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领域的绝对性”。
信中没有起承转合，安东讨论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嫉妒心、渴望、民主、种族歧视、诗文创作、笛卡儿、牛顿地心引力定律谈到其他随想议题。有时候安东写上方程式，然后以此定义宇宙的秩序与人类的创造力。他最后分析的结论是：“生物阶段如下：电子、原子、粒子、细胞、有机体、良知；物质阶段为：电子、原子、粒子、天体、银河、宇宙。”
尽管5000多字的文章读起来很沉重，但是安东似乎不忘自我解嘲一番，他在信尾加了一句话：“如果我的想法又被批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埃及沙漠坠机之后，安东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最后由内莉出面解围。安东极力解释，巴黎到西贡的长征行动缺乏周全准备，完全是一反常态的行为。他告诉内莉：“我必须和沙漠算旧账。”
1937年，安东得到一架全新红色希姆，他自告奋勇开拓卡萨布兰卡到通布图（Timbuktu）的新航线。这一次，航空部补助了4万法郎，另外法航也赞助这次行动。为了这次横越沙漠、长达9000千米的航程，安东小心翼翼策划路径。他重拾信心，并且燃起长途飞行的满足感。1937年2月16日，安东从奥兰（Oran）寄了一封信给内莉。他表示，完成飞越沙漠的壮举令他骄傲不已，他在飞行途中找寻辨识点。在他眼中，这些点就像“汪洋中的岛屿”。
“飞越了500、1000、1500千米的旷野，看到30千米外沙漠中的弹丸之地令我欣喜不已。飞机引擎有如心脏般悸动，但我不能就此自满。倘若稍有妄自菲薄之意，冥冥之中定有一股力量会惩罚我。这趟旅程与我的表现令我欣慰。山峰、风暴、风沙都是我熟悉的造物主的杰作，我有能力驾驭它们。”
此行安东又带回一只野生动物。他在达喀尔时，有人送他一头小狮子，他决定把它放在副驾驶座，带回法国。他告诉内莉，小狮子在驾驶舱里又蹦又跳，不断挥舞利爪。为了驯服幼狮，安东就倒着飞，把它撞昏。每次狮子醒来时，他就得继续倒飞，一直到飞机在卡萨布兰卡降落加油为止。
事实上，普列夫是一路上与受惊的幼狮缠斗，设法控制幼狮的行动。到了卡萨布兰卡，普列夫的手臂、手掌净是伤口，最后送医急救。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沃邦广场
安东立志不做一个中规中矩的人，这一点他非常成功。他的行为没有依循一定模式，讲起来好像形容不同的人。他的飞行、写作工作计划表不依时间或其他顺序排列。有时候很难想像，充满人文关怀的哲学性作品《风沙的智能》与轻松小品、通俗电影剧本，竟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内莉再三强调，安东的性格严肃、不拘泥小节、眼光远大。但是其他观察家却有别的看法，反战作家亨利·让松画了一幅漫画，安东与康苏罗的形象看起来像是迪斯尼卡通里的大熊与小鸟。
1968年，让松在《星座》杂志上刊载回忆录。虽然他是以想像填补记忆空缺，但他却能洞悉安东性格里的矛盾。在巴黎伤兵院附近沃邦广场的新居是一栋公寓的六楼与七楼，安东心里的矛盾在此表露无遗。
1936年至1938年间，安东以每年房租25万法郎的代价租下两层豪华阁楼式公寓，新居位于环境幽雅的第七区中心地带，房租大约是香那叶大道旧居的三倍。但是如同让松所说的：“这是吟游诗人的家，但是地点选错了。”
让松登门拜访，康苏罗忙着指挥工人将巨大的石块搬到楼下的雕塑工作室。安东带领让松参观宽敞的公寓，窗外即是巴黎市数一数二的美丽景观。屋子里空空荡荡，着实令让松惊讶不已。
从远远的地方你只看到一点点家具：一张扶椅、一架钢琴、一个花园椅子、一个凳子以及白木桌。安东的房间堪称集混乱之大成，所有东西全堆在一起。你永远不能想像被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绊倒：行李箱、靴子、领带、罗盘、电动剃须刀、衬衫、望远镜、美国杂志、非洲面具、汽车遮阳板、香烟盒与太阳眼镜。
屋檐下的这户人家关系非常微妙。夫妻俩处于半分居状态，时而恩爱有加，时而恶言相向。康苏罗最令人受不了的习惯是“像瀑布一样”冲进房间，打扰安东与朋友的聚会。安东为他的朋友高歌数曲，有时则是大伙儿合唱。
让松说：“康苏罗真是诱人的小狐狸。她非常幽默、聪明、活泼、健谈，可以绘画、写作、雕塑以快活度日。”
康苏罗打搅大家时，安东最多只轻声责怪而已。尽管压力迫使两人在1938年正式分居，但是安东总是在公开场合对她非常温柔。让松对此印象深刻。“康苏罗非常娇弱、渺小、令人难以忍受。她为安东带来惊奇，深深吸引着安东。总归一句话：安东爱慕康苏罗。”
让松主要为反战色彩浓厚、讽喻时事的《鸭子》（Le Canard enchané）报刊写稿。他也观察到安东生活的另外两个层面：电影与新闻报道。《南线邮航》的拍片过程令安东不甚满意，因为他不能主导情节的发展方向。他接受让松的意见，与英国片商洽谈拍摄航空史纪录片的事情，整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伊卡鲁斯的故事。
但是，这个计划从未实现。不过却因此在巴黎见到了飞行前辈布列里欧，并且前往伦敦与制片家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晤谈。伦敦之行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踏进英国的经验。此行收获丰富，他和名作家韦尔斯（H G Wells）闲谈，与画家费尔南德·雷格（Fernand Leger）逛夜总会，在一家破旧俱乐部遇见了旧相识——他在非洲达喀尔认识的一名法籍女酒保。
俱乐部老板一直找机会打断安东与女酒保的谈话，而显然两人是失去联络已久的朋友。让松说，安东抓住老板的领带，要求他道歉。让松说：“两人扭打成一团，互相挥拳，最后把桌子打翻了，很像电影里的情节。老板道了歉，一切恢复平静。”
1937年，强森再度与安东相遇，两人同为派驻在马德里的特约记者。安东当时为《巴黎晚报》服务，此行是他第二次进入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形。安东访问了许多反政府分子，他受邀参观游击队丢掷手榴弹的练习情形，骇人的程度不亚于用枪和子弹玩俄罗斯轮盘游戏。有一名民兵成员手里握着手榴弹，等到爆炸前一秒才丢掷出去，以此考验自己的胆量。后来安东也参与了一脚。
让松说：“安东觉得这个游戏很刺激。他非常兴奋，但是笨手笨脚。我警告他，如果敌人看到他，一定会把他射死。”
安东耸耸肩，一点也不在乎。他说：“那又怎样？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更严重的还在后头。让松记得，安东仰慕反政府分子。他欣赏的“不是决心一死的理想，而是他们高贵的鲁莽行径”。
后来安东写了一段话歌颂无政府主义：“如果你的地窖或阁楼长出精致、充满人性的花朵，其中富含人情温暖、人类智能与良知，那么就让我们维护这座地窖或阁楼。”
安东鄙视传统，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拥抱反传统的无政府主义。1936年与1937年，安东奉派前往西班牙担任战地记者。当时，他扬弃了从小被教导的宗教观与政治观，正在寻觅新的理想。安东试着在大相径庭的不同观点中找到平衡点。他说，冲突的发生是因为缺乏相互了解，而非盲目的信仰。他谴责法西斯、共产党等极端主义分子掀起动乱；他认为，冲突双方的沟通破裂了，而且无意了解对手的理念。
1937年，法国充斥着意识形态斗争，右翼分子攻击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前线。安东在日记中写道，所有问题的根源于不了解事实，无论是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员，都不愿深入了解对方的理论基础，也不愿化解歧见。
安东认为，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喊可以免除人类被自己的愚昧蒙蔽，前提是人类愿意敞开心胸，发觉存在于小我世界之外的大我共同目标。《风沙星辰》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句子体现了这个理念：“相爱不是看着彼此，而是两人一起看着同一方向。”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再深的仇恨也能以“发人深省的言辞、真理中的真理”化解。
安东提到一则小故事。西班牙共和派军人与法西斯党步兵在阴暗的战壕里寒暄一番，询问彼此为何而战。其中一人回答：“为了西班牙而战。”另一人则说：“为了弟兄们的面包而战。”两人以“朋友晚安”结束对话。若在白天，两个人一定是死对头，想尽办法要将对方置于死地。安东提到两人战斗的动机时说：“虽然他们的回答各有所异，但是话中的真理却是完全相同。为什么精神上的契合无法阻止人类自相残杀呢？”
虽然安东巨细靡遗地叙述两位士兵的谈话，但毕竟这个故事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传达背后的深意，安东有意借此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理。对他的读者而言，这个理想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1940年时，法国笼罩在战败的阴影之中，国家分裂成左右两派。
两位西班牙士兵的名字分别是莱奥（Léo）与安东尼奥（Antonio）。安东最亲密的朋友是莱昂·维特，他拥护无政府主义。安东与莱昂这两位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好友曾经争辩数小时。安东为法国辩护，莱昂则为“弟兄们的面包”的喉舌。但是辩论的结果却使两人的友情更为坚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莱昂·维特
莱昂·维特比安东年长22岁，但是两人兄弟般的情谊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绝非父子关系。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止于此。大家一致公认，莱昂是安东最信任的朋友，身上有着犹太血统的莱昂是个不折不扣的托洛斯基信徒，毕生致力于铲除贵族特权。
安东从小生长在体制僵化、阶级分明的社会，却常常被人贴上共产党员的标签。虽然胸襟广阔的安东以开明的态度看待社会与政治问题，但和莱昂比起来，他的思想仍然偏向右派。两人在思想上能够契合完全是因为尊重、包容彼此的想法。他们以言辞交锋为乐，跨越了家庭背景与专业领域的限制。
莱昂写了一篇长达80页的文章怀念这段友情，篇名为《我所认识的圣埃克苏佩里》，他否认自己有左右安东的影响力。安东在一封信中提到，每当他和莱昂争执不下时，他通常到头来承认莱昂是对的。莱昂表示：“安东的意思是，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而且层次远超过我们的歧见。”安东与莱昂在情感上也相扶相持。安东成为莱昂小家庭里的一分子，他常常造访莱昂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公寓以及侏罗山乡间别墅。
莱昂与妻子苏珊承担了安东的婚姻问题，为安东与康苏罗提供情感的依靠与慰藉。康苏罗时常不告而别，如果安东没有她的音讯，只要先找维特夫妇准没错。只要维特夫妇离开亚萨斯大道住所，安东总会留言，顺便画上素描，言语之间颇有失望之意。芳心寂寞的康苏罗则时常向苏珊倾吐苦水。
1935年，经过《强势报》编辑德朗热的正式介绍，安东认识了莱昂。德朗热先前建议莱昂应该见见安东，据说莱昂的反应是：“那一定很无趣。”
其实安东也不是满心期待。莱昂将近60岁，文艺界人士都知道他性格沉郁、一本正经。他的样子看起来像是道貌岸然的校长，戴着夹鼻眼镜，长长的鼻子状似鸟嘴。
两人最后还是见面了，因为安东即将启程前往苏联，而莱昂稍早由于挞伐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被苏联当局拒绝入境。莱昂参与非正式左翼政治活动已超过20年，两人相遇之际，安东正积极探索新的政治体系。莱昂也是天生反骨，因此顺理成章成为安东见贤思齐的对象。莱昂酷爱抽烟斗，团团烟雾之下，掩藏了一颗叛逆的心。他和安东一样，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不同的是，安东一路走来，不断寻找途径，突破社会与宗教桎梏；莱昂则从小就能自由发展。
莱昂受到中产阶级父母的影响，遵守犹太传统，但他并非虔诚的犹太教徒。20世纪初德雷菲斯事件如火如荼上演时，莱昂并未侥幸逃过反犹太浪潮。莱昂因此放弃学业，开始打零工，包括在巴黎美食天堂磊阿乐区帮人搬运货物。在此之前，莱昂的学业表现优异，他在里昂预科学校求学时赢得了哲学奖项，似乎注定成为闪耀的学术界巨擘。
里昂在一次大战期间进入陆军服义务役，战后进入新闻界服务，认识了艺术评论家兼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米尔博大他28岁，两人很快结为忘年之交。在一次大战开打前几年，莱昂已是举足轻重的艺术评论家。1913年，他出版了生平第一本小说——《白屋》（La Maison blanche）。这本书带有自传色彩，由米尔博作序。安东效法莱昂，拒绝依循一定的社会、政治、写作规范，因此两人虽然出了许多书，但是每次风格都不一样。
一次大战期间，莱昂担任前线步兵。退伍后则摇身一变，成为反战分子。1919年，当局高呼爱国口号，歌颂英雄行为与无私奉献的美德时，莱昂以他的亲身经历作为背景，出版了一本反军国主义的小说，书名为《克拉韦尔士兵》（Clavel Soldat），结果饱受抨击。1926年，莱昂游览法属中南半岛，写了《安南》（Cochinchine），内容强烈反对殖民地政策。他特立独行、拒绝随波逐流，不但正宗左派阵营与他划清界限，连右派分子也不欢迎他。虽然莱昂为共产党报撰稿，并在1930年身兼反法西斯联盟副主席，但是他抨击斯大林的言论冒犯了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