过一个食人恶魔——日本关东军“满洲第731部队”。但对于在哈尔滨市内还曾经存在过一个绝不亚于731部队的机关——关东军特务机关，恐怕知者不多。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强兵富国”的侵略扩张之路。间谍特务活动就成了日本对外侵略必不可少的手段。日本的间谍特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由军部指挥的军事间谍特务系统，由右翼团体（如犹存社）组成的民间特务系统，以及由外务省领导的外交特务系统。在军部系统中，又可以分为以参谋本部为首脑机关的陆军特务系统和以军令部为核心的海军特务系统。关东军特务机关属于陆军系统的军事间谍特务机关。
像关东军特务机关这样的特务组织是极其秘密的，其正式名称只记录在军部的秘密卷宗里。军事间谍的公开身份可以是名正言顺的武官，也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顾问，还可扮成商人、学者，甚至和尚、仆人。有人称之为“穿西服的忍者”。 参见〔日〕山清行《陆军中野学校》（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4。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服务。他们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一个人可以顶上一个师团”。
军部系统的间谍特务，初期或以驻在国武官、顾问的名义公开地进行特务活动，或乔装打扮秘密刺探情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部对华特务活动中，曾出现过“青木机关”和“坂西机关”等著名的特务机关。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军事间谍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规模相对有限，也未形成固定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事间谍特务活动才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始终以中国和俄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权益，欲图向“北满”和内蒙发展，攫取所谓“满蒙”权益。为此，对俄军事间谍活动不断加强，曾派遣中岛正武、石坂善次郎等“俄国通”情报军官，到北满和俄国进行间谍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各国忙于欧战，日本认为“大正天佑时代”来到了，加紧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军事间谍活动更为活跃。日本军部一面派遣大批军官前往俄国考察军事和收集战时情报，一面着手制订了推进设立谍报据点的计划。拟定从1916年8月至1918年2月在西伯利亚中部和东部、1918年3月在中国西部扩大设立新的谍报据点。西原征夫：《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每日新闻社，1980年，第17～19页。这个计划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决心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之机，迅速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其构想是，以朝鲜和南满为基地，展开扇形扩张攻势。一面向北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进而向西伯利亚发展；一面向西攫取内外蒙权益，进而向中国西北推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更增添了“防止赤化”的色彩。日本为积极准备出兵干涉苏联，军事间谍活动更为猖狂。此前，军部已在早就建立的军事间谍据点哈尔滨设立了“黑泽机关”和“武藤机关”。1918年春，军部决定谍报部门总动员，实施间谍扩张计划。谍报首脑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长中岛正武亲自前往哈尔滨，俄国班长坂部十寸穗赶赴海参崴。8月，日本发表“出兵宣言”，伙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联。至年底，日本先后出动第12、第7、第3师团，占领了远东地区及外贝加尔的赤塔地区。这期间，日军派出以武藤信义为首的特务机关进驻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所在地鄂木斯克，成为有史以来日军向西和向北推进最远的陆军部队。
但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不能阻挡红军的猛烈攻势，日军在各地遭到沉重打击。最令日军头痛的是“如何解决第一线部队遇到的纯作战以外的各种复杂问题”。对此，军部经研究认为，有必要在军队配置军事外交机关，以解决上述问题。关于这个机关的名称，采纳高柳保太郎的建议，军部于1919年2月决定将军事间谍机关正式命名为“特务机关”。 西原征夫：《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24页。各机关原则上归军司令官统辖，在军参谋长指挥下开展业务。其任务规定为“统帅范围以外的军事外交和收集情报”。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日本陆海军の制度·组织·人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第468、492页。由此，日军特务机关正式出现。
1919年秋，日军经过整顿确定以下特务机关，即海参崴、尼科尔斯克、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哈尔滨。同年春，日本调整殖民地侵略体制，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转隶于关东军。其后，日本虽然几次轮换军队，先后动用了11个师团，最多时达73万人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214、230页。；仍无法改变干涉失败的局面，不得不于1922年6月发表撤兵声明，10月狼狈地从苏联撤出军队（库页岛除外）。日军特务机关也随之撤出，只在北满的哈尔滨、满洲里和黑河保留了三个据点。
此后，关东军侵略野心不死，以哈尔滨作为“北向”情报战略的中心据点，一面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间谍据点的建设，密切注视苏联的动向，并积极指导所谓“白俄工作”；一面加紧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资料的研究。其重点一是北满的兵要地志，一是中东铁路及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为此，关东军与满铁相勾结，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一个“满铁嘱托员制度”。即选拔优秀的情报军官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助理，并以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嘱托的身份进行间谍活动。首任嘱托为神田正种大尉，其后有大内孜少佐。他们所刺探的情报和研究的成果，对日本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及迅速占领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关东军针对苏联的“北向”间谍中心据点的话，与此相对应，针对中国的“北向”中心据点就是奉天特务机关。自清末民初以来，奉天就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旅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旅顺成为军部“对满”间谍特务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东北的政权中心在奉天，日本侵略者感到鞭长莫及。为解决这一问题，关东军成立后，于1920年5月设立了奉天特务机关。该机关作为关东军的代言人，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任务是，刺探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干涉、控制和颠覆东北政权。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在奉天。由于奉天特务机关的重要，一直由关东军直辖。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次重心在吉林。早在关东军独立之前，军部就于1918年6月设立了吉林特务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奉天大哥”开展以张作相为代表的吉林政权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派遣军事顾问的途径“指导”东北政权。自清末以来，日本骗取中国政府同意其向中央和地方政权派遣军事顾问，大批日本军人便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各级政权的座上客。在东北的日本军事顾问主要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人。这些顾问名义上是由中国各级政府招聘的，实际上是日本军部安插的耳目。他们打着“顾问”的招牌，成为潜入中国各级政权内部最阴险的间谍。
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在北面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主要开展对苏间谍活动，在南面以奉天为中心据点，从事对华“谋略”工作。战后苏联获得一份关东军特务机关制定的秘密谋略计划，曾拿到远东军事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42～43页。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反苏反共反犹太宣传；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在远东建立反共组织；加强“外蒙工作”；镇压在满洲及中国关内的“赤色”团体；准备通信谋略措施；制订与北满作战一体化的谋略计划。为落实这个计划，哈尔滨特务机关在原有俄国班之外，新设了中国班，与奉天特务机关配合，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