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追击任务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和川军正从东南方向压来，北线兵力众多的胡宗南部已集中到地形非常险要的松潘一带，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取以逸待劳之势，红军的攻击显然难以取胜，原来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
红军就此失去了一次歼敌的机会。后来在１９４３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谈到松潘作战的情况时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我想起了我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周恩来，他会关照我的。”
结果呢？是胡宗南没有去求周恩来，他应感谢张国焘的故意拖延时间。由此，８月初，毛泽东、朱德等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８月３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初步拟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路军北上。１０多天后，又对部队编组作了一些调整。
毛儿盖战斗结束后，７月２２日，徐向前、陈昌浩率主力部队从芦花出发，向北进军。
“会师了，大家应该和和气气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不应该争争吵吵。”徐向前说。
“张主席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我们红军应该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南下到川康边暂避一时。可中央许多人不这样认为，分歧也就难免，但我们真希望他们很快统一意见，否则，我们夹在中间难受。”陈昌浩也表示不理解。
在这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对中央政治局黑水芦花会议的结果还不知道，但他们此时是同意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计划方针的，因此一路上想的和谈的都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自然也谈到了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张国焘和毛泽东不要再如此“斗心眼”。
就在这川西北龙虎相斗——毛泽东即要与蒋介石斗，又要与张国焘斗，斗得天昏地暗时，川西北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战暇中抽闲，眼睛始终盯在川西北地图上的蒋介石、毛泽东和张国焘，忽如家庭中兄弟之间打架，在互相扭胳膊抵头相斗时，透过对方的肩膀突然看到正有强盗闯入家中行窃。本来力气小的一方很想抽出手来，把强盗打出家门，可力气大的一方就是死死揪住对方不放，想把即将摔倒在地的对方彻底打翻后，再回过头来追打强盗。
如此互不相让中，川西盆地盆沿上众人的眼光透过剑门险关、岷山雪峰，看到川外世界。
这时，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消息迟迟传到川西北。有消息报道：日本于上月初占领丰台，炮击北平，并令汉奸组织所谓“华北国”、“正义自卫军”。红军指战员得此消息，惊叹：“华北偌大山河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矣！”
８月１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日。８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打响第一枪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８年后正在川西北高原，他们在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与张国焘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寻找新的根据地。
就在这时，远方的第三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却悄悄地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提法，继而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新口号：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选取了中国工农红军建军日，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这即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中共中央在川西北的要人们在这时还没有时间顾得上考虑世界大事，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即，红军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列车，尽快乘坐上去。张国焘不可能认识到，毛泽东也没有认识到。
此时的毛泽东为红４军军长改了一个名字，把“许士友”中的“士”字改为“世”，说道：“这个字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不但要事事处处想到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许世友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名字。但是，毛泽东眼下的紧迫任务还不是“胸怀全球”，而是赶快想办法如何摆脱这川西北困境，走到一个能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地方去。
抗日的问题，中国国民党政府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在忙着“安内”。８月５日，忙于在川西北“剿赤”的蒋介石，除自己亲临前线指挥“围剿”大草地以南的红军外，还限令福建国民党军在３个月内肃清边区“残匪”。而得寸进尺的日本人见有机可乘，随之提出了许多非法的苛刻要求。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决定忙完一头再说另一头，他稀里糊涂地在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上划了押，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好像唾手可得的“剿赤”上，他认为毛泽东就擒在即。７日，驻日大使蒋作宾自成都携带蒋介石对日交涉提案到了南京。提案称：（一）东北问题暂置不问；（二）中日在平等基础之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三）平等互惠促进中日经济提携，在此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８日，汪精卫请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紧接着，侨务委员长陈树人、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唐有壬、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也先后请求辞职，表示与汪精卫“同进退”。这时，湘、鄂、赣、皖４省水灾甚大，灾民达１４００多万人，受灾区１０万平方公里，淹毙１０余万人。在成都忙得团团转的蒋介石在委任卫立煌为闽赣浙皖边区的“清剿总指挥”后，１４日不得不飞离“剿赤”第一线，由成都飞到庐山，先处理汪精卫等人的辞职事。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灭共”大愿，于１５日责令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严惩共党反复案》，规定：凡“自首”、“自新”共党复而加者，一律枪决，或处无期徒刑。
８月２１日，蒋介石在稍微安顿了汪精卫的复职事后，又飞回成都，指挥追剿红军。
蒋介石在天上飞来飞去时，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于芦花会议后到达毛儿盖地区，准备从此方向突破国民党军的堵截线。
根据芦花会议关于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决定，红军大学在原红一方面军红色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基础上于毛儿盖宣布成立。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黄超任秘书长，下设上级指挥科，张宗逊任科长；上级政治科，李井泉任科长；特科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设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另外还有步兵科等专业。学员是来自红一、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
８月２日清晨，霞光灿烂，毛儿盖沐浴在一片金辉中。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的会场选定在喇嘛庙前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
上午８时过，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和骑兵科等科的学员们，列队进场。军容严整的学员们，个个英姿勃勃，整整齐齐地端坐在草坪上，唱起了歌曲，并与红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比赛起唱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歌声忽然停止了。一阵急骤的掌声爆发出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走入会场。学员和指战员们边使劲鼓掌，边伸长脖子向前望。
有人在急切地问：“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朱总司令？”
被问人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介绍说：“走在前面的可能就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后面的是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那个大鼻子肯定就是李德……”
会场四周挺立着松柏。“主席台”非常简陋，就是席地而坐的部队前面的一小片空地。毛泽东等人来到“主席台”，有的站着，有的靠在一旁的树上，有的干脆也坐在地上。
大会开始了，何畏郑重宣布：红军大学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央首长讲话。
朱德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脚穿草鞋，向前走了几步，首先说道：“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走上北进抗日的正确道路。目前，我们要团结起来，继续北上，迎接新的斗争任务。我们的红军大学，就是为了迎接新的斗争而成立的。不要看我们现在的条件差，将来，我们一定能坐进大礼堂。你们现在是学员，一旦毕业出去，就要担负起领导红军和人民抗日的重任。”
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朱德讲话，端详着朴素、和蔼的朱总司令，听着他那一口亲切的四川乡音。
面庞清瘦的毛泽东走到前面，他的身体显得高而单薄，但目光炯炯，显得很有精神。他主要讲了形势和任务，之后，勉励红军大学学员，说：“红军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学习，加强团结。将来形势发展了，你们就是党的骨干力量。”
中午，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结束。炊事员抬来一筒筒的青稞面蒸牦牛肉。在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大学的学员们一起，席地而坐，共进午餐，同庆红军大学成立。
“今天会餐不错呀，有牛肉吃。”毛泽东一边招呼大家盛饭，一边高兴地说。
朱德望着盛饭的同志，也欣喜地说：“今天一、四方面军的同志在一起吃饭真热闹呀！等我们北上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后，我们要请全国各方面军的红军指战员到一起大会餐，那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红军大学。”
毛泽东和朱德的这顿饭并没有吃好，不远处的大松树下，机要科长正手拿电报匆匆向这边走来。原来在大家都忙着准备北上之际，张国焘又节外生枝，发来电报，说应该开会继续讨论芦花会议上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看来我们想走也走不脱呀！这位新上任的总政委不发话，四方面军的部队也不会让我们走成。”朱德放下饭碗说。
“呸！如此三番五次折腾，他究竟想干什么？想把我们逼上梁山么！开会就开吧，不把大家都饿死在这里，有人就安稳不下那颗野心。”毛泽东气得把饭都喷了出来。
由此，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１０公里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红四方面军的第１１师驻在沙窝，师政委是陈锡联。会议就在第１１师的司令部内召开。
沙窝，是藏语音，实际上是个山口的名字，地点在今松潘县毛儿盖区八寨乡的俄灯寨子附近。红军从打古山顺沟而下，所到达的第一个村庄就是俄灯寨子。毛泽东等人到达这里，经山口进入小盆地中的俄灯寨子时，从牧民口中得知此山口地名为沙窝，因此把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称为沙窝会议。实际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在沙窝山口召开，而是在进入沙窝山口后的俄灯寨子召开。所以，如果确切的说，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的会议应该称为“俄灯会议”。只不过这次著名的会议在当时就以“沙窝会议”记录在案，后人也就约定俗成这么称呼。
俄灯寨子，四周皆山，群山环抱中，１０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在茂密的树林中显得很幽静，自成天地的小盆地，倒也很像个“窝”。
张国焘和陈昌浩在２０多名骑兵的护卫下策马到达沙窝山口。张闻天迎上来说：“这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
陈昌浩感到很尴尬。张国焘解释道：“昌浩同志是中革军委常委，可以列席会议嘛。”
“不行，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只允许政治局委员参加。”张闻天解释说。
于是，张国焘只好在１名卫士的护卫下进入沙窝。陈昌浩暂时在山口外放牛亭中休息，等会议开完后再同张国焘一同返回。
原定红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改变为只有张国焘一人出席会议。
张国焘赶到会场时，看到出席沙窝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实际只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４人，邓发和凯丰２人列席会议，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议在寨子中一座破旧的小喇嘛庙外亭中召开。山风习习，虽是夏热大暑季节，这里倒显得很凉爽。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心中自然很是凄然，问道：
“恩来和稼祥同志还没有到？”
“他两个病得厉害，已经请病假了。”坐在张国焘一边的朱德侧头说道。
“周恩来同志的肝病在这时犯了，把医生戴胡子调了去专门进行护理。稼祥同志也病得厉害，所以，恩来和稼祥同志不能参加会议。”张闻天说得更详细一些。
“聂荣臻随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执行任务，也不能列席这一次会议。”博古说。
正说着，大家看到王稼祥坐着担架来到会场。
王稼祥拄着拐杖吃力地下了担架，微笑着说：“我是不是迟到了？”
“没有，没有！”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迎上前来，然后扶王稼祥坐下。遵义会议上王稼祥那关键的１票，毛泽东记了一辈子。此时的毛泽东心中清楚，沙窝会议也不能没有王稼祥，说不准王稼祥在关键时刻又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稼祥在这时的确已经病得很重。他是在１９３３年中央苏区军４次反“围剿”时遭敌机轰炸而负伤的，弹片打进了他的右下腹，穿过结肠，嵌在右肠骨窝上，伤势很重。由于弄不清残留弹片的位置，只好采取保守治疗，但引起了右下腹的局部性腹膜炎。他带伤参加了长征，而伤口在征途中却常常流着脓血。护理人员用橡皮管子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