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婆婆倒从来没有红过脸，就是冷战，自己母亲虽然常与她吵，吵完，谁也不记得，与婆婆吵一次，会记一辈子。
结婚不到一年，唐敏就来美国读书。当时她怀孕，他们决定把孩子拿掉，说是还没有条件要孩子，其实唐敏是害怕。结婚可以离婚，朋友可以断交，工作可以辞职，人生绝望了甚至可以自杀，可有了孩子就什么都不能做，连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一别就是三年，鸿雁传情。起初，唐敏是一个星期去～封信，什么都写，连吃了什么都详细汇报，末了写“想你”，有头有尾，很像回事。渐渐地，爱情像是乌龟，有点缩头缩脑。爱情以外的事情越来越多，对爱情的感觉也就越来越纯。
信越写越短，越写越艰难，时间越拖越长。只剩下末了的“想你”两个字摆在那儿，像假花。写的人别扭，看的人也别扭。再后来主要是打电话了，美国三家主要电话公司AT＆T 、SPRINT、MCI ，不知道从留学生身上赚了多少钱。
唐敏打起电话开场白千篇一律：“噢，是我啊。怎么样？”
唐敏想起那支口红，她翻出口红，打开，盯着看。回顾这些年来的海外生活，全是不堪回首的得与失。
老吕一直都说自己很会做菜，事实上，他的生活确实料理得比她好。上个圣诞节，因为过节，她买了好多菜回来，他到她家里做菜。她看着他在厨房做菜的身影，就想到那种事，心里有点渴望又有些害怕。老吕的身材相当体面，她不喜欢瘦男人，瘦男人让她觉得像生了肺痪病。后来，两个人只是十分平常地吃了饭，他说他要走，她心里有点轻松，也有点失落。
送到了门口，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臂，其实她也抓住了他的手臂，只不过他的力量大些，感受明显些。主要的是，她希望是他抓住她的，她是被动的，甚至有点被迫的，这样，就无辜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她心里很清楚。之后的事情很简单，在黑暗中，他们行了那事。
他走后，她坐在床角，痛哭不已，大脑一刻不肯放松地放映刚才的一幕，没有想到，她的生活就这样由她改写了。
她思想保守，行为大胆。她更没有想到，那种肉体的嗷纵带来的除了羞耻，更多的竟是失望。
这些事情对以前的她来说，不可思议，现在她竟在鬼不知神不觉的状态中进行了。在美国久了，她的性观念也越来越开放。这些事情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她是不齿的，难听的词会一个接一个地按上去。如今到了自己身上，却百般体恤和怜悯起来，派生出无数的理由，每一条都是那么的理直气壮。他们年纪都不大，出了事，想来也在情理之中。她想起了奶奶，那位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老人。她想，奶奶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想？她也想到了老吕和他的太太，只是没有想到董浩。
什么是好女人？好女人应该像《红鬃烈马》里的王宝钏那样，苦守寒窑十八年，等回丈夫，也等回了丈夫的新太太，做了几天皇后，就死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薛平贵是个好人。
以后在公共场合见了老吕，既不过分亲密，也不刻意回避，说些一语双关的话，也得到一语双关的回应。事后，唐敏想想这些只有他们俩能品出其昧的言语，觉得回味无穷。
她机械地扭转着口红，转出来，再转回去，心里一种酸涩之感，她的生活是无法扭转回来的了。
她知道她并没有把董浩看得很重，没有把她与董浩的关系看得很重，所以才发生与老吕的一幕。后来老吕的太太来了，她才想到董浩，觉得对不起他。这种对不起夹杂着更多的是自我的惋惜与哀怨。
突然想起董浩，她并不常想起董浩。她几乎记不起他的样子了。他的头发是怎样梳的？是左分还是右分？好像是左分，再想想又像是右分。对，是右分，一定是这样子。唐敏这样说服自己，为求得心安，却又心安不得，因为她确实不记得董浩的头发到底是往哪边分的。
她从包里取出董浩的申请材料，一念之闪，也许，也许她根本就不想他来，否则申请材料早可以寄给董浩了。想到这儿，唐敏害怕了。她是一定要把董浩办来的，他一直很想来。如果董浩先到的美国，也一定会把她办出来。
她把材料封好，明天一定要寄了。
董浩的头发是往哪边分？唐敏又想。她从来没有这样地惦着董浩，却是因为头发引起的。唐敏盯着口红看，她的人生不曾如此鲜艳过。
此时的礼堂，电影放完了。有火吞吞口水：“菜太成了。”有人接着说：“这种活动应该备点饮料。”有人扭扭腰：“活动时间太长了。”有人接着说：“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还是不行。”大家边说边退场，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中国人的事儿到现在都做不好。”
大部分人拍拍屁股就走，只有杨一和几个同学开始收拾整理。相比之下，台湾、香港同学会好许多，彬彬有礼，学长学妹，叫得亲热。听说他们还互相传递旧考卷。
这群等革学子许多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却又许多时候让别人感觉不那么良好。
这学期开学，又听说有个新留学生同时请了好几拨人接机，结果让许多人徒劳而返。杨一父亲1993年随中国招聘团访美，采访中接触了不少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父亲印象甚佳，认为他们有思想有见解，所写出的采访报道也是洋洋洒洒。杨一此时想，如果在采访间里，我也能高谈阔论，动不动就讲几句“划时代意义”的言论，猛一听，让人为之一震。如果父亲在这时见到这群辜辜学子们，大概另有所感。
他们回不回去也罢了，留了洋，怎么骨子里的坏毛病还在？
刚到美国时，觉得美国人非常“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后来发现，中国人这一套学得很快。
人已走得差不多了。天舒这时看见唐敏的衣服仍挂在椅背上，说：“唐敏一定在实验室，我去给她送衣服。”
杨一对此及时地进行了肯定：“天舒最好。没有车，还想着运输。”
天舒说：“哪里，反正设事，我想回实验室，顺道嘛。”
杨一问：“过春节也不休息？”
“嗨，在美国哪里顾得上过春节呀，实验室一大堆事没做呢，再说一个人也没什么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陈天舒到了实验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哭声。她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见唐敏伏在桌面上，哭泣着。
“唐敏，你怎么了？”天舒轻轻地走近她。
唐敏抬头见是她，欲止，抽泣了几下：“噢，是你。没什么。”
“我是来给你送衣服的。你忘拿了。你真的没事吧？”
唐敏突然又止不住了，索性抱着天舒大哭起来。
她的手里仍握着那支口红。
第五章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达到的目的，都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出国读书，也是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我个人认为：青年的时候，可以学一点儒家，积极进取；中年的时候，就学一点道家，能进能退；老年的时候，要学一点佛家，四大皆空。
以后我是打算回去的。我这个人有时候爱讲些大道理，所以我一说以后要回国，就容易被归类与定论。我不喜欢这样，关键在于，我这人不想强调什么，更不想被别人归类和定论。我想回国完全出自一种自我的愿望与需求，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富有理念了。
—杨一
1 房东一家亲
春节晚会结束，大家如鸟兽散，杨一最后一个回到家。
她住在一户美国人家里。这里的地点不好，在美国买房子讲究三点：一是LOCATION（区位），二是LOCATION，三还是LOCATION。
房东的家由于位置不好，房间很难出租。正因为这样，房租便宜，杨一图的也就是这个，住在这里有些日子了。
房东是一个四十岁不到的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八岁的男童和一个六岁的女童。
房东自认是个SINOPHILE（中国迷）。杨一刚搬进来的第一天，她指着客厅里一堆的摆设对杨一说：“我喜爱中国的东西。”又指着一个日本木偶说，“可不可爱？中国女孩子都这么可爱。”再问杨一许多中国问题：“中国遗弃女婴现象到底多严重？”“中国除汉族和藏族，还有别的民族，真的吗？”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好莱坞，与气功、乒乓球、小脚、辫子、长城、大熊猫、人权、性无能、吃狗肉等交汇在一起，感觉神秘，而且许多美国人也只愿意这种远距离地想象中国。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感受还来自唐人街。其实杨一到了旧金山的唐人街，也觉得是在“考古”。偶尔去一次，竟然在大街上看见吹吹打打的出殡队伍，那里比中国还中国。他们说着她不懂的广东话，脸上的神情更是她不懂的古老。所以对房东他们，杨一完全可以理解。
杨一不理解的是美国人并不为这种对中国的无知害羞。
她上小学的时候，班上一个女同学谈起某届美国总统，杨一问，他是谁呀？女同学讥笑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当时杨一很窘，是呀，一个泱泱大国的前总统，她怎么可以不知道？显然，美国的孩子不会有这种窘迫。这才是真正的差异。
房东家里有两间空房，租出去也是一笔收人，楼上的一间租给了杨一，楼下的那间大些带卫生间，一直租不出去。
直到最近有一个叫哲平的日本学生住进来，房东才了了一桩心事。刚把草坪上一直支着的那块“ROOMFORRENT（房间出租）”广告牌收回来，杨一又提出下个月要搬走，房东一边急匆匆地将“ROOMFORRENT”的广告牌支出去，一边对杨一说：“如果你认识的人有想租房间的，请告诉我。”一副的持家不易。杨一想，我自己都要搬出去，到哪儿给你找人啊？
房东不富裕，杨一知道，可是以她的收入应该过得比他们的现状好。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精打细算地会过日子，即使是拿救济金的美国人，也会过得比普通中国老百姓好。
杨一把今天聚餐带回来的剩菜剩饭放进冰箱里，明天又可吃一顿。他们家的厨房像厅堂，房东自己不太煮，更不喜欢房客煮，杨一空有一身厨艺，平时只能外出四处觅食，汉堡王、麦当劳，吃得不要吃了，周末到男友处打牙祭。
日本男生哲平拿着一打的信件进来，抽出一封给杨一：“你的信。”
哲平是日本大学生，短期就读于附近的社区大学ESL，只学英语，也只学半年。由于刚来，非常喜欢与人说话，第一句一定是“我的英语不好，请原谅”。日本青年爱赶新潮，头发没有黑的，好像全部的日本青年都染过头发了，穿着很霹雳。哲平的裤子吊在胯部，裤裆开到了膝盖。裤裆开在裤裆的，已经过时了，甚至不能叫裤子。哲平的身材本来就不好，下身短，这么一穿，越发滑稽了。
第一次见面，杨一对哲平的印象就不好。那是他刚搬进来时，哲平极有礼貌地向杨一鞠躬，杨一向哲平点了个头，见哲平的手臂有疤痕，问：“你的手臂怎么了？”
“我在日本的时候，练剑时被对方砍到的。”哲平担心杨一听不明白，就侧着手掌往下狠狠地划了一道，且喝道：“CUT（砍）！”
杨一表情立时不自然，不快的历史画面涌上，隔着年代与地域仍触目惊心。杨一去过日本。在美国的中国人，新老移民，虽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对美国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和认同。杨一访日期间，几乎找不到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会把日本看作自己的国家。
哲平刚到美国没有车，有时请杨一带他去购物。哲平一进市场就会一个词“CHEAP（便宜）”。这个“CHEAP”，那个也“CHEAP”，哲平英语不行，只会这个词，可是杨一不知，心里嘀咕。哲平什么都买，装满了杨一的小车，这让杨一很受刺激，以后不再带他购物了。
“谢谢。”杨一道，拿着信就往楼上跑，不与哲平多说。
“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哲平叫住她。他努力地表达着，表达不过来，就拉着她到外面去。外面停着一部崭新的TOYOTA，而且就停在杨一的小破车前面。哲平新买的，就在今天，一次性的现金交易。
“我有车了，不用再麻烦你了。谢谢你的帮助。为了感谢你，我想请你吃饭。”
“不用了。我劝你小心点。这里治安不太好，有一个人车子坏在这里，他下车修理，动了一个车轮。这时来了另一个人，取另一个车轮。车主说，你为什么动我的车子？那个人说，你动一个，我动一个。说完搬着车轮就走了。”杨一笑笑，“顺便告诉你，我快搬家了。”“什么？你要搬走了？为什么？是因为这里位置不好吗？”
“我和我的朋友要自己出来住，比较方便。”杨一住在人家家里图的是便宜，现在手头宽裕了，当然要搬走。
杨一刚回到自己房间，房东的小女孩后脚也进来了。她常来找杨一玩，出入自由。
杨一要搬走了，这次就直说了：“我很欢迎你到我的房间来玩，你进来时，可以先敲一下门，然后，我会帮你开门的。”
“没关系，”她很自豪地回答，“我自己能行。”
这让杨一没了法子。她实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六岁，大大的蓝眼睛，长长密密的眼睫毛，翘翘的鼻子，弯弯鬈鬈的头发，就像杨一小时候抱过的洋娃娃。
天舒见过杨一家的洋娃娃，说，她最好别长大了。西方小朋友真是可爱，不过长大了，就不那么可爱了。
“我有三个男朋友。”小姑娘说。
“天啊，三个。”
“噢，我知道，”她耸耸肩，摊了一下手，表情甚至有点得意，“多了一些。一个是他喜欢我，一个是我喜欢他，还有一个是我们互相喜欢。”
“你怎么处理得过来？”
洋娃娃有点苦恼地说：“我有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这么小，就这么喜欢自寻烦恼，你这辈子完了。”
“那么你呢？”
“我，我一个也没有，你帮我介绍一个怎么样？”杨一逗她。
洋娃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