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据日本江户医学影摹北宋刊本加句影印本，第3页。以下凡引该书，皆同一版本。即对病人首先要通过听声、察色、诊脉、辨阴阳表里虚实，弄清症状，然后对症下药。值得重视的是，孙思邈认为治病用药要根据患者地域、体质的差异有所不同：
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里开〓，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里闭塞，用药重复。《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治病略例第三》。
孙思邈强调医师处方用药必须考虑水土、气候及患者的体质、年龄、性别等因素，反对“多从旧方，不假增损”的做法，主张临床用药“宜应随病增减”《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处方第五》。。这是十分先进和科学的医学思想。
道教医家在治疗学思想上不仅承袭了《黄帝内经》中所奠定的一些传统治疗原则，诸如调整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和因时、因地、因人采取相应治疗措施的“三因制宜”原则，以及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确立、发展的“辨证论治”基本原则，而且在长期的济世行医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处方用药以“备急、方便、实用”为特色临床治疗学思想。这一思想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和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表达的尤为突出。
《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的医药学专书。葛洪在序言中对著述这部医书的动机作了说明：
抱朴子丹阳葛稚川曰：余既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方，近将千卷。患其混杂烦重，有求难得……又见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恺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又使人用针，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治之哉！……虽有其方，犹不免残害之疾。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葛洪《肘后备急方》序，《补辑肘后方》，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葛洪深感当时医家诊病，既抓不住主要症状，又喜用贵重药品，远非穷苦百姓所能置办，致使误人无数。因此，葛洪认为医家为病人治疗时，其选择方药要以价廉、简便和灵验为标准。葛洪这一医学思想为孙思邈所继承和发扬。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济世实践活动中，同葛洪一样也深感过去的一些方药医书部帙浩博，分类也不太妥当，且医家处方用药也多用“贵价难得之药”，非一般庶民所能受用。特别是孙思邈自己家族早年也因“汤药之资”而“罄尽家产”，所以他对此感触尤深，立志编写一部“务在简易”的新医方书，以备一般庶民阶层诊病疗疾急需。孙思邈自序云：
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呼乎，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虽不能究尽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备急千金要方·序》。《备急千急要方》是孙思邈在博采群书，汇各家之长，删繁就简的基础上，结合其本人数十年临床医疗经验写就的。书中立论简要，条理清晰，处方用药多切实用。这方面的实例很多。例如，孙思邈认为“凡人居家及远行”都要随身备有熟艾、备急丸、心肌药、蛇药等药物，以备不时之急需《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居处法第三》。；与此同时，他还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特设《备急门》，专门记载治疗卒死、缢死、冻死，以及虫蛇咬伤、战伤、火伤之类的救急方药。孙思邈在方药的选取上也注意以价廉、实用的易得之药代替贵重药物，例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寒伤下·伤寒杂治第一》中就以价贱易得但疗效显著的青葙、苦参代替价格昂贵且又难求的细辛、桂和人参来除热解毒。
为了便利医家临床治疗，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二至卷四《本草》部分中，对药物采取了按自然形态并结合药效进行分类的新方法，将药物分为玉石部（上品二十二种，中品二十九种，下品三十一种）、草部（上品之上四十种，上品之下三十八种，中品之上三十七种，中品之下三十九种，下品之上三十五种，下品之下二十九种）、人兽部（五十六种）、虫鱼部（七十一种）、果部（二十五种）、菜部（三十七种）、米谷部（二十八种）及有名未用（一九六种）、唐本退（二十种）等九部。
孙思邈之所以采用按药物功效来对本草药物进行分类，其目的就是为了医家“临事（症）处方，可得依之取诀也。”由此可以看出《备急千金要方》处处贯穿了以“备急”为特色的医学思想。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以“备急”为特色的治疗学思想（2）
炼丹制药及“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的药物学思想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被尊奉为“药王”，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本草学领域内有杰出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药物学新思想。
首先，孙思邈明确提出炼丹目的在于“救疾济危”的化学制药思想，意义深远。众所周知，道教金丹术以金石类矿物为原料，用水火相济的方法人工炼制丹药，其目标在于“借外物以自坚固”达到举开升虚。虽然金丹术目标是虚幻的，但它扩大了药物的来源和品种，提供了化学制药的技术和设备，客观上促使了化学制药的创始与发展，成为近代化学制药的先声。历代道教金丹家在积极不懈地从事烧炼活动的同时，对所炼制的丹药的医疗作用也有所认识。例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陶弘景在《肘后百一方》都记载了一些金石类药物和合成丹药的临床医疗作用。但明确提出化学制药思想，并将金丹术从一个虚幻的目标引向制药的实用领域的当推孙思邈。孙思邈在行医济世的同时，还以“不惮始终之劳，拒辞朝夕之倦，穷研不已”的态度，积极从事烧炼金丹活动，著有《太清真人炼云母诀》、《太清丹经要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龙虎乱日篇》等丹书。但是，孙思邈经过长期的炼丹实践，深深感受到“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禁忌第一》。。因此，孙思邈怀着医药家的强烈责任感，大胆提出炼丹的目的不在于“趋利世间之意”，而是在于“救疾济危也”，这在《太清丹经要诀》 “孙思邈自序”中表达的十分明确：
余历观远古方书，（皆）云：身生羽翼，飞行轻举者，莫不皆因服丹。每咏言斯事，未尝不切慕于心。但恨神道悬邈，云迹〓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始验还丹伏火之术，玉醴金液之方，淡乎难窥杳焉。……不惮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研穷不已，冀有异闻……意在救疾济危也。所以撰二三丹诀，亲经试炼，毫末之间无一差失，并且言述，按而行之，悉皆成就。《太清丹经要诀并序》，《道藏》第22册，第492页。
在这段自序中，孙思邈明确提出炼丹的目的不在于飞升上清，而在于制药以救疾济危，将炼丹术视为制造医用药物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前无古人的科学思想。孙思邈本人就运用炼丹技术炼制合成了许多治疗疑难杂症的医用丹药，至今仍散见在他传世的医学著作中。例如《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一则以砒霜为主要成分的医用丹药——“太一神精丹”，这是孙思邈在峨眉山用丹砂、曾青、雄黄、磁石等为原料，历经艰辛合炼出来的，主治“客忤霍乱、胀痛胀满，尸痊恶风、癫狂鬼语、蛊毒妖魅、温疟”等症。所以，孙思邈在中医药学史上的又一个特殊贡献；就是把道教炼丹术从一个虚幻的目标引向制药的实用领域，促进了炼丹术与医药学的结合，加速了中国古代制药化学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孙思邈在药物的品种、采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和思想。
（1）在药与医的关系上，孙思邈非常重视药物在除病去邪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救疾之道，惟在于药。……不明药性者，不能除病”。又云：“天地有斯瘅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这一重药思想对于矫正当时医药界“医不识药”、“药不通医”的积习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有积极作用。
（2）在论及药与物关系方面，孙思邈吸取了古印度“天下物类皆是灵药”的药学思想，认为“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冲破了过去狭隘的药物观念。对此，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强调指出：
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故《神农本草》举其大纲，未尽其理。《千金翼方》卷一《药名》。
“天竺”是印度的古称，而耆婆则是古印度的“医王”，其药学思想随着中印文化的交流而传入中土。孙思邈赞同耆婆“天下万物皆是灵药”的观点，也主张万物之中无一物不是药。基于这一药物思想，孙思邈认为《神农本草经》并没有把药物穷尽，因为药物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故孙思邈继《备急千金要方》之后，又专门撰写了《千金翼方》，其目的之一就在于“述灵药品名，欲令学徒知无物之非药耳”。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二、三、四为本草，共收录853种药物，双《神农本草经》多了488种，其中有些就是自海外输入的，如“庵摩勒”、“毗黎勒”等。可以看出，孙思邈的药物观在中医本草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去寻找、开发新的药物品种和来源。
（3）孙思邈根据自己长年的采药、用药经验，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对比，认识到药物的质量、疗效与产地、采集时节密切相关，并主张医家要亲自采制药物：
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性所主，取其时节早晚。早则药势未成，晚则盛势已竭。今之为医，不自采药，且不委节气早晚，只共采取，用以为药；又不知冷热消息，分两多少，徒有疗病之心，永无必愈之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处方第五》。
这段话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药物学思想，即本草药物的采取要讲求时节时宜，要取其药势最佳时节采取和正确炮制法，以便保证药效。孙思邈在这一药物学思想指导下，还具体论述了21 0多种药物的采药时节和阴干、暴干等相应炮制方法，滋不一一详述。
第六部分：医道融通——道教医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上医治未病之病”的预防医学思想
道教医学是以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老为主要目的的医学，因此历来重视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被道教奉为经典的《道德经》中已有防患祸害的思想。葛洪生活在东晋社会动荡的年代，亲眼目睹了瘟疫流行所造成的惨状，自然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防治，主张“消未起之患”和 “治未病之疾”：
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页。
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应及早进行。他告诫道：“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4页。葛洪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与《黄帝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
道教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在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和发展。
首先，孙思邈明确指出：对疾病要防患于未然，要以预防为主；孙思邈有一句名言：“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 ·伤寒例第一》。只有防微杜渐，积极预防，注意日常的养生保健，使身体机能保持健康、旺盛的状态，才能消除疾病产生的条件和因素。正如他所告诫的 “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养性·居处法第三》。孙思邈为此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特辟养性一门，专论通过养性之法来预防疾病。孙思邈云：
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序第一》。孙思邈将养性之义定位为治未病之病，足见他对疾病预防的重视。孙思邈甚至还把是否懂得预防疾病及是否擅长治疗未发之疾，作为划分、衡量医师医术水平高低的尺度。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疾。”《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诊候第四》。这是因为在孙思邈看来，“五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序例·诊候第四》。所以，孙思邈认为只有那些善于医未病之病的医师才称得上是妙手回春的上医，而那些只会医已病之病的则不是上医，充其量只是个下医罢了。
其次，孙思邈本着“方学之要，以救速为贵”的精神宗旨，认为对疾病不仅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及时治疗，防止病情蔓延，以致酿成固疾。
凡人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若小有不和，即须治疗，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早治，鲜不愈者。《备急千金要方》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