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岁这一年，萨特总结说：“虽然我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再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解释人的方法，即认为人是其经济制度的产物──这是不符合我的信念的。我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存在的，它必须构成真正革命的基础。”由于他的自由观念，他的哲学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它不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着联系，但不被它所包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把人的自由作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脚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他认为，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拿起它，把它包含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1）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完成了他的戏剧颠峰之作《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但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左派失败，戴高乐上台，……这一切，使萨特沉入写作之中以求得解脱；而他那玩命似的写作活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他的紧张状态。最后，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导致了他身上的一场危机──身体的和精神的。
现在萨特在构思一个新剧本，他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事件的态度，正像当年写《苍蝇》一样。这时，萨特感到自己在写作中出现反常现象：在构思剧本情节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任何意识；随后出现幻听，不断有“启示录四骑士”几个字在耳旁响起，这是他小时候读过的一部小说的书名。他开始服用镇静剂。
由于同剧院经理订了合同，萨特不得不克服自己的反常状态，勉力支撑着把剧本写下去，但进展十分缓慢。他往往是一坐半天，在纸上写写画画，但几乎写不出一句像样子的话来。他既紧张又疲乏。一天，萨特同剧院经理贝里奥一起吃午饭，他本想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结果在离桌子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松了手，杯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完全丧失了距离感。
贝里奥见状大惊，马上给专家医生约了个时间，让萨特去检查。医生给他开了药，嘱咐他不要喝酒、抽烟，要休息。萨特听了医生的话，但他不可能不继续工作。现在萨特完全变了一个人：脖子僵硬，脸色呆板，说话行动很不自然；以前那种生气勃勃、坚决果断的态度消失不见了；性情也十分反常，要么傻乎乎地一声不吭，要么突然大发脾气。波伏瓦再次带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说，萨特有可能发作心脏病；他用脑过度，而感情用得更过度；他必须在精神上保持平衡，可以干一点工作，但不能与时间赛跑；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恐怕活不过半年。
波伏瓦接着去找贝里奥，请她延长交剧本的时间。贝里奥同意了。波伏瓦告诉萨特这些事情，而他毫无表情，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不过以后他工作时间开始缩短，身体状况慢慢变好。1959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过了一个月。现在萨特的身体好多了，他正在给剧本结尾，这个剧本的名字是《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剧本是萨特戏剧中最好的一个。萨特自己也很满意，不过当他回想到自己的写作过程时，却充满着痛苦意识，所以他没有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特别的评价。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彩排时萨特心情十分紧张。由于《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几年来，萨特的对头一再嚷嚷：“萨特才气已尽，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他的朋友也告诫说：“赶快再写一出戏！因为上一出戏失败了，你不写，就再也不敢写戏了！”萨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在乎自己作品可能产生的反响。
9月23日，这个剧正式公演，萨特心里忐忑不安。开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会儿步。附近一幢楼房着火了，他们站着观看消防队员灭火。回到剧场，他们分别在这个那个包厢站着，断断续续地看着戏。演出结束时，后台和化妆室挤满了人，都是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观众十分喜欢这个戏。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
萨特写这个戏剧时，曾打算用另一个剧名《输者赢》或《赢者输》。显然，刺激萨特写这个戏剧的最直接的动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把剧的背景安放在德国，是因为如果正面触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暴力问题，这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上演，剧本会被扼杀。而当年法国同德国对峙的局面正像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相对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别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剧中主人公弗朗兹是一个大造船主的儿子，从小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既十分高傲自负，又具有清教主义的道德。战争期间父亲同纳粹合作，弗朗兹颇不以父亲的行为为然。为了赎罪，他收留了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波兰囚犯。在父亲的干预下，纳粹分子没有追究这件事，但要弗朗兹立即上前线作战，而那个波兰囚犯被纳粹当着弗朗兹的面杀害了。
在前线，弗朗兹本想以一死来赎父亲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阵亡，反而一连得了十二枚奖章。最后他所在部队被切断联系，他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长官。这时，他充当了施刑者，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对当地村民施行了残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而他一人逃回德国。
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妹妹莱妮帮助他制造假像，让他在梦幻中扮演一个拯救德国的英雄角色。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在弗朗兹隐居13年后终于见到儿子，向他说明真相。他们驾车向易北河开去，一起死在这场人为的车祸中。与此同时，客厅里正播放着弗朗兹留下的录音：“未来久远的世纪啊，这是我的世纪，孤独而畸形，他是被告。……这个世纪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如果人类不被自古以来的残暴之敌盯着的话。这敌人发誓要毁灭他；它是无毛、邪恶的食肉野兽，它是人自身。……”
观众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起先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谴责剧中人如弗朗兹，因为他是杀人犯和刽子手。看到后来，观众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德国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杀人犯，他们也是刽子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时代，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帮凶，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谁都不能自称无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来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有一种承绪关系。而这个新的戏剧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良知与冷酷、神性与兽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堕落、沉沦、异化，从而充分实现自身的自由。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觉得很不满意。那里面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采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学性。因为这时他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是在向文学告别，而《词语》正是一种向文学说永别的方式。他应该在《词语》中同时实现它、解释它和离开它。
萨特此时的心态较为复杂，而复杂往往是成熟的表现。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在改写时十分注意作品的风格。对萨特来说，《词语》中有许多最为讲究的段落。他在这方面花了大量时间，下了很大工夫，仔细推敲。萨特希望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他还希望这书的每一个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处，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萨特特别讲求遣词造句之灵巧，他要用这些精致的东西来打动读者，迷住读者。他的目的达到了。
正像萨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别出心裁、不同凡响一样，《词语》也充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没有单纯的叙述或议论或分析，甚至没有单纯的过去时或现在时，一切都交织、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的结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经历变为超时间的必然，给读者以新奇和立体的感受，以联想和深思。
萨特1953年写这本书的初衷没有变，他仍然想探求导致他投入文学事业的“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这种症状使他数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学生活之中，视文学为生命，把文学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他不想把这个自传写成充满故事性的东西，不想让那些并无多大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满书中，他应该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特别要说明他为之而写作的是什么，他的神经官能症之源。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要把他这一代人的命运描绘出来。
萨特在这次改写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对自己写作生活的极端否定态度。在那一稿中，他几乎为自己选择了文学事业而后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这个新领域，而近十年的实践让他感受到，正像文学并不能拯救一个人一样，政治也并不比文学更能拯救人。一个人可能由于神经官能症投入文学，他也可以由于这种症状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这样，透过《词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复调”：一方面是对这种文学入迷状况的尖刻嘲讽，另一方面又有着缓解和体谅。简言之，萨特对他前半生的文学生涯不是过分否定和完全抛弃，而是扬弃，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实很简单：文学即使不是绝对，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而一个终生从事写作到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他能够完全把它抛弃掉吗？
《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2）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让─保尔•；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尔•；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在被给予最高荣誉的情况下。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的问题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
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被客观利用”的境地。
由于拒绝诺贝尔奖，萨特又一次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中引起轰动，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有这种轰动。为了躲避记者，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