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儿子戒躁的呢？有段文字对这件事描写得十分传神有趣，特录其一节以飨读者：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这真是一种绝佳的启发式教育，老杜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恰可比之。写到这里，顺便向那些为儿女大伤脑筋的朋友进一言：如果你真是望子成龙心切，不妨先研究一下儿童心理学，试试这种潜移默化教育法。
教师永远是个崇高的职业，这是那些专门在人的心灵里栽培善良和智慧的播种者，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尊重。我小时同祖父母一起住在天津老家，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堂屋的正面墙上供着一块很大的牌位，那上面不是什么神佛，而是恭恭正正书写着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每年春节初一早上，祖父就叫我们兄弟两人穿戴整齐，向“天地君亲师”上香叩头，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兴奋的，我很高兴参与这件一年一度的圣事。那时，我对“天地君亲师”的封建色彩尚不甚了了，但看到师的地位如此之高，竟能与天、地、君、亲并列，就觉得师是很了不起的了。所以在我求学时期，能遇到几个既能授业解惑，又能指点人生迷津的好导师，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在这一点上，钱穆是很幸运的，他不仅有个如师如友、循循善诱的父亲，而且还遇到不少有真才实学、善于育人的好老师，如最早给钱穆以思想启蒙的钱伯圭，让钱穆豁然明了“人生立身大训”的刘伯琮，对钱穆一生治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吕思勉等等。正是在这些优秀师长的熏陶下，钱穆自己也成了一名备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老师，在中小学如此，在大学亦如此。1919年，钱穆在后宅初级小学当校长时，亲自将一个性格怪异、受大家歧视的学生（叫杨锡麟）教育成一个学习出众，并显示出音乐天资的好学生，就是钱穆教学生涯中颇值得称道的一个事例。
1919年秋季，钱穆是抱着一番雄心壮志来到后宅初级小学的。那时候各种新思潮方兴未艾，美国的杜威博士正好来华作教育哲学的讲演，这对青年钱穆颇有吸引力。于是，他决心自己主持一所学校，从接触娃娃们开始，对基础教育进行某些改革和实验。他到校后首先废除体罚，并大力提倡唱歌与体操，他还发了一个布告，叫同学们下课后都得到操场去“游散”，不得在教室滞留。可是当他巡视时却发现有一学生仍然独坐大教室里不出去。经向班长查问，才知道这个同学叫杨锡麟，过去曾犯过校规，前校长决定除大小便外都必须坐在教室里不得离开，处罚几同“禁闭”。钱穆决定取消这道前校长下的命令，让杨锡麟随同学们一道去操场玩耍。可是过了一会，有几个同学跑来向钱穆告状，说杨锡麟在操场旁河沟里抓到一只青蛙，并把这个小动物撕成两半。钱穆却表现得十分冷静，对同学们说，杨锡麟长期不准离开教室，对外面的情形有所不知，你们应随时随地开导他，不得大惊小怪，他犯了一个小错就来告发，这样不好。以后再如此，当先罚你们，不罚杨锡麟，同学听了默默退去。钱穆上课好作两种测验：在黑板上写一段文字，令诸生凝视三数遍，然后撤去黑板，令诸生默写；又口诵一段文字，让诸生默听三数遍，然后让大家默写。在这些测验中，他发现杨锡麟每次都记忆无误，觉得此生听觉必佳。于是一日傍晚散学后，钱穆把杨锡麟一人留下。钱开始弹琴，接着让杨锡麟跟着唱，不料他唱得十分动听，“音节声调果皆祥和，温雅有致”。钱穆为了进一步了解杨锡麟的音乐素质，便有意突然把琴停下来，结果，“琴声息，而锡麟出不意，歌声仍续，意态静定，有佳趣”。钱穆终于发现杨锡麟是个很值得培养的好苗苗，决定让他在班上当众独唱，同学们听了大为吃惊，掌声阵阵不息。后来，一次全校游艺会上，杨锡麟化妆演出老渔翁歌，竟赢得满堂喝彩。从此，同学们都对杨锡麟刮目相看，往日的隔阂也没有了，杨锡麟的神态举止也随之判若两人。
八十年代，钱穆已经是桃李满天下的耄耋老人，有一次他在台北听到一位后宅老乡亲谈起杨锡麟毕业后的情况，不禁慨然叹曰：“相隔垂六十年，当时后宅小学诸生独杨锡麟一个尚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
，真出余意料外也”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而且认为这种快乐是连统治者也享受不到的。钱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惟著述、育人两项。杨锡麟从一个几遭人弃的劣童成长为一个有用于世的人，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教育范例，对钱穆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他感到快慰的呢。
木皮散客贾凫西
？ 李木生
序
“狂狷，亦圣人之徒也！”
另一个周作人
？ 傅国涌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实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离的，虽然周作人的散文选本随处可见，但这些选本大部分都只选周作人回忆故乡风物，谈茶论酒，恬淡闲适，平和超脱的小品文，与那个充满苦难、浩劫和杀戮的年代仿佛没有任何关系，那个周作人似乎一辈子都是呆在书斋里品味着醇厚的苦茶，最后是做日本人的华北教育督办，坐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靠回忆鲁迅吃饭。张菊香女士编的《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6月出版）则选取了一些与我们平常惯见不同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周作人的另一面，读一读作者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那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文章，我发现这几乎是另一个周作人。最近我又专门找了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4月出版）和周作人的《泽泻集》（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来读。
一
《泽泻集》收入了周作人在1926年“三·一八”之后写的大多数文章。
“三·一八”的第二天（3月19日），时为女师大教授的周作人就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发表在3月21日的《京报》副刊），他控诉“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第三天（3月20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痛感“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3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可哀与可怕》，“我固然哀刘杨二君之横死，但我也怕天下有不知哀矜之情的男女”。这一天他又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72期），再次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引《心中》一文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的文字是平稳而不是激烈的，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和他的兄弟鲁迅先生并没有什么两样。
4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恕府卫》，指出恕府卫的理由：一，他们无知识；二，他们是奉命的。尤其要谴责的是那些
“使用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的智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4月5日周作人在《语丝》73期发表《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的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称她们是“新中国的女子”。
不足一个月，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就垮了，另一个军阀张作霖进了北京，《京报》被封，邵飘萍先生于4月26日遇害，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受到严峻的挑战。周作人在5月24日发表的《闲话四则》（《语丝》80期）中说：“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在《语丝》81期还发表《死法》一文，为生命的失去感到痛苦，他说：“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三月十八日为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沙成仙！’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
6月28日，离“三·一八”一百天，周作人写下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那时已没有《京报》。他说：“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除了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还参加了当时大多数重要的悼念活动。
3月20日，他出席女师大“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残杀案后援会”，并参加了女师大为刘、杨烈士举行的棺殓。3月21日、22日，他连续参加女师大的有关会议。
3月23日，他赴北大参加北京各界数万人举行的“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会”，送去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3月25日，他参加女师大刘杨追悼会，送去挽联：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3月26日，他送刘、杨出殡。
在4月1日的女师大复课典礼上，他说：“这一次本校死了两位同学、我看见她们的遗体。看见她们入殓，我很受一点感动，使我对于死有一点了解。”
面对“三·一八”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被吓倒，而是挺身而出，
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底线，人道的底线。这个周作人和我们习惯中所了解的那个隐士、汉奸完全不一样。
二
其实起码在1928年以前，周作人的血并没有冷却、凝固，没有躲进他的书斋，品苦茶、写小品文，而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 5月12日，他得知这一消息就匆匆回国。5月28日回到北京。6月3日，他即和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大学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中小学生，被军警拒绝，未能见到。
6月4日下午，参加北大教职员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事。那时，北大文科院红楼外已经驻兵五棚，而周作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像一点也不在乎。6月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演讲学生。当夜，他就在灯下写下《前门遇马队记》，愤怒谴责军警的所作所为。6月14日，他在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就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看望。这是五四期间周作人回国半个月内的言行。
1921年北京发生教育风潮，周作人在《晨报》副刊（1921年6月10日）发表《碰伤》一文，指出教职员学生“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厉害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
1922年3月，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汪精卫、邓中夏等一大批非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陆续在《晨报》发表宣言、公电，发起一场旨在反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运动。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周作人的好友、同事、《新青年》时代的同志。
3月31日，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知识分子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提出：“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论争，从当时站在双方立场的名单来看，周作人他们明显居于弱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进行公开的辩论。4月5日，为了回答“非宗教同盟”对他们的批驳，周作人在《晨报》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一文，重申自己的立场“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约法是指辛亥革命以后制定的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临时约法》。4月6日他回复陈独秀，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宣言的动因”“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我们承认这回对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是压迫”。鉴于陈独秀的信4月7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
4月20日，周作人也公开发表了他的这封回信。
八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废言，是非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