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工程师仔细研究萨维兹原型机后发现，荷兰人制造的福科尔（Fokker）机型竟然与之极为相似。德国空军于1914年采用福科尔机型，自此取得空战优势。爱德华于1914年向《里昂进步报》致信，提到福科尔机型抄袭自他家兄弟的设计图一事。
安东曾写过一首诗纪念他第一次开飞机的经历，不过这首诗并未注明日期。虽然他的飞行没能风靡当地居民，但这个心愿已由萨维兹兄弟达成。萨维兹兄弟在失事前几天曾一起飞行，他们飞越昂贝略上空，绕到建于中古时代的圣德尼塔，一小时后回到市镇中心。一位《里昂进步报》的记者目睹了他们飞行时的风采，随后写了以下这段文字：
两名飞行员果真是艺高人胆大。他们以高超的驾驶技术操纵飞机，缓缓地在小镇上空盘旋。他们在教堂尖塔上方精湛的演出令人激赏。民众纷纷跑到街上，仰望这只英姿飒飒、时而转弯、时而俯冲后拉高的大鸟。底下的群众无不赞叹，飞行员驾驭座机的技术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每每看到激动之处，总是忍不住大力鼓掌。
几天后，这段文字成了两兄弟的墓志铭。这位记者应该加上一句话：“萨尔维兹兄弟万岁！”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松树下的白色屋子
安东青少年时期最有笑容的相片都是在新学校照的。1915年至1917年，家人将他送到瑞士弗里堡（Fribourg）圣约翰学校，他在这里做了两年的住宿生。在勒芒学校拍团体照时那种畏缩、阴郁的表情已经消失，这时的他看起来很惬意。有几张照片是在室外空旷地方拍摄的，他身着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式（Tyrol）的套装和帽子，并没有穿制服。
十几岁的安东已经比同学高出许多，最后长到184厘米高。1915年6月，安东罹患贫血症，因此而结束了他在勒芒的求学生活。家人将他送往注重体育与其他户外活动的实验中学，其实，这倒不完全是为了改善他的健康状况。
一次大战全面开打，祖父再度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父亲猝逝后，祖父只剩下罗歇一个儿子，而罗歇更是担负起了教养安东的责任。大战爆发几个星期后，罗歇率领步兵团打仗，结果战死沙场。虽然罗歇身后留下七个孩子，却只有一名男嗣。另外，1870年普鲁士军队占领勒芒城的不愉快经历一直盘踞在老祖父心中，因此他很快决定将孙子送到安全地方，以延续圣埃克苏佩里家族七百多年的香火。他坚持孙子应继续接受天主教教育。圣约翰学校的师资包括神父与圣母教会成员，和勒芒学校一样属于天主教学校。
圣约翰学校位于德法两国边界，家人经过一番慎重讨论后才将安东送到这里念书，玛丽曾四处向朋友、亲戚打听圣约翰学校。里昂的邻居路易·博纳维（Louis de Bonnevie）正好就读于圣约翰学校，另外，住在圣摩里斯村另一头的萨勒家（Sallès）也提供了一些意见。后来，安东成了路易·博纳维和夏尔·萨勒的同班同学，他在弗里堡最要好的朋友就是这两人。弟弟弗朗索瓦后来也来弗里堡上学，他的年级较低。
圣约翰学校位于风景优美的丘陵地区，让人想起圣摩里斯附近的侏罗山麓。学校里的老师思想前卫，这是安东以前没遇到过的。勒芒学校那种冷冰冰的建筑物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圣约翰学校的教室和宿舍看起来就像一般瑞士农舍。除了游泳之外，安东对运动没多大兴趣。不过在老师的鼓励之下，他还是参加了一些户外运动，包括踢足球、打网球、乘平底雪橇等项目。到了冬天，学校附近的萨里纳河（Sarine）结冰，学生们会来这里溜冰。此外，他们也常常在松树林或湖边散步。学校的布告栏每天张贴战争消息，偶尔瑞士军团也会在学校操场扎营。除此之外，这里闻不到一丝战争气息。
夏尔·萨勒成年后负责管理普罗旺斯的家产。虽然离开学校已经70多年，他仍然大力赞扬圣约翰学校的教学方法，圣约翰的教育完全排除了法国教会学校的严格管教。他记得，师生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大部分老师来自阿尔萨斯省（Alsace），他们秉承英国私立学校宽容的教学精神，并效法德国学校的弹性排课方式。
在这里，无论是出世的神父或入世的老师，平时都以身教代替言传，不会以严格的教条强迫学生信教，校长弗朗索瓦－约瑟夫·凯费神父（FranoisJoseph Keiffer）更是以身作则，奉行身教为主的教学原则。当时阿尔萨斯省由德国统治，凯费神父不想留在家乡，于是跑到瑞士来寻求庇护。
所有老师中，以安东·瓦尔（Antoine Wahl）最受学生爱戴。瓦尔老师教授德文、地理与自然科学，在1903年，他捐出所有个人财产，兴办圣约翰学校。瓦尔老师是奥地利人，他身材矮小、仪容整齐。最令学生难忘的是他留的一撮山羊胡，以及他的仁慈。瓦尔老师于1933年辞世，那时他仍然坚守教师岗位。萨勒说，瓦尔老师的过去“相当神秘”，学生的结论是，老师是在失恋后毅然决然投身教育界。
圣约翰的教学特别注重德文与德国文化，这也是玛丽在圣摩里斯一直鼓励孩子接触的科目，她觉得这对女孩子尤为重要。在圣约翰学校，老师把德语当作母语来教，但是还是不能阻止安东作诗歌颂法国、反抗德国，他在诗中传达了无法参战的无力感。
从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只有圣约翰学校最令安东怀念，但是在校时他给人的印象却总是顽劣不堪、让人讨厌。尽管安东的在校记录已经遗失，但老师还记得，他的成绩老是垫底，就连法文作文课也不用功。
他把所有创造力发挥在自己的作品上，例如一出名为《雨伞》的诙谐歌剧。安东把脚本寄给小提琴老师安娜－玛丽·蓬塞（AnneMarie Poncet），但她对剧情并不感兴趣。故事梗概是：餐馆里有一把被人遗弃的仕女伞。一名年轻男子望着这把伞，浪漫幻想油然而生。后来伞的主人——一位长相丑陋的女子到餐馆取伞，男子才从白日梦中醒来。
在勒芒时，安东总是因为桀骜不驯、不认真念书的态度而遭受严厉处罚。到了圣约翰学校后，神父比较了解他，总是以无比耐心引导这位敏感、不守规矩的学生。多年后，安东终于体会到老师谆谆教诲的苦心。安东在第一本小说《南线邮航》里提到圣约翰学校的情景，他化身为故事的主人翁——空中英雄雅克·贝尼斯（Jacques Bernis），平时负责运送非洲地区的邮件。有一天，贝尼斯和朋友重游“松树下的白色屋子”，缅怀儿时点点滴滴。
安东毕业十年后曾回到母校探望老师，这趟旅行启发了写作的灵感。小说中有一段文字表达了难忘师恩的浓厚情感，他深深感谢那些渐渐衰老、但依然“乐观、迷人”的老师。在《南线邮航》中，老师不断追问冒险犯难生活的精彩故事。书中主角试着比较危险的飞行生涯与哲学思想的差异。他说，帕斯卡尔、泰纳和尼采的哲学理念只不过为生命提供一种理论，让人在亲身经历前做好心理准备。年轻时崇拜的哲学家，在人生经验上和他有不小的差距。他的生活充满各种突如其来的风险：“突然间，我们体会到，校友总习惯以重重的步伐踏入母校，好好还以颜色。”
晚餐时，老师拿出一瓶陈年老酒款待昔日门生。为了不让这位少年时代的偶像难过，贝尼斯刻意强调冒险生活令人失望的一面，好让老师继续相信：真理来自书本中平静的世界。
这段故事很可能取自安东与老师之间真实的对话。安东借由这段文字向老师表达了歉意，因为以前在学校时曾刻意隐藏了其聪明才智与性格的光明面，而老师总是无怨无悔，除了获得服务别人的满足感之外，别无他求。
圣约翰充满人性关怀的环境使得安东摆脱了耶稣会的阴影以及祖父的控制。1917年，安东毕业，准备进入海军服务。早年他所接受的生活教育开始受到质疑。
有些改变的影响很深远。玛丽曾是红十字会会员，在大战开打前，红十字会为富人、贵族提供了表现爱心的机会。战争爆发头几个月，玛丽目睹了冷酷、无情、惨绝人寰的景象，德军战俘营内的法籍伤残官兵路经瑞士回到祖国，在法国境内转搭救护火车的第一站就是昂贝略。玛丽在当地负责接待这些官兵，阴森、黑压压的车厢里挤满了人，不是濒临垂死边缘，就是严重残废，他们呻吟、乞求安慰的声音令人心碎。这一景象在小镇居民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忘怀。
玛丽拥有国家护理证书。首先目击可怕情景的平民没有几个，而她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她有许多亲戚也在战争中不幸身亡。自此以后，玛丽不求物质享受，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帮助减轻他人的痛苦，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战争期间，许多圣摩里斯城堡里的员工被征召入伍，因此一下子少了很多人，然而城堡内的贵族与村民之间的藩篱却因经历哀痛而消失了。安妮特·弗拉蒙（1912年航空站落成典礼中，她的复活节帽子被雨打湿）说，战争爆发前有明显的阶级落差。她和安东同龄，但安东路过她家时，她会弯腰行礼，称呼他“安东少爷”。村里的孩子大多穿木屐，因此安东脚上的名牌真皮皮鞋曾经成为大家的话题。安妮特的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开出租车的人，大战之前，圣埃克苏佩里家人需要交通工具时，城堡里的仆人会请他把车开来。1914年后，由于仆人减少，因此玛丽要去护理站时必须亲自走到村里的餐馆叫车。
1918年之后出生的孩子谈起城堡时，已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怀着尊敬的心，虽然这时候玛丽仍继续训练教堂唱诗班、指导村中少女刺绣。在战后新生代的眼中，安东已不是在城堡铁门里嬉戏的小孩，而是村里第一位圣诞老公公——穿着红衣、脸上贴着白色胡须，到处送礼物的大人。
圣摩里斯的气氛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迁，当时的情势掩饰了社会阶级瓦解的事实。四年战争打下来，法国人口少了150多万。他们的鲜血凝结了民众对于共和政体的信心，粉碎了保皇派夺回政权的美梦。巧合的是，1918年法国胜利后，安东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保皇派人士相继辞世——祖父逝于1919年，提考德伯爵夫人逝于1920年。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弗朗索瓦之死
1917年7月，就在安东过完17岁生日后不久，弟弟弗朗索瓦病逝，年仅14岁。20多年后，安东首次在作品中提到失去弗朗索瓦的哀痛。弟弟突然走了，他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抚平内心伤痕，因此他得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疗伤。
玛丽通常一星期去弗里堡一次，探视两个儿子。即使在战争期间，坐火车到200千米外的地方非常不方便，她还是不辞辛劳。1917年春天，弗朗索瓦参加学校组织的旅行，到迪沃纳班（Divonne les Bains）参观。中途他的外套不见了，不过他不想向老师报告这件事。后来他染上急性关节风湿症，母亲便将他带回圣摩里斯疗养。安东的家书中只淡淡提了一下弟弟的病，似乎弟弟在暑假以前就能康复。
安东7月回到城堡，这时弗朗索瓦的病情急转直下。7月10日清晨4点，护士叫醒安东，因为弗朗索瓦有话要告诉他。20分钟后，弗朗索瓦离开了人世。
1940年，安东奉命到阿拉斯（Arras）进行侦察任务。在这次飞行任务中，他险些丧命。后来他曾记录这段历险过程，里面提到弟弟在人间最后20分钟所说的话。弗朗索瓦以平静的语气说他快死了，但没有一丝痛苦。他立了遗嘱，将蒸汽引擎、脚踏车和来复枪留给安东，并要求安东替他写下遗言。
传记作家内莉·沃居埃（Nelly de Vogüé）曾以笔名皮埃尔·谢弗里耶（Pierre Chevrier）出书，书中提到，弗朗索瓦后来要安东去把母亲找来，然后他告诉母亲说，他要去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会比较快乐，因为，“我见过或想过的某些事情实在太丑恶了，我无法忍受”。
看着弟弟死去，安东学会了接受命运。他在《风沙的智能》中描写巴巴里酋长在幼时学会了面对死亡的经验。1940年，安东的飞机遭受飞弹攻击，他想起弗朗索瓦最后说的几句话：“没办法，我就是快死了；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身体的决定。”安东在《战斗的飞行员》中写下了这些话。突然间他领悟到，虽然他多年来注意健康状况，但是他根本不重视肉体的存在。和弟弟一样，他也看到或想到了丑恶的事，实在无法忍受。
弗朗索瓦以平静的心面对死亡，此情此景塑造了安东的宿命论。飞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等待故友的心情。安东坠机前曾告诉朋友，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而且他心甘情愿接受死亡。
相信宿命并未减轻失去亲人、朋友的伤痛，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弗朗索瓦的面容看起来像圣徒，他的死或许对安东而言是最沉重的心灵创伤。安东为死后的弟弟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加洗了几张，他总是随身带着其中一张。弟弟死后，他不断找寻亲密的兄弟情感。
在弗里堡两年的快乐时光完全被弗朗索瓦之死抹杀，全家人开始担心安东的健康。在朋友路易·博纳维的陪伴之下，安东到不列塔尼的卡那克（Carnac）度假。安东的姑姑阿米丝（Amicie）远嫁英裔军官西尼·丘吉尔（Sydney Churchill）少校。姑丈在卡那克拥有一座避暑别墅，这里的轻松气息与圣摩里斯不相上下。
路易·博纳维不仅是安东的知己，安东扭伤脚踝时，他也在旁照顾。安东渐渐从极度消沉中站起来，并准备接受家人的安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