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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同学们对于他的吹嘘还是将信将疑，但到后来他把自己的罗曼蒂克史编得太过火了。他说，在巴黎时有一个年轻女子主动勾引他，她是他们家的女佣人。她秘密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让－保尔，……”信中的内容全是萨特从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于是这封信传遍了整个学校，学生们几乎都知道巴黎来了个如此风流的花花公子。而他在巴黎时最大也不到12岁，所以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同学压根就不相信他的话。后来他自己又向他们坦白承认，这完全是他瞎编的话，于是这一事实又传遍了整个学校。
这样一来，萨特在学校开始有了一点名气，但这并不是什么好名气。他被同学们称为“巴黎佬”，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个人不仅说话口音怪怪的，而且喜欢吹牛，是一个不可相信的家伙。与他期望的相反，他的这一番表演不但没有改善与同学的关系，反而加重了他们对他的排斥和敌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多年，男人们大都上战场去了，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们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已经习惯于暴力，甚至以使用暴力为荣。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的男孩子本来人倒不坏，却可以因为母亲没有及时递给他土豆，手持匕首，追打着自己的母亲，在他们看来，一个男子汉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一旁看着的人们也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妥。
在这种以暴力为家常便饭的环境中，萨特作为一个可笑的“巴黎佬”，注定要成为孩子们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在学校经常遭到嘲弄和殴打。到后来，他自己也融入这个暴力环境之中，成为暴力的一分子，习惯于用斗殴来解决问题。
不但一个学校内的孩子们以相互使用暴力为常事，拉罗舍尔学校的孩子同其它地方的孩子之间也处于对立状态，就像当时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样。这个学校孩子们的敌人有两拨，一拨是宗教学校的孩子们；一拨是没有上学、属于下等阶层、将来的出路大都是学徒的孩子们，他们通常被另外两拨人称为小流氓。这三拨人中，任何两拨一见面就打。拉罗舍尔学校的孩子尽管内部斗得也很厉害，在面对其它群体时还能做到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萨特晚年回忆了当时的一个场景：一次他同母亲一起上街，走到一个商店门口，母亲已经进去了，萨特正待进去，看到一个“小流氓”，于是他止住了脚步。他与这孩子怒目相视，然后相互谩骂，最后说不清楚是谁先动的手，两人拳打脚踢扭打在一起。待到安娜…玛丽从商店出来时，这两个斗士已经在大街上滚成一团。她看到这个场面不觉目瞪口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萨特从敌人的拥抱中拉扯出来。其实萨特和这孩子根本就不认识，不知怎么回事，一见面就自然产生敌意，然后就打起来。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暴力已经深入到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习惯之中。
在拉罗舍尔，对萨特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暴力。从这以后，他再也无法忘记暴力了；当他回到巴黎，那时实际的暴力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他在对待他人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暴力的阴影。即使是对那些很要好的朋友，萨特仍然觉得有发生暴力的可能，因此在心理上始终同他们有一种距离感。大学生打架斗殴的情况是很少的，而萨特在上大学期间还常常跟同学打架，不是他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别人将他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在他当了老师以后，还跟同事打过架。不知为什么，那位教师老是跟他过不去，一次在教师休息室，两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就打了起来，直到其他同事将他们分开。
暴力的影响反映在性格上，是萨特具有易怒的特点。他很容易发火，特别是在早上；发起火来是很厉害的。有一本关于萨特的论著在论及萨特的性格说，他“性情温和”，（杜小真：《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这恐怕是缺乏对他生活情况的基本了解所致。萨特对一般不熟悉的人，是很客气和有礼貌的，实际上是敬而远之，这并不能反映他的真实性格和气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萨特实际上的暴力行为大大减少，最后不再存在，但他的暴力意识或暴力情结在他的写作活动中仍然有反映。我们在阅读萨特作品时，常常能体会到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语言十分有力，甚至有些狂暴、粗野、放肆，这应该是暴力因素通过移情作用在文字上的体现。萨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有许多地方是以暴力、酷刑拷打等为主题，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探究暴力与自由、道德、博爱的关系。在拉罗舍尔的遭遇，对于他的这种研究兴趣应该有着较大影响。
在这段悲惨黑暗的日子里，萨特唯一的慰藉是音乐。到拉罗舍尔后，他的钢琴课停了，但仍然坚持练琴。母亲的钢琴放在大客厅里，这个客厅一般情况下不用，也没有人去，只有开招待宴会才使用。萨特没事时就溜进去弹琴。
由于芒西不喜欢音乐，安娜─玛丽到拉罗舍尔后很少弹琴。但听到萨特弹琴，而芒西还没有回家，她会来客厅指导一下萨特，有时自己也即兴弹奏一曲。在萨特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安娜─玛丽还同他合起来演奏，弹奏四重奏曲和弗朗克的交响乐曲。有时萨特弹琴，安娜─玛丽还随着钢琴声高歌一曲。这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快乐的时刻，他似乎又回到过去，他与母亲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得到恢复。
等萨特进入2年级时，他开始适应拉罗舍尔的一切。这时与班上同学的关系逐渐变好，他自己的感觉是，一切都走向正常，但也有点乏味。而他的学习成绩也比初来时好了许多。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拉罗舍尔人。就在这时，他的生活又起了大的变化：家里人担心他在拉罗舍尔呆下去会继续学坏，决定让他回巴黎读书。于是他跟随外祖父回到巴黎——一个阔别三年、曾经熟悉而现在又显得有点陌生的地方。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发现偶然（1）
回到巴黎，萨特仍然就读于原先的亨利四世学校，仍然是那个班级、那些同学，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他有一种亲切感。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由原先的走读生变成一个住宿生，他在学校住宿；这是学校接受他的条件。对此他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他从过去的小说中读到的住宿生生活都是十分可怕和悲惨的，他们常常受校长、老师和同学的欺负。住进去以后，他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点都不可怕。并没有谁来欺负他，老师、同学都对他很好。
另一个陌生感是，与原先的同学相比，他发现自己在巴黎文化新潮流面前，是大大的落伍了。在外省，在拉罗舍尔，他接触的仍然是19世纪的文学，对于20世纪的新兴作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他的老同学如尼赞等早就对这些人了如指掌，谈起他们来如数家珍，令他羡慕不已。他觉得自己已经由原来的“巴黎佬”变成了一个乡巴佬，与这些老同学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一切都得从新学习和适应。于是他发奋读书，争取早日赶上。回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在1年级学完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成绩全优而得到奖学金。这在拉罗舍尔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很好地完成学业，他还花大量时间阅读那些名家的名作，特别是20世纪新涌现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此前在拉罗舍尔，他的阅读面很狭窄，除了19世纪一些古典作家的东西外，他还欢喜看一些传奇故事、游侠小说，如《芳托马斯》一类的流行小说、克洛德•；法雷尔的小说。这些作品含有较多情爱和暴力的内容，也就是说，其文化品位是不高的。它们的主要读者是那些中产阶级较下层的人们。
晚年萨特回忆当时阅读的情况，他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情节，那是关于中世纪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人被敌方逮住了，要处以死刑。行刑者采用了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他们把一个塔顶大钟的１２点处挖一个大洞，将这人的身子塞在里面，让他的头露在钟面上。当这个大钟从１１点半走到１２点半时，大钟的指针就把这人的头割了下来。而整个行刑过程，塔下围满了观众，他们为这种刺激性的场面大声叫好。
这一类东西对于提高萨特的文学修养并无益处。不过在拉罗舍尔那种随时可能遭受暴力打击的生活环境下，萨特着迷于这一类恐怖的冒险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既是他实际生活的某种反映或写照，又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暴力压迫，获得一种解脱。例如，在这个故事中，他既有一种被杀者的紧张和恐怖，又有杀人者的刺激和快感。
回到巴黎后，这些东西对萨特失去了吸引力。他开始贪婪地阅读阅读那些不熟悉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家的东西。他读了普鲁斯特的主要作品。萨特晚年回忆说，这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正是普鲁斯特的东西使他认识到，小说应该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惊险故事。他从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还获得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关于人物的主观心理学，一个是关于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思想。在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中，可以发现，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资产者，或一个贵族，或一个上层资产者，或一个教师。通过这种阅读和思考，萨特的文化品位获得极大的提高。
萨特也很喜欢保尔•；莫朗的游记作品，其中关于中国、纽约、地中海、……等等的描述让他着迷，书中记录的事情大都发生在萨特生活的世界之外，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从小就有的一种渴望：通过冒险旅行，周游世界各地，包括美洲、非洲和亚洲，去了解那些他不知道的国家。当然，他这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真的去了莫朗作品中描述的地方，而且如果他愿意，他几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在高年级同学的推荐下，萨特也对康拉德的东西发生兴趣。他阅读了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由于康拉德的作品全都发表在《法国新评论》上，他在阅读康拉德的同时又发现《法国新评论》杂志。他认为这是又一个真正的发现。在50年以后，他回忆说，他仿佛还能闻到《法国新评论》那种特有的气味，既是一种纸的气味，又是一种文化的气味；它就代表着文化。可见这个杂志对于他的影响之大。
这时超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学艺术流派，萨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尽管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是很传统的，与这个流派格格不入。超现实主义对于萨特的影响，在他以后的创作活动中有明显表现。
萨特对于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名家也并非照单全收，他还是有所选择的。有的作家尽管也很有名，而且他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在他面前竭力推荐，他也不太感兴趣。例如吉罗杜，尼赞特别向他作了介绍，但他读后感到不怎么样，觉得这位作家写作时精神绷得太紧，让人难以接受。再就是纪德，名气也很大。他的代表作《地粮》大家都说好，他读了以后却觉得有点乏味。
这一时期他也读了不少19世纪名家的作品，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司汤达。他觉得司汤达向年轻人展示了爱的事业、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让他们的心激动起来。他对于司汤达的喜爱可以说是终生的。后来在大学时，他向自己的终身伴侣说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斯宾诺莎是哲学家的典范，司汤达则被萨特视为文学家的楷模。萨特对于司汤达是特别推崇的。
相对来说，萨特对于另外两个名作家巴尔扎克和左拉不太感兴趣。左拉的东西他读了一些，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没有真正深入进去”。
不仅是名家，对于一般的古典文学作品，他也作了广泛的阅读。他这种阅读冲动是来自古典文学课教师的激发。这位叫乔金的先生很有才华，课讲得很好，还特别善于启发学生自己独立学习。这让萨特对于古典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读遍了图书馆的古典文学藏书。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文学家打下深厚扎实的基础。
与阅读伴随在一起的是写作。在回巴黎之前，在拉罗舍尔，萨特也在写作。那时写的东西与他读的东西是相一致的，都是模仿性的传奇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篇题为“伯利辛格金的格茨”的故事，它的篇幅比较长，看来萨特是很下了一点工夫的。格茨是中世纪德国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武艺高强，手中的宝剑一挥就能杀掉所有的敌人；他保卫处于危急关头的王国，拯救落难的少女，建立了许多功劳。萨特写这篇东西，就当时而言，是出于一种移情或补偿心理：他将自己幻化为格茨，由实际上的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变为高大、英俊，由实际上受人欺负的可怜虫变为征服众人的英雄好汉，这样就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满足。
从后来萨特的创作活动看，这篇东西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虽然他以后不再写这种传奇故事，对于古代英雄格茨的喜爱却保留下来。30多年后，他创作了戏剧《魔鬼与上帝》，主人公仍然是格茨，时代背景仍然是中世纪的德国。当然，内容不再是传奇故事，格茨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他是一个亦善亦恶、十分复杂的人，但敢作敢为，甚至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