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美]雷恩- 第78部分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控制论的概念以及信息系统的发展联合起来使反馈在管理控制中的作用加强了。通过计划评审法对大量数据进行电子计算机的处理，就可能实行更复杂的控制。现代的组织人道主义企图降低组织结构中的僵硬性并承认控制对人的因素的影响。现代的新“精神”是自我实现，再次提出了人应该把组织目标内在化为自己的目标，并把它们看作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一种手段。

　　　　我们年青的同时代人似乎不大倾向于按其表面价值来接受他们长辈的命令。

　　　　当这些人开始承担公司生活中的职责时，将会对以前所珍视的评价和衡量工作成绩的概念产生疑问。“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是一种愿望，但历史表明，在这种个人理想和团体成绩目标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历史也表明，中央集权和集中控制会造成对加强控制的反抗和革新精神及个人成就愿望的降低。企业组织正如政洽制度一样，将继续存在着这种个人同系统之间的冲突。

　　　　具有提高效率的潜力的控制措施本身就包含着它们自我破坏的机制。集中控制的程度愈高，就愈不合个人的口味。愈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把活动集中化，则满足当地需要和允许个人酌情处理的灵活性就愈低。总之，控制职能的制度化加速了现代工艺技术的发展，但大量的规则、制度、程序以及制度化的其他措施又可能对个人和组织两者都造成机能失调的情况。

　　　　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将来还会存在着这方面的压力，而现代控制概念能为达到这个目标作出贡献。但是，也将存在个人同系统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有忽略控制目标和控制手段的危险。控制论可能更多地强调外部控制措施，而人的价值却要求目标的内在化和自我控制。博格斯劳（Boguslaw）把系统概念看成是人对自然界进行控制的一种措施，这的确是在管理思想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古老的主题。但系统概念的最大威胁“正是存在于它可能成为人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①今日和明日的系统设计者会造就出亨利·甘特在《新机器》一书中设想的那种新的优秀领导人才吗？或者，系统设计者将会作出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令人偷快的那种安排吗？那种安排将保存我们曾长期对之追求的那些人类价值。正是这个难题，将成为未来对管理当局的挑战。

　　　　①R·博格斯劳：《新乌托邦．系统设计和社会变革的研究》，恩格伍德·克里夫斯，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1965年，第204页。

　　　　文化环境管理思想是多种学科的综合和多种力量的产物。从我们整个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工艺技术、变动的文化价值以及个人和机构安排的消长对管理思想是如何发生影响的。有关我们在实现目标的有组织努力中对资源分配和利用的设想是受到我们的文化严重影响的。但我们并不是奴隶，并不是被动的，并不是预先决定或预先注定在某种大的文化舞台上扮演我们的某种角色的。我们的思想反过来又在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塑造和改变我们的环境。

　　　　经济环境管理植根于人们的经济问题之中。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广义的经济研究，它涉及以一种确定的方式生产和分配经济价值。但管理的范围不限于经济，即企业、机构。在以一定数量的资源、追求达到一项或多项目标的所有各种类型的努力中，都必须创造并维持经济价值。政府是由有一定限额的税款支付的预算来维持的。教会依靠并非永远丰足的捐献来维持。其他组织也面对着这种资源的短缺，必须从事管理活动以满足其多方面的需要。

　　　　作为一种活动的管理也是一种资源。它指导各种努力，使其更为经济，从而提供出一种创造价值的能力。但经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承认管理是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一个合理的因素。土地和劳动最早被认为对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以后，随着教会对高利贷的指责的放松，资本也被人认为是一种资源。但管理只是近来才被作为一种资源。十九世纪对管理职能有某些认识，但直到二十世纪我们才承认管理是一种能适用于所有各种类型组织的独立职能并对之加以研究。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理问题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致要求把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早期的团体存在着经济的问题，但它们只是按照过去的方案，或者以命令分配资源的哲学来对其加以解决。作为文化复兴一个组成部分的市场经济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工艺技术的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工厂制度的基础。

　　　　随着蒸汽动力的出现和文化价值的变动，经济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方面。工厂制度在管理上和更广的文化上都产生了一些问题。管理上的问题造成了对管理进行研究的需要，文化上的问题使得管理人员对环境负责并意识到环境成为自己的第一需要。

　　　　自从产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发展得很迅速，这种发展持续地对管理学者和实际管理人员形成了应付更新、更困难问题的更大压力。能源、信息交流、材料、运输以及工艺技术方面的进步使管理活动从国内系统发展到国际贸易的世界。

　　　　在本书的整个研究中都应用了钱德勒的周期来表示经济扩展如何导致管理思想的变化。随着资源的积累，管理问题堆积起来而各种力量也兴起了，这导致了合理应用资源的需要。形成了各种经营管理结构必须适应于各种工业战略，而管理人员不得不在运输、动力、信息交流和市场等方面应付一种动态的经济环境。

　　　　早期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资源的积累，而合理化的最初尝试是由查尔斯·巴贝奇和安德鲁·尤尔作出的。在美国工业中，十九世纪被描述为资源积累阶段，而科学管理则是对这个环境压力作出的反应。这个过程在大萧条期间处于休眠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资源重新积累的阶段，而对此作出的反应较快地出现了，即通过更科学的管理探求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将来，这个积累、合理化、重新积累、再度合理化的周期可能放缓下来，这是由于美国和世界面临着能源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我们的确面对着在经济停滞的条件下管理企业的可能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减少将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运输的成本以及工业的就业。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已有下降的危险迹象。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每人—时的产量已落在所有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后面。①这是由于私营成分中资本投资的水平较低以及“工作伦理”或成就需要的下降的结果。由于生产率下降以及能源成本增加，管理人员将不得不进行奋斗，以维持组织的工作成绩。他们将更为强调成本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效率以及改进对职工的激励。有一位作者提出，科学管理将被“重新发现”作为一种解决未来问题的答案。②①R·J·蒙森和B·O·萨克斯伯格：《当工人不工作而管理人员不管理的时候》，见《本德利夫经济》（挪威）1976年第8期（华盛顿，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重印，76…8，1976年）。

　　　　②P·F·德鲁克：《正在来到的对科学管理的重新发现》，见《协商局纪录》第13卷，第6期（1976年6月），第23…27页。

　　　　正在探求各种寻找矿石燃料的方案，未来将在工艺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是否将在黑暗中挨冻的问题之间进行竞赛。目前似乎存在着分歧的意见：一种是“命定悲观”派，他们预测将来的技术仍是利用自然能源，而自然能源是会耗竭的；另一派认为，工艺技术在过去已成功地对付了各种挑战，今后也将做到这一点。

　　　　未来的情况只能由未来的事件来决定。但无论如何，进步是不会无代价地到来的。

　　　　C　·P　·斯诺注意到重新出现了一种他叫做“自然卢德派”的“有文化的”

　　　　知识分子，他们排斥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进步。①托夫勒（Toffler　）提出，我们必须避免“卢德派的突然发作”，但又必须通过“技术监察官”这样的措施使工艺技术真正起到作用。②对于未来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的挑战是，说服那些知识分子卢德派，物质进步将带来社会改善，而这正是巴贝奇·尤尔和杜平曾经试图做的。

　　　　①C·P·斯诺：《两种文化：以及事后的观察》，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年。

　　　　②A·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纽约，兰登出版社，1970年，第381，390…392页。

　　　　过去的组织目标大都是经济目标。这并不排斥社会目标，如早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服务概念，但这些往往被看作是经济目标的副产品。未来的管理人员将发现，社会价值愈来愈冲击他们的经济决策结构。这种对社会价值的强调可能影响到经济报酬，而管理人员将在决策过程中发现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症”和“社会头晕症”。未来管理思想的任务不是一种“或是……或是……”命题——“或是经济价值，或是社会价值”；而是最有启发意义的结合的命题。这种结合概念在泰罗和福莱特那里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于泰罗来说，“精神革命”会通过效率而把所有的人结合在富裕之中；对于福莱特来说，它是发挥创造性以寻求一种高级的解决办法，以便导致双方找到有利的解决办法而无需妥协或冲突。这些理想在过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未来的任务就是使它们能够实现，它的确是一个很难应付的挑战，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花费最好的思想的一种挑战，它将带来各种文化价值的组合，导致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进步。

　　　　杜会环境管理的根源在于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利用资源的经济必要性，而其行动则受到社会价值的影响。管理模式的首要投入是人，而其产出又是用于满足人的愿望。

　　　　管理人员无论在内部或外部都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的影响。管理的判断对于有组织的努力是必要的，其活动同有关人及人际关系的假设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许多文化中，个人并未被作为一种首要的价值。部族、国家或其他团体常常认为一个人必须顺从于团体或政治需要。作为这点的一个证明是，奴隶制，即人的所有制，历史地来说一直到较近的时期还在流行。即使是首先谈论着民主的希腊人，也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历史的巧合，但记录显示出，在奴役结束以后，经济和社会进步大大地加快了。早期的文明在奴隶制之下进步很慢，而作为一种隐蔽奴役机制的封建制则使社会处于休眠状态。当人们挣脱了封建主义、教会的一统权威以及君王专制的束缚以后，他们就开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一个工业社会要求一套不同的有关人性的假设：他们有选择其政府的自由，他们可以自我指挥，他们可以把追求财产和财富作为其自然权利，以及他们可以设计出纠正冤屈和不公正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自由成为一种价值，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受到道德上的认可，而创造性和革新精神则受到鼓励。这种个人主义支配着产业革命的经济发展，并为工业化添加燃料。即使在美国，也是奴隶制以后的时期出现了资源的最大积累，以及这些从欧洲逃亡出来的人的巨大社会流动。

　　　　很长时期以来，人际关系被束缚于传统的概念之中。社会习惯和戒律远比社会进步为重要，而对这些社会传统的保存就是部族、国家、教会或封建领主的任务。文化的复兴导致了人们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农业生活为基础的公社的社会团结被城市化和工业化痛苦地动摇了。新邻居、新习惯、新环境以及新工作就是工业人的社会危机。以前作为一种首要的社会和经济单位的家庭，随着双亲和孩子在新的工厂中以不同的道路走向工作而开始解体。以前作为家庭的一项任务的社会化，开始成为工厂、教育系统以及工作团体中同伴们的现实领域。

　　　　罗伯特·欧文面对着可以觉察到的工业化的破坏作用，早就试图恢复公社的团结。但工业化在进展，人们被一种内部回转仪所引导，进一步发展着劳动专业化、工厂制度以及市场。人们拒绝了欧文的公社制度，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个人主义思想。人们在早期工厂中并不完全是可塑的，他们抵制着技术进步、工厂制度以及管理纪律。但他们接受了一种经济激励意义上的有革新意义的激励措施。

　　　　为大棒及工厂精神的道德说教所支持的胡萝卜成为个人改善的一种途径。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导致贪欲罪恶的利润，得到了新教伦理道德上的支持。

　　　　被许多以前的文明认为不高尚的商业和贸易，成为许多有抱负的年青人在渡过社会阶级的汹涌波涛时的踏脚石。这种社会组合的成分因而不认为商业、利润和个人成就是一种罪过。在社会织物上磨出了洞，但那是通向进步之路。停滞崇拜着未被磨损的布。但当这些磨损开始出现时，有少数人就提出了能对人们在其新发现的关系中予以帮助的新哲学。巴贝奇很早就试图从利润分享中确定利益的相互性，尤尔和杜平开设了一些课程，以便年青人能从事报酬更多的职业；而亨利·普尔则试图通过领导来克服个人和系统之间的冲突。

　　　　科学管理是应付该时代的工业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一种哲学。科学管理植根于实用主义经济学、十九世纪的唯理论哲学以及新教的个人主义道德，它要求把社会中所有的利益结合起来。精神革命要求人们忘掉对已有成果的瓜分而努力于创造愈来愈多的成果。主要为利益是经济方面的，但也有许多社会利益：低价格，高工资，个人从事他最擅长的工作，而每一方面（管理人员、工人、一般的社会）

　　　　都能从由高效率带来的繁荣中受益。

　　　　即使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最高潮时，人格化为新教伦理和个人成就伦理的个人主义信条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