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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价格发生着频繁的、剧烈的变动，就会发生危害，使每个人的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陷入混乱状态。任何人按高价购入原料，经过加工，以制成品按低价出售，就不再能收回他在原料上所支出的那个贵金属的量。任何人按高价购人了一块地产，购入时将地产作了抵押，将押款作为买价的一部分，在价格低落以后，他就要丧失偿债能力，甚至失去他的地产；因为这个时候全部的地产价值或者还不能与押款的数额相抵。任何人在高价时租入地产，价格低落后就会使他陷于破产地位，或者至少使他无力履行租约。价格涨落的幅度越大，变动越频繁，对于国家的经济状态，尤其是对于信用关系所发生的破坏影响就越大。有些国家在工业品的需要和本国产品的销售上是完全依赖外国的，有些国家的商业活动是主要以纸币为依据的，当贵金属在这类国家有了突出的内流或外流现象时，它的有害影响就表现得格外显著。
大家承认，一国所能投入或保持流通的纸币数量，决定于它所保有的金属货币量的多少，不论哪一个银行，总是力图按照它库里所存贵金属量的多少，来扩充或限制它的纸币流通量和业务的。如果它自己的货币资本或存款有了很大增长，它就要扩大信贷，通过这种信用关系，又使它的债务人放出的信贷增加，这样就会使消费量和价格提高，而且格外会使地产的价格提高。如果情况相反，贸金属有了显著外流现象，这个时候银行将限制它的信贷，从而使它的债务人在放出信贷与消费方面也将有所收缩，从而使债务人的债务人也将处于同一局面，这样类推下去，将一直影响到那些依靠信用关系消费输入工业品的人们。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一旦金属货币有了非常的外流现象，就会使整个信用体系、商品市场、尤其是地产的货币价值陷入混乱状态。
在美国最近以及以前发生的商业恐慌，据说原因是在于美国的银行制度和纸币制度。实际上银行的确是象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助成了这类恐慌的，但发生恐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实行了“折衷”方案以后，英国工业品输入价值远远超过了美国农产品的输出价值，结果使美国对英负债数额越来越大，无法用农产品来抵偿。我们说这类恐慌的起因是失去均衡比例的进口数额，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由于恢复了和平，或由于美国关税率的降低，结果使美国输入工业品的数量非常巨大，每逢工业品大量输入时，恐慌就跟着发生；当关税足以阻止工业品输入，使它不能超过农产品的输出价值时，这种现象就从来不会发生。
还有人把恐慌的起因说是由于美国在建筑运河和铁路方面所化的巨额资本，这项资本大都是用贷款方式从英国得来的。实际情况是通过这些贷款的作用，只是把恐慌的发生推迟了几年，而一旦暴发时却增加了剧烈程度；而且所以会产生这种贷款，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从进出口不平衡而来的，假使没有这种不平衡现象，根本就不会借债，也不可能借债。
美国输入大量工业品以后，对英欠下了巨额值务，不能用衣产品、只能用贵金属来偿还，这时由于不平衡的汇兑率和利率对英有利，使英国乐于接受美国的铁路、运河和银行股票以及美国政府债券来抵付这种差额。
美国输入工业品超过输出农产品的数字越大，英国对于这类证券的需求越大，美国在举办建设事业及企业方面所受到的鼓励也就越大；美国在这类事业上所投放的资本越多，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就越加殷切，同时也就更加扩大了美国进出口之间的差额。
英国工业品的输入美国，一方面由于美国银行的扩大信用关系而得到了推进，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在信用关系上所提供的便利及其贴现率的降低，也在这一点上起了同样的作用。英国工商业委员会的公开报告说明，英格兰银行由于扩大贴现数额，结果使现金库存从八百万镑减到二百万镑。这一措施一方面削弱了美国保护制度的效果，有利于英国对美国工业的竞争，另一方面为英国对美国股票与政府债券的投资提供了便利，发生了推进作用。在英国可以按三厘的利率获得资金，而美国的立约人和借方所提供的利息却是六厘，只要这个情况不变，后者的证券在英国就不怕没有买主。
这种交易的条件表面上显示了繁荣气象，虽然美国的工业正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受到摧残。美国农业经营者的剩余产品，原来在自由贸易下是可以卖给英国的，在适度的工业保护制度下是可以卖给自己工厂里的工人的，现在却卖给了在英国资本支持下的公共事业所雇用的工人。由于英美双方国家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这样的不自然状态是不能持久的，勉强抑制的经过期间越长久，一旦爆发时对美国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债权人可以一再延长贷款期限，使债务人不至于倒下来；但是债务人经营的事业如果没有可靠基础，险象环生，只是靠了债权人不断的增加贷款来拖延时日，那么拖延的日子越久，一旦不得不宣告破产时所遭受的损害就越大，这是一定的；上面所叙述的情况也是这样。
美国发生破产情况的原因是由于英国有了非常的举动，对外输出了大量金银块，这是由农产歉收和欧洲大陆的保护制度引起的。我们说这是由于大陆保护制度的结果，因为如果欧洲大陆市场对英国继续开放，英国从大陆大量输入谷物，就可以主要用向大陆大量输出工业品的方式来求得抵补，英国的金银块即使暂时大量外流到大陆，也可以由于工业品输出的增加，使它在短时期内重行内流。当然，在这样情况下，大陆工业将成为英美间商业活动的牺牲者。
处于这样的局面，英格兰银行要企图挽救，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事于限制信用，提高贴现率。采取了这一步骤以后，英国不但不再需要美国更多的股票和公债，而且已经流通的部分也将泛滥于市场。因此美国不但失去了用继续推销证券的办法来弥补当前亏欠的那种手段，而且它由于多年来在英国出售股票和公债而对英所负的全部债务，现在也面临着用货币偿付的要求。现在看来，在美国流通的现金实际上是属于英国的。还不止这样，美国整个银行和纸币制度所依据的是对现金的保有，现在看来，英国人简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美国的现金了。假使英国人对于这项现金加以处理，美国的银行和纸币制度就会象纸糊的屋子一样，倾刻垮台，从而地产价格，因此也就是多数私人生活的经济手段所依据的基础，也将崩溃。
美国银行方面为了避免瓦解，对于现金支付采取了延宕办法，实际上为了至少能使形势趋于缓和，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它们一方面想借此办法争取时间，等待新棉收获，用它来抵偿，从而减轻美国的债务；另一方面希望在延付期间，靠了缩减信贷办法，能减少英国工业品输人，使本国的输出将来能与输入求得平衡。
但是靠了棉花输出能与工业品输入相抵到什么程度，是很有疑问的。二十多年来棉花的生产经常超过消费，由于产量增加，价格越来越低。这时在棉纺织业方面遭到了麻纺织业的剧烈竞争，后者由于机器设备的改进获得了巨大发展；而在植棉者方面，同他们相竞争的则有得克萨斯州、埃及、巴西以及东印度群岛的植棉者。
这里还必须注意到一点，从美国棉花输出得到好处最少的，是消费英国工业品最多的各州。
这些州获取工业品的主要手段是从谷物种植业与畜牧业得来的，在这里出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恐慌。由于英国工业品大量输入，美国工业受到了抑制。因此一切增加的人口和资本都被迫流到了西部的新村落。每个新村落在开始时对农产品的需求都是有所增进的，但经过数年以后，它们本身就有了大量农产品余额。这种现象在那些村落已经发生，因此人口和资本流入西部各州数年以后，由于新建运河与铁路的便利，就会有大量剩余农产品从那里流到东部各州；而东部各州，由于它们的工业受到了国外竞争力量的抑制，消费者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势必继续减少。由此必然要造成农产价值与地产价值同时降低的结果，如果国家不及时采取措施，铲除上述货币恐慌发生的根源，则生产谷物各州农民的普遍破产，其势即难以避免。
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明的一些英美之间的商业情况，它所给我们的教训是：（1）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本方面，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它就不能容许英国在它的工业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否则对英将永久处于负债地位，对英国的货币制度将处于从属地位，将卷人英国农工商业恐慌的旋涡而不能自拔。（2）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是能够压低在它势力下的美国市场的英国工业品价格的，从而造成对英国工业有利、对美国工业不利的局面。
（3）英国国家银行凭着它的力量，还能对美国人的消费发生影响作用，使美国累年所消费的输入工业品的价值，大大超过它用输出农产品所能偿还的价值，使美国一连好几年不得不用输出股票与公债的办法来弥补亏欠。
（4）处于这样情况下，美国经营国内交换业务所使用的、以及美国银行与纸币制度所依据的那些现金，是在英国银行势力之下的，英国银行基本上可以凭着自己的动作和意向把这项现金吸收过来。（5）金融市场在任何情况下的变动，对于各国的经济总是极端不利的；有些国家的范围广大的银行制度与纸币制度是以保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为基础的，对这类国家说来，就更加不利。（6）只有能使出口与进口保持平衡的那些国家，才能防止金融市场的波动，才能防止由此而起的恐慌，才能树立和保持稳固的银行制度。（7）国外工业品在国内工业市场越是占有竞争优势，本国农产品输出时受到国外商业的限制越是严格，这种进出口的平衡就越难保持；反过来说，国家关于工业品的供应与自己农产品的销售越是不依靠外国，这种平衡就越不容易被破坏。
这些原则是也可以用俄国的经验来证实的，我们也许还记得，当俄罗斯帝国市场对具有压倒优势的英国工业品敞开着大门时，那里的公众信用关系曾经发生过多大的动乱，自从实行了1821年税制以后，那里就没有发生过类似变动。
流行学派显然是落入了所谓重商主义所犯错误的另一极端。假使我们说，只有贵金属才是国家的财富，只有出口货值超过进口货值，其间的差额用输入贵金国办法来清偿，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样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流行学派的理论与这个说法不同，它认为在世界现状下，一国以内所流通的贵金属量是多是少。并没有多大关系，那种对贵金属惟恐存量过低的忧虑是庸人自扰，认为我们对于贵金属应当宁可促使它输出，不必希望输入，等等；但是这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团结在同一法律系统之下的；当我们输入了工业品只能用输出农产品的办法来抵偿时，我们的输出行动绝对不会受到那些供应工业品国家任何样的商业限制；由战争与和平所引起的变化，对生产与消费、对价格、对金融市场都不会引起波动；那些庞大的信用机构也不会兴风作浪，不会专门为了本国利益而企图把它的势力伸展到别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这样的推论才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各个国家各有它自己的利害关系，只要这样的情势不变，在每一个大国的立场上看来是英明的政策，就是要设法保护自己，就是要施行一种商业制度，从而防止发生足以破坏整个国内经济的那种金融恐慌与物价变动，它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只有使国内工业生产与国内农业生产以友进口与出口能保持适当的平衡，目的才能实现。
贵金属单纯的保有是一个问题，贵金属在国际交换中的支配权力是另一个问题；流行学派理论对于这两者显然没有作出充分区别。即使在私人交换中，作出这样的区别也显然是必要的。没有人愿意把现款死藏在自己身边，谁都想把它拿出去，离开自己的屋里越快越好，他所要保留的只是支配权，使他对任何时候需要的数目能够加以支配。现款的实际保有量是无足重轻的，到处所表现的情况都是这样，拥有财富越多，这种实际保有量的比率就越低。个人越是富足，只要对于他所有的、藏在别人铁箱里的现款他能够随时支配，对于现款的实际保有他就越不关心；但是个人越是贫困，对于存在别人手里的现款的支配权越是有限，则对随时需要准备着的现款就越加关切。各个国家工业的盛衰不同，贫富不同，就现款这一点来说，情况也是这样。英国对于一时流出的现金或现银数量的多少，通常是不大注意的，这是由于它有充分把握，它深知贵金属作一度特大的输出以后，一方面会引起货币价值与贴现率的上涨，另一方面会使工业品价格低落，因此由于这类商品输出量的扩大或由于国外股票与公债的变卖，必然会使流出的、它在商业中需要的那宗现款，很快地流回本国，仍然由它保有。英国就象一个有钱的银行家一样，他袋里即使不名一文，也随时可以向左近的或比较辽远的往来户任意支取。但是以纯农业国家来说，情况就不同，在那里现金有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