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过后，纪德写道：“我们对于某些人事物的看法相差甚远，根本和不来。”“他总是锲而不舍，就像顽固好强的孩子一样，执著于意见分歧之处。然后他会打电话说：‘我想我打败了纪德。’”
将散文集结成册之后，这些作品往往成为二次大战爆发前最受欢迎的畅销书。发生瓜地马拉凯空难之后，安东在纽约待了好几个礼拜。他在东河地区租了一间公寓，房东是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上校，他是二次大战期间美军情报总部头子，该部在战后转型为中央情报局。安东得定期回到医院复检，外科医生仍考虑截断安东的左手。在此期间，安东与多名文艺界人士有所接触。
《银舰》编辑让·普列夫正在纽约的大学进行研究。经由他的引介，安东认识了出版商欧仁·雷纳尔，雷纳尔的新合伙人柯蒂斯·希区柯克（Curtice Hitchcock）曾在巴黎见过安东。但是出版合约何时敲定却始终是个未知数，因为一直到1938年，安东回巴黎时才有经纪人与他接触，签订合约。
雷诺当时居中牵线，根据他的说法，他与希区柯克预付了5000元给安东，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靠书赚这么多钱。此外，出版了《夜航》之后，伽利玛曾许下诺言，表示他将继续为安东出书。安东等了七年，而伽利玛也支付了足够的金钱。
1938年3月，安东搬到巴黎第16区米歇尔安热大道（rue MichelAnge）52号的公寓；康苏罗则搬到第7区广场旧家附近的公寓，她还开了自己的工作室。米歇尔安热大道位于巴黎市郊，附近有奥特伊（Auteuil）赛车场，这次安东搬离了巴黎市中心。他与康苏罗除了通电话之外并无其他联系，而且就算有联络，频率也不高。这次分离让康苏罗的心情差到极点。
康苏罗写信给苏珊，她说三年来的分分合合让她身心饱受煎熬。她说，心碎的感觉非常痛苦，好像有一只螃蟹爬上了肚皮。她相信，这次安东离她而去将永不回头，这么一来，他更可以在新公寓里与其他女子幽会。
倘若如康苏罗所料，米歇尔安热大道的公寓是安东新筑的爱巢，那么这里一定又充满了另类情调。米歇尔安热公寓与以前的住所一样，24小时对外开放，旧雨新知川流不息。平时接待客人的工作全交给俄国管家——鲍里斯（Boris）。郁郁寡欢的鲍里斯是沙皇时代的陆军将官，他在沃邦广场的公寓就已目睹安东与康苏罗的分分合合。
米歇尔安热公寓后来成为《风沙星辰》的出书计划总部，然而在这里洽谈商务事宜并非易事。经纪人雷纳尔·比默（Rainer Biemel）走访米歇尔安热公寓，准备与安东讨论在美国出版合约的细节。他看到鲍里斯倒了一汤匙的橄榄油给安东，让他服下。安东每天以橄榄油治疗肝的毛病。安东一沾到油便皱眉头，鲍里斯建议他到马赛一家餐馆购买橄榄油冰块。安东接受了他的提议。后来朋友们不断抱怨，只要安东来过夜，他们家里的冰箱就会全都塞满橄榄油冰块。
解决消化不良的毛病之后，安东又向比默展示最炫的钢笔——安装卡式墨水管的钢笔，在飞行途中不会因为压力失衡而漏水。闲杂事解决完之后，比默终于有机会说服安东与美国出版商代表见面。安东则交付了一沓重新修改、编辑过的稿子，让出版商拿回去翻译。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人造火山
《风沙星辰》的酝酿过程在安东的文艺创作事业中，可说是最具挑战性的经历。这一次，他的身份不再是飞行员或战地记者，不再为了吸引杂志或报纸读者而撰写高潮迭起、充满戏剧性的文章——此时的他是一位追求完美的作家。
安东与莱昂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辩论写作风格，由于两人同样热爱帕斯卡尔“呕心沥血”之作，因此为了达到完美的境界，安东将草稿一改再改，修了又修，似乎永远不能交出完稿。安东似乎不愿提出新书的成稿。他心里明白，最主要的评论家正是亲朋好友。多年来，他努力不懈，为的就是向亲友们证明自己的智能与写作才华。
一年前，安东接受了《巴黎晚报》八万法郎的预付稿费，准备最少写出八篇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文章。很明显，安东缺乏自信。他一再延迟交稿时间，为的就是修改文章内容。他从西班牙回来已经超过两个月，但是只交了三篇文章。他屡次要求编辑埃尔弗·米勒（Herve Mille）推迟截稿期限，但每次时间一到，还是交不出稿子。安东采取拖延战术并不是因为他懒惰，而是因为他在确定文章完美无瑕之前，绝对不交稿。交出第四篇文章时，安东紧绷的情绪已到了临界点。
就在截稿日期前一天下午5点，安东冲进米勒的办公室，提出调阅校稿的请求。米勒以为安东要来作最后一次修正，没想到他一接过校稿就将之全部撕毁。米勒整个人都愣住了。为了确保这篇文章不会刊登出来，安东将撕毁的稿子塞在自己的口袋里，一言不发地走出办公室。
安东惟恐报道性文章受到各方无情的批评，心理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出书的压力恐怕更严重，因此安东不禁踯躅不前。1938年一整个夏天，安东不停地寻觅理想的写作场所。当年安东完成《夜航》之前，曾与康苏罗同游尼斯，并在别墅度过与世无争、恬适自得的快乐日子。他希望这次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让他重拾当年的美好回忆。
安东回到普罗旺斯探望妹妹与母亲，后来又回到弗里堡圣约翰中学，缅怀十年前撰写《南线邮航》时的种种情感。安东满心期待在此觅得理想的写作场所，他坐船游览日内瓦湖，但是下船时仍一无所获，只好另寻灵感泉源。
回到圣摩里斯城堡才不一会儿工夫，安东心里便愈来愈难过，他开车前往南方德龙区星辰村拜访昔日女管家穆瓦齐。
安东几个星期没碰书桌，进度严重落后，最后他还是决定回到米歇尔安热公寓。他在公寓的阳台上写作，从这里可以眺望塞纳河。表亲安德烈·丰斯科隆布在旁协助，安东大部分时间都在删减篇幅，很少写出新的段落。1938年8月底，安东决定放手，将大半法国版的稿子交给伽利玛。
至于美国版则是听从译者路易斯·加朗蒂埃（Lewis Galantière）的意见，将原稿删除了的部分加进来。另外，加朗蒂埃要求安东标注事件、地点与故事的关联性，以便美国读者了解重要背景。安东坚持不学英文，他的理由是：不想以外来用语污染自己的作品。安东比较在意法国读者的评价，至于美国方面的反应则对他影响不大，他甚至让美国出版商定夺书名。
安东仔细思考法文版的书名。经过一番长期考虑，他决定询问安德烈·丰斯科隆布的意见。他说：“帮我想想书名吧。如果你愿意，我会付你100法郎。”
安德烈想了二十几个书名，其中大部分已经不可考证。“他选了Terre des humains（人间大地），然后更改为Terre des hommes（人的土地）。这就是他的个性，总是挑一个最简单的词，彻头彻尾改变了意思。这可以说是他的天分、直觉反应。他选词的功夫一流，不仅选得好，还选得妙。”
安德烈得到了100法郎奖金，但是书名拍版定案后他们才发现，出版商校完稿后沿用了预定的书名——《强风中的星辰》（？toile par grand vent）。安东原先构想的书名较有诗意，但是最后决定的书名则较能反映本书的中心思想——浓厚的人文关怀思想。表面上，沙漠、长途飞行、与大自然搏斗的故事，不过是冒险家如数家珍的奇闻轶事；其实故事背后蕴含着深意，安东有意阐述人性的可贵之处：人生在世就是一场永恒、神圣的追寻；在互信互爱的基础下，不断超越自我。
《风沙星辰》出版六个月后，二次大战全面爆发。这场战争证明了，安东深信不疑的人类共同目标只不过是他的幻想。1943年，安东在纽约目睹了法籍流亡人士的内讧后写信给康苏罗，信中充满失望。
“这个世界已经完完全全扭曲了。我心里很苦，因为已经没有明明白白的真理存在。我一向热爱真理，就连我自己都没能确定真理是否在我心中。”
但是《风沙星辰》宣扬人性光明面的理念并非全然无效。安东从未察觉，尽管他的理想以天真的假设作为出发点，但是书中传达的讯息却让烽火下的苦难同胞重燃希望。
时光荏苒，《风沙星辰》已成为隽永的文学名著。安东的文字简洁有力，字字切中精义，他以独特的写作风格铺陈故事的场景、气氛、人物内心世界与事件始末，作品中呈现的大格局处处显露安东在用心经营创作艺术。《风沙星辰》的故事原本是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报道性文章，倘若比较这些文章与完稿后的《风沙星辰》，读者很容易发现安东专心一意投入了写作。安东屡次修订《风沙星辰》，显示了他对作品的执著与用心。他坚信，这本书一定能够通过时间的考验。刊登在《巴黎晚报》、《强势报》或《玛丽－安娜》上的文章不难找到，读者可以仔细比较个中差异。安东再三回顾报道事件，经过多次咀嚼，终于完成超越时空的文学巨著。
不少朋友亲身体验了安东推敲文字的细腻功夫。安东时常对着友人朗诵未完成的章节，每一次他们听到的版本都不尽相同。若非债务与截稿期限的压力，安东很可能永远交不出稿子，他的作品也就无法摊在读者眼前，接受评审。或许等他修改到满意的地步时，付梓的文稿又比现在的版本少了许多篇幅。
无论是个人理想或写作细节，安东一向非常执著。在法文版《风沙星辰》出版之前，安东曾向医师兼作品鉴赏家乔治·佩利西耶请教。1938年圣诞节过后不久，安东飞往阿尔及尔拜访佩利西耶，并且与他讨论文法问题。
佩利西耶当了15年的朋友，这是他最后一次见证安东的创作历程。安东通常不费吹灰之力写出初稿，然后再一字一句慢慢修改。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目的在于：从矿床里挖掘出宝石。
1951年，佩利西耶提到安东的二姐西蒙娜曾一时顽皮，从西贡打电话给安东，指出法文版《风沙星辰》的惟一文法错误。他说：“安东抱持信仰宗教的态度，来维护语言的纯净。”佩利西耶说：“尽管我一再以多年来研究文字的心得安慰他，但是他还是耿耿于怀。”
即使稿子已经交给伽利玛，安东依然不断改稿，然后在秋末时节将稍作修饰的稿子交给《巴黎晚报》。
安东当时急需用钱，因此他向报社提议，他将修改西班牙内战的报道文章，让这篇早在1937年就该刊登的文章呈现在读者眼前。1938年10月，安东交出了三篇有关战争威胁的散文。这些文章出自系列报道，包括科莱特（Colette）与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文章。11月8日至15日之间，安东交出另外六篇文章，全部都是关于《风沙星辰》里面的事件，这些刊载在《巴黎晚报》的文章题名为《历险与停靠港》（Aventures et escales）。
美国版的许多精华从未出现在法文版上，因此美国版的篇幅多出了两章之多，这是因为安东要求完美的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出版商的截稿期限。无论是从飞行记录或展现个人勇气的角度来看，最令人吃惊的缺漏，无非是他与巴塔哥尼亚龙卷风贴身肉搏的精彩过程。1939年9月，就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的两个星期，安东终于在《玛丽－安娜》杂志上刊出了这段故事。
文章最后的几行文字提到了上海与盖尔尼卡（Guernica），令人读了不寒而栗，似乎预言了即将横扫欧洲的恐怖恶行。安东担心，新闻影片四处播放之后，民众对于暴力意象将渐渐麻木。他说，描写受迫害儿童的苦难能够激发读者的情绪；回忆他在南美洲对抗龙卷风导致飞机几乎坠海的惊险遭遇恐怕无法感动读者。观众坐在戏院的椅子上观看西班牙与中国战争的血腥画面，他们不必亲临现场体验喋血场面。
“我们可以欣赏人造火山爆发的壮观场面，看到山口喷出的黑烟与灰渣缓慢升上天际，心里头一点也不觉得恐怖。同时我们知道，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珍贵家产以及烈火灼身的小孩已经化为烟雾，慢慢堆积成黑云。”
当时纳粹主义气焰高涨，各国纷纷退缩不前、无意反抗。大家认为，战争的恐怖画面仅止于新闻影片。但是安东认为：“真枪实弹的场面如果没有人点出其内在意涵，就算事件的过程再真实，依然无法触动我们的心。”自1939年起，安东挑起艰巨的任务，寻找真实世界背后的意义，他开始分析法国屈辱蒙羞、遭受挫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