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决不会有什么选择。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所制约。”怎样看待这段话？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萨特认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的选择完全没有自主性，或者甚至连选择都不可能。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萨特在同一个地方说明，海因里希只是他为了批判自己强调自主选择的绝对性而塑造的一个人物。因此，这个人物更大程度上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将人判然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自主选择，另一类无法自主选择或无法选择。一个人无论受社会、境况、他人多么大的制约，他总是存在着哪怕是一点点的活动余地；凭着这点活动，他就可以不被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限制，创造出一点什么来。这就是自由，其中必然包含着人的自主选择。
萨特在《魔鬼与上帝》还塑造了一个主人公格茨，他也处于绝对的恶和绝对的善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而他的作为与海因里希相反：他并非不作选择、无所适从，而是不断地作出尝试，最后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既抛弃了绝对的恶，也抛弃了绝对的善，参加农民起义，也就是选择了相对的善，靠自己来拯救自己。这个戏剧中“上帝”的寓意，应该是被绝对化的外部世界。这两个对立的人物结合起来，可以体现萨特关于选择自主性的总的看法。
其次，萨特在指出这种自主选择的绝对性是不真实的同时，又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它有存在的理由，是有意义的。萨特说：“一个人被拷问，他将怎么办？他要么招供要么拒绝回答。这就是我根据对英雄行为的体验而说的东西，但这种体验是不真实的。” （《思想纪游》） 之所以说这种体验不真实，即以上面举的那个在被拷打后招供的人而言，他到底是不是叛徒？说他不是叛徒吧，他毕竟招供了，这应该算叛变行为；说他是叛徒吧，他后来的行为又不像一个甘心当叛徒的人，而是想设法弥补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所以说，实际情况往往要比“要么英雄，要么叛徒”复杂得多。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具有不真实性。
萨特同时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或体验是不真实的，它在战争那个特殊环境中仍然具有一种意义，具有一种必要性。在抵抗运动期间一个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冒被囚禁甚至死亡的危险，从根本上说，需要的是勇气。因此，强调人的选择的自主性是有必要的。
总而言之，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的变化，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前期是强调选择的自主性，而后期则抛弃了这种思想、得出自主选择是不可能的思想。萨特的变化在于：前期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个人所处的境况不起什么作用；后期则充分考虑到境况的作用，而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相对的，人们选择的结果既包含有自主性的因素，同时也有境况等非自主性因素在内。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在变化中也有不变的地方：无论一个人的选择是完全自主还是只有较小的自主程度，他都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1）
战后，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必须通过其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反驳种种责难，澄清问题，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后收入《境况种种》文集第二卷，1964年伽利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写的东西总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在写作行动里就包含着阅读行动，两者辩证地相互依存。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召唤读者的自由，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萨特对近几个世纪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读者群和没有神话的情况下写作──不可能没有某一由历史情况造成的读者群，也不可能没有某一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读者群的需求。总之，作家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处于境况之中。但他的作品与人的任何设计一样，既关闭这一境况，又使它明确化并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释境况并使之得以成立。
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将超越语言和行动的二律背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会被视为一种行动：说作者以读者为行动对象是不对的，作家只是对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但在一个不断重新把握自己、评判自己并且不断变化的集体里，书面作品可以是行动的一个主要条件。
萨特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在他们的作品中兼为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人们常说这两者是不能调和的，作家们要做的正是锲而不舍地证明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一种整体自由的权利，它把形式自由与物质自由实际综合在一起，理应让这个自由显示在小说、评论和剧本中。应该在文学里表明立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反对所有把社会主义看成绝对目的的学说和运动。它是达到目的之前的最后手段，而目的则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们的作品应以否定性与建设性的双重面貌呈现于世人之前。
除了文学理论，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屡有大的收获。小说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194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后的机会》，但萨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第三卷还不是最后的机会，这个多卷本小说还不能结束。《最后的机会》应该放到第四卷，于是把书名改为《心灵之死》。
这一卷萨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况下，这是萨特本人切身体验过的。这里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达到了临界状况。萨特在1945年出版第一、二卷时预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死亡的威胁、战争的破坏，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而有些全新的东西却又开始滋生。萨特意犹未尽，要留待《最后的机会》通过他的人物把以自由的名义介入充分揭示出来。
但这个第四卷没有完成。萨特一直想完成它，并且已经写了200多页，最后终于放弃了。战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使他很难继续以前的种种构思来结束这部小说，而把小说中的人物跳过十年拉到现在来发生纠葛，他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此处于两难之中。他面临的这个困境也许一个历史学家有可能克服，而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却难以逾越。
从第四卷的手稿看，《自由之路》的人物都有了归宿，或正如萨特自己所说，最后都实现了他们的自由。玛志厄逃出集中营后投身抵抗运动，甘心受一个集体的约束，最后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死去，成了一位英雄。他并非本来就是英雄，他成为英雄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英雄。而布吕内在玛志厄的帮助下，越狱成功，到了巴黎。其后的处境有些类似《肮脏的手》雨果出狱后的情况：他受到怀疑和诽谤，孤独使他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在他的介入行为深处，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其他主要人物最后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萨特没有让他们留下来卷入战后的生活。
与小说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萨特在另一个文学领域显得更有成就和富于探索性，这就是传记作品。早在1944年他就写了《波德莱尔》一书，采用最初选择这一概念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这个诗人作了描述和分析，他认为，一个人对其自身所作的自由选择与人们所说的命运完全是一回事，而波德莱尔选择了将自己当作他人来看待，他的生活是一个失败历史的过程。这书于1947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不过后来萨特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是很高。
1949年伽利玛出版社请萨特为让•；热内的一本书作序，萨特欣然同意。但写着写着，它完全超出了序言的范围，本身成了一本书，而且是一本十分奇特的书，像一个巨大的怪兽，最后完稿有578页，这可能是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最后它作为一本书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52年单独出版，定名为《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
萨特写这书的初衷是评论热内的作品，它也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因此该书可以被看成是一部文学评论著作。实际上它谈论的东西又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是谈热内这个人，而且重点是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作品，因此把它看成一部人物传记似乎更为恰当。
但萨特又不仅仅是谈热内这个人，他是通过对这个人一生的了解、分析和揭示，来阐发他对道德的看法，他关于自由的思想。他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处曾预言要写一本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在1947…1948年间，他作了大量笔记，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他放弃了写这本书的打算；但他的努力并不是完全徒劳的，他的许多思想都移入了《圣热内》一书中。在写这书时他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因此这书又可以看成是一部伦理学或哲学著作。
萨特是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的。他在战争期间就同热内结识。两人一见如故，相交莫逆。热内喜欢萨特对他不抱成见，毫不在意他是小偷和同性恋者；萨特喜欢热内在社会、环境把他造成小偷、同性恋者的情况下，正视和发挥了自己的自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由的问题上有着根本的一致。
萨特指出，热内是被社会、环境和他人造成一个小偷，而他宣称道：“我是一个小偷。”这个微小的变化使他开始成为一个诗人，最后，他甚至成了一个不再俳徊于社会边缘的存在，人们不再问他来自何处，对他的过去保持缄默。自由不可能是一种幸运，自由也不是一种成功，对热内来说，自由仅仅只是规划一条不是从一开头就给定了的道路。这个孤儿，被年轻的鸡奸者殴打、强奸和压服，被他周围的流氓像玩物一样对待，在最不适宜的环境中，成功地使自己成了另一个人，他变成了作家。
战后他们的友谊继续保持和发展。1948年热内因罪被判入狱，萨特同热内的另一好友让•；科克托在7月16日联名写信给共和国总统，要求对热内实行特赦。
萨特把一个序言写成一大本书，这是因为热内的作品使他着迷，使他产生强烈的写作冲动，通过写作他把自己自《存在与虚无》以来在对于道德、对于人的自由的思考总体地放入这部书中。萨特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是满意的。在他64岁那一年，他说，《圣热内》也许是他对自由解说得最为清楚的一本书。70岁时，他开列了几部愿意流传后世的作品，其中就有《圣热内》。
这书出版前萨特把手稿给热内看了。它激起了热内的强烈反应。热内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把这手稿烧掉。实际上他已经往壁炉里扔进了一些页，然后又抢了出来。他对这书充满厌恶之感。最后他还是同意萨特出版它。热内厌恶这书是因为它太真实，真实得让他感到自己正在被萨特剥得一丝不挂。他在自己的书中也剥光自己，同时又用词语来伪装自己，这里有着一定的选择和一定的方式。而萨特对他则是随意剥着，这真使他受不了。这里的真实并不是揭发隐私。热内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小偷，这些大家都知道，他本人也不隐讳，甚至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表现这方面的内容。萨特的书不是着意于这些事实。它深刻地揭示了热内的自由。而自由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直面和正视它的人来说，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它会带来难于承受的沉重和痛苦。萨特把自由本色毫无遮掩地展示出来，事实的真相往往让热内本人也感到吃惊。
这书对热内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他有6年时间几乎完全不能认真地去写什么东西，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愚蠢地机械地活着，打开一扇门，点燃一支烟”。一本传记能对传主的生活产生这样强烈持久的影响，这在文学史上是仅见的。写了这书以后，萨特和热内的关系渐渐冷淡了。他们很少再见面。有时赤裸裸的真实像一堵墙，会把人们彼此隔开。
在完成《圣热内》以后，萨特的思想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他开始从对文学着迷状态中解脱出来，最后甚至达到激烈否定文学的地步。1954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驾车在法国旅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不好，心情尤其糟。一天晚上，他向波伏瓦喊道：“文学，全是狗屁！”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发泄着心中的厌恶。在他看来，文学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童年起，一直到将近50岁，萨特都是把写作看成某种呈现真理的东西。风格、写作方式、词语，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真理。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物体，不仅是同世界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同真理的关系。特殊的真理不是由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提出的，它是从书自身的美、从它的价值来到他这里的。萨特深深相信这一点。
现在萨特开始认识到，那种对文学的痴迷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神经官能症──跟他以前的作家例如福楼拜的没有什么不同──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学多得多的东西。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词语的价值。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去理解自己的这种神经官能症，试图发现是什么使一个9岁的孩子陷入“文学神经官能症”，而其他同龄的孩子却是正常的。这样，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