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
萨特想做的只是，让这两股矛盾冲突的力量相安无事。然而结果却是，他不仅自己也卷了进去，最后竟因此而加速自己的死亡。这恐怕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出现的情况。
萨特仍在同维克多进行他们的合作写书的工作。由于同维克多的关系已经破裂，波伏瓦无法具体了解这一工作进展情况和双方谈话的内容。直到1980年3月，波伏瓦发现萨特情绪有些反常，常常饮酒过量，醉得一塌糊涂。她猜测他在同维克多的工作中碰到麻烦了，因此借酒浇愁。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最后的日子（2）
不久发现的情况使波伏瓦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萨特同维克多最近的一次谈话即将发表在《新观察家》上，而其内容波伏瓦是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才读到。这个谈话署名为萨特和贝利•；列维。波伏瓦读后震惊异常：她觉得这跟萨特以前说的“复数思想”完全不相干；它根本不是两个人平等交流合作的产物，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逼供”。在这个对话中，维克多居高临下，口气傲慢不逊。他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是一连许多天不停地同萨特争辩；到最后，萨特对争论厌倦了，终于放弃自己的思想，作出让步；这样，他是借萨特之口来说出自己的思想。
《现代》编辑部所有读到这个谈话的同事和朋友都跟波伏瓦一样感到震惊和厌恶。于是波伏瓦向萨特表达了自己看法，并转达了《现代》全体成员的意见，不同意他发表这篇谈话。这个情况几乎是1978年投稿事件的重演，但萨特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他不但没有听取波伏瓦和大家的意见，反而更加坚持要发表这个谈话，而且要尽快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特一向是不受任何人影响的，特别是不受任何男性的影响。为什么这次出现了例外？波伏瓦后来对此作了分析。
首先，萨特在生活中是着眼于未来，要不然他就活不下去。现在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受限于目前，他认为自己实际上已经死了。他的老衰、疾病、近乎失明使他无法看到未来。于是，他就求助于一个替身──维克多，一个左派战士和哲学家，一个萨特梦想实现的和竭力去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对他来说，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生命的延续，而这种延续比相信未来一代人对他的赞扬更为重要。这样，尽管有种种保留，他还是让自己相信维克多，他不得不相信维克多。
实际上萨特在内心深处对维克多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保留看法，我们不得而知。据萨冈回忆，萨特曾在她面前表达了对于男性的厌恶，而且是一些比他年轻的男性。他们曾经年轻，曾是一些男孩，而他们称他为父亲。但萨特不愿意同他们多接触。萨特抱怨说：“唉，他们真让人感到厌倦！广岛是我的错……斯大林是我的错，他们的野心是我的错，他们干的蠢事也是我的错……”那么在他所说的年轻男性中，是否也包括维克多呢？
其次，萨特现在已经不能进行十分健全的思想。他还在思想，但不再具有什么创造性，而且思考得很慢。而维克多口舌如簧，他让萨特不知所对。当萨特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时，他并不给萨特这样的机会。最关键的是萨特再不能阅读了。由于不能静下心来独自阅读，就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仅仅凭借浮光掠影地听人朗读，是无法对听到的东西作出中肯评价的。这一点其实萨特自己在70岁时的谈话中已经讲到了；他还说，只有在一边听朗读一边同波伏瓦商榷的情况下才能对所读的东西提出批判性的意见。而现在他只能通过耳朵来判断作品，能够让他仍然具有批判能力的波伏瓦又不在现场，这就使他的思考能力大打折扣，而维克多可以乘虚而入了。
波伏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她将这一现象称为“对一个老人的拐骗”。在我看来，她所分析的情况得以发生，还应建立在一个更为基本的情况上：萨特对维克多的特殊喜爱。维克多作为唯一的例外，作为女性化的男性，一旦获得萨特的喜爱和信任，他在萨特心目中的地位不会低于波伏瓦。波伏瓦可以说是唯一男性化的女性。这里所谓男性化，是指她在智力和思想上具有堪与萨特匹敌的水平，这在女性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与维克多相比，波伏瓦有一个劣势：年龄。所以萨特说，从能够继续他的思想和事业的角度看，维克多是唯一让他满意的人。波伏瓦曾经说，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害怕的女人。她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一个唯一让她害怕的男人。
萨特决定尽快发表这个谈话后，心情十分不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违背波伏瓦的意见而发表自己的东西。自两人结识以来，萨特和波伏瓦总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没有对方的同意，不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次却破了例，在她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东西；这对波伏瓦可能没什么，她能够原谅他，而萨特自己恐怕是耿耿于怀，作出这个决定后又有些后悔。
3月10日和17日，《新观察家》先后发表了这个谈话的前两部分。19日晚，临睡前萨特问波伏瓦：“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波伏瓦说没有。这是实际情况。萨特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他本来希望有人会表态支持他的做法，这样他心里会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5点，萨特的病开始大发作，喘不过气来，他连摸到隔壁敲波伏瓦房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9点，波伏瓦去他房间喊他起床，才看到他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的样子。她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请来附近的医生。医生看了一下就立即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过了5分钟急救站的人来了，为萨特放了血，打了一针，治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然后他被安放在一个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的头上方举着氧气袋为他输氧。他们把他带进电梯，送进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谁都没有想到，萨特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下午波伏瓦去看萨特，她心里有些紧张和害怕，就叫了普隆一起去。萨特住在特别护理病房，现在他的呼吸已经正常了，只是有些昏昏欲睡。第二天波伏瓦再去医院，医生告诉她，萨特有肺水肿，并发高烧。他不停地说胡话。
以后几天，萨特的烧慢慢退了，不再说胡话，但身体十分虚弱。不过他的精神看来还好。萨特似乎并不以为自己的病有多严重，盼望着能尽快出院。他还想着复活节去贝尔伊莱度假的事情。他说：“是的，我很想去那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指的是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应。这说明萨特对谈话事件仍然耿耿于怀。这个事情的刺激，显然是他发病的一个原因。
不久萨特又住进了特别护理病房，他的病情仍然十分严重。但萨特自己并不觉得。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幸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很想去一个小岛。”
一天，波伏瓦照常去看望萨特，当中她离开了一会儿，为的是让别的探望者可以进来──医院规定，一次萨特只能见一人──她在候诊室坐下。突然，她听到两位医生在谈萨特的病，用了“尿毒症”这样的字眼。于是她明白萨特是没有希望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一下哭了起来，扑到医生身上：“请你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让他精神不安，不要让他有任何痛苦！”
“夫人，我答应你，”医生沉重地说。当波伏瓦要回萨特病房时，他又喊住她，在走廊里郑重地对她说：“我想让你知道，我答应的事情不只是说说，我会做到的。”
这时萨特已经开始长褥疮，膀胱功能很差，他很少下床，下床时后面拖着一个装满尿的小袋子。他的肾因为没有血液循环，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要挽救肾就得动一次手术，但他的身体已经无力承受；即使可以动手术，这种血液循环的缺乏会转移到大脑，使它老衰。于是医生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让他安宁地死去。
以后这些天萨特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除了每天早上敷裹褥疮时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外。他睡的时间很长，但对波伏瓦说话时，神智还是清楚的。一天普隆来看他，他请普隆为自己倒一杯水，还高兴地说：“下次我们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处喝威士忌！”看来他对自己的痊愈仍然抱着某种希望。
但最后那两天，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波伏瓦去看他时，他闭着眼，握着她的手腕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月14日，波伏瓦去时他还睡着，醒来时他说了些不连贯的话语，没有睁开眼，而做了一个把嘴唇给波伏瓦的动作，波伏瓦吻了他的嘴和脸。萨特又睡过去了。这些言语和举动对萨特来说都是异乎寻常的，是他以前很少有过的。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波伏瓦告别。
第二天上午，波伏瓦像往常那样打电话问萨特的情况，护士的回答有些犹疑，波伏瓦立即赶去医院。萨特好象是睡着了，但直出粗气，显然是处于昏迷之中。护士说他头一天晚上就一直是这样。波伏瓦在他身边守到下午6点，阿莱特来接替她。她嘱咐阿莱特有事打电话。 晚上９点，电话铃响了。阿莱特说：“完了！”波伏瓦急忙赶去，萨特已经停止了呼吸。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永别的仪式（1）
萨特就这样去世了。他永远停止了呼吸，也永远停止了思考。虽然从外表看，他好象只是睡着了，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西尔薇代波伏瓦通知了萨特最亲密的几个朋友，《现代》编辑部的同事：郎兹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了来。医生允许他们在萨特的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５点。波伏瓦让西尔薇拿些威士忌来，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们该做些什么。
早在1971年底萨特就谈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从简，他要求火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而希望另葬一地。最后，他希望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为他送葬。他们应该按萨特的遗愿来安排他的丧葬，决定先暂时把他葬在蒙巴拉斯公墓，葬礼完毕后再把他送到拉雷兹神父公墓火化，然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蒙巴拉斯公墓安放在一个永久性的墓中。
正当他们商讨这些事情时，记者们已经获得消息，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兹曼出去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没有设法再溜进来。最后波伏瓦要求留下同萨特单独呆一会儿。她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面，但一个护士阻止了她：“不行。注意……坏疽！”原来萨特背上的褥疮，实际上是因为缺乏血液循环而生的坏疽。波伏瓦在被单上躺了一会儿。恍惚之间，她觉得萨特并没有真正死去，他只是睡着了。5点到了，护士们走了进来，她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一块罩布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以后几天，波伏瓦先是在郎兹曼家，然后在西尔薇那里度过，一来是分散因萨特去世而感受的孤单和痛苦，二来是躲避电话和记者的骚扰。波伏瓦的妹妹波佩蒂也专程由阿尔萨斯赶来陪伴姐姐。波伏瓦翻阅着报纸，那上面有对萨特逝世的报道。此外还有大量的电报。
郎兹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萨特的丧葬事宜。葬礼原定于4月18日，后来推迟到19日，以便有更多的人参加。德斯坦总统表示，他知道萨特不希望为自己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萨特的安葬费用。波伏瓦他们拒绝了这个好意，而德斯坦坚持要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4月18日，波伏瓦来到医院的前厅，想在萨特安葬前最后看一看他。萨特被放进棺材，穿的是他去歌剧院时常穿的那套衣服，这是波伏瓦房间唯一的一套萨特的衣服，西尔薇不愿到萨特房间去找别的衣服，就拿了这一套。萨特面部表情安详，就像在熟睡一般。
出殡的那天，一大早，波伏瓦和一些朋友又来到这里。人们已经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脸没有遮盖。在波伏瓦的要求下，一位带相机的朋友给萨特拍了几张照片。又过了很长时间，工作人员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上灵柩，把它带走了。
波伏瓦、她的妹妹波佩蒂和阿莱特上了灵柩车。前面有一辆小汽车满载着各式各样的花束和花圈，还有一辆巴士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友。灵柩车后面是巨大的人流，大约有5万多人，多数是青年，他们是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这正是萨特所希望的浩大场面！
路上波伏瓦听到敲击车窗玻璃的声音，这是一些偷拍照者把镜头对着窗户想拍照。《现代》编辑部的同事和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立即手挽着手，在灵柩车后形成一道屏障，来保护波伏瓦她们。在送葬过程中，人们群情激昂，但是秩序井然。郎兹曼感叹地说：“这是1968年5月运动以来最后一次游行了！”
波伏瓦默默对自己说：“这确实是萨特所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年轻时萨特写过一个幽默讽刺剧，剧名就是“我有一个好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了后，在街角处看到给自己送葬的队伍。也许在冥冥之中，萨特也看到了自己壮观的葬礼？
蒙巴拉斯公墓到了。当波伏瓦走出灵柩车时，灵柩已经安放在墓底。波伏瓦有些站立不住，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旁。这时她的心中一片空白，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人们登上围墙，登上坟墓，密密麻麻，一望无边。
当波伏瓦站起来要回到车上去时，人群是这样拥挤，虽然只有10米远，她几乎无法走过去。她感到十分虚弱，恐怕自己支持不住，心中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倒下去，不要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