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宋金刚，降其骁将尉迟敬德，刘武周兵败逃到突厥被杀。这样，不仅稳固了太原和河东地区，也解除了关中左右两翼的威胁，唐朝中心地区更加稳固。
于是，李渊又把注意力转到中原。也就是要消灭洛阳的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洛阳王世充本来是奉隋炀帝之命镇压李密瓦岗军的，李密兵败投降唐朝，李密手下的谋士和勇将也多随之归附，王世充便自己在洛阳称帝，国号郑。唐朝军队与洛阳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的交战最是惊心动魄。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奉命率军东进洛阳，唐朝时期的名将如李世勣（徐懋功）、程知节（程咬金）、秦叔宝（秦琼）、尉迟敬德（尉迟恭）等均参加了这一战役，最终俘获了王世充和窦建德。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的部下刘黑闼复又再起，次年称汉东王，联络突厥进攻山东，武德六年初，也被镇压。
唐彩绘涂金着明光铠武士俑武德四年，李渊命大将李孝恭和李靖消灭了割据长江中游江陵的萧铣（建国号梁、年号鸣凤）和豫章的林士弘（国号楚、年号太平），既而又经略江淮及东南地区。
李渊荡平群雄，是以巩固关中为战略出发点，首先平定了河陇与河东，稳固了唐朝的根本，然后进兵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到武德七年（624），除了朔方的梁师都（国号梁、年号永隆）依附突厥（始毕可汗封他为大度毗伽可汗，即解事天子）继续与唐朝作对威胁着关中和长安以外，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应当说，他的儿子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直接统率大军，冲锋陷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功绩卓著。但是，李渊仍然是统一战争的直接部署和筹划人。他不仅听取有关前线战场的情况报告，而且也直接决定战役的进展。对于不少战役的作战意图与部署，他都有直接的命令。换句话说，李渊是全国统一战争的最高指挥者。
李渊曾经对儿子们说过：“皇帝这个位子，可不是谁想坐就可以坐，也不是谁想坐就可以坐稳的。特别是创业之君，更是如此。从来没有无功而可以得帝王者。我生自公宫，长于贵戚，后来典长州郡，从来都是衣食无忧，笙歌晏乐。过的都是欢娱的日子，饥寒的滋味、下贱的劳役，都是听见而从来没有亲历过；艰难险阻是怎么回事，也都是耳闻而已。”所以要儿子们不能只知道吃喝享受，要学会历经苦难、栉风沐雨，不知懈怠才可以成就帝王的奠基大业。李渊以所谓“霸王之才”，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所以当时对他就有“拨乱之主”的评价。这是他能够称为大唐帝国奠基者的重要理由。唐朝的统一，是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又一次真正大一统的开始，高祖李渊功不可没。
革命维新，设令定律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最初基本上是沿用隋朝旧制，并形成了中央以三省六部为主体、地方州县两级区划的行政体制。中书、门下两省负责诏令的起草和审核，尚书省负责以所辖六部衙门落实执行，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不过，在武德年间，担任尚书令的李世民因为长期统兵在外，基本上是以专门为他设置的天策上将府和所领的陕东道行台为实体。“随时署置，务从省便”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到武德七年，由于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国家体制才以“令”的形式固定下来。
建国初，李渊还积极着手法律建设。他令裴寂、刘文静、殷开山等人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律令，即《武德律》，重要的思路就是“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废除了隋朝大业年间的酷刑，“务在宽简”。他后来的继承者在修订法律时也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现存的《唐律疏议》作为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其蓝本正是《武德律》。
唐“开元通宝”铜钱武德二年二月，初定“租庸调”法，到武德七年又加以完善，规定租赋以外不得横征暴敛；并且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均田制，受田者纳税，不受田者不纳税。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制式钱币，“轻重大小最为折中，远近便之”，这既表示其开国，又统一了货币，在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他还兴科举、办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李渊建国后，在天下大乱、百事待举的形势下，经过艰苦的工作，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武德七年定令，是唐朝国家体制确立下来的重要标志。所有这些，不仅逐步实现了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拨乱反正，也为他的后继者太宗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基础。
鸟尽弓藏，诛杀功臣与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一样，在维护其政治地位和统治稳定方面，李渊也暴露出他残暴专横的一面。李渊称帝后，尽管常常引贵臣共榻而食，与臣下均席而坐，并美其名曰不忘“宿昔之好”，但他一时一刻也不曾忽视对大臣的防范。
武德二年（619）二月诛杀刘文静一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刘文静是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为李渊建国立下汗马功劳。刘文静与李世民、裴寂等曾因功得免死的待遇，并担任门下省纳言。但他自恃功高，不满自己的地位而心生怨望，招致李渊的忌恨。当他弟弟刘文起请巫师行厌胜之术（古时一种巫术，谓能通过诅咒制胜，压服人或物）被人告发时，李渊就借机把他一起逮捕下狱。尽管李世民和一些大臣都据实力争，李渊也充耳不闻，最终以谋反罪杀之，并籍没其家。刘文静临死前把这一切归于“高鸟逝，良弓藏”，说明了李渊作为大唐帝国的创业垂统之君，与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奠基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交付皇位：做太上皇
高祖李渊在位9年，因为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他的帝王生涯提早结束了。这年八月八日，他传位李世民，做了太上皇。
太上皇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他的父亲庄襄王追尊的称号，所谓太上就是无上，也就是比皇帝还要尊贵的意思。历史上有不到20岁就做了太上皇的，像北魏献文帝；也有85岁做太上皇的，像清朝的乾隆皇帝。李渊退位时已经61岁，他做太上皇既不是高龄者，也不是年轻者。做太上皇倒也无妨，如果不把南宋的高宗看为开国者，以开国之君又做了太上皇的，历史上李渊是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位。李渊自然也是大唐的第一任太上皇，在他的后世子孙中，做太上皇者还有不少。这似乎也是唐朝皇帝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王朝皇帝的一大特点。
李渊是在贞观九年（635）五月70岁（《新唐书·高祖纪》记载为“七十一”）的时候死去的。从他退位到死，李渊又度过了9年的太上皇生涯。与历史上的太上皇的境遇不同，他做太上皇的9年当中，不仅个人生活平安无事，而且大唐王朝在他的继承者手里也迅速发展、蒸蒸日上。应该说，李渊做太上皇，尽管有不得已的因素，不是主动的行动，但是他能够在面临突发事变时认清形势，能够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避免了在中央中枢政治当中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即使他的后继者没有创造出一个贞观之治那样的辉煌盛世，也足以给他一个应有的正确评价。
李渊做太上皇以后，开始的几年是在太极宫生活的。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四月，他才从太极宫迁出，搬到了大安宫。
在大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太宗举行的一些酒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这里。太宗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出行。贞观八年（634）十月，太宗决定在宫城的东北方向营建大明宫，作为太上皇的“清暑之所”。由于第二年五月李渊因病死于大安宫内的垂拱殿，大明宫没有建成，一直到高宗之世，大明宫才渐成规模。唐朝后期，这里取代太极宫成为唐朝新的政治中枢所在。
长安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李渊死后，群臣为他上谥号“大武皇帝”，庙号“高祖”。贞观九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
献陵南神门石虎
李渊临终前，要求后事“务从俭约”，太宗表示要按照汉高祖刘邦长陵的制度为他营建陵园。由于事起仓促，工期紧张，在房玄龄的建议下，改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制度，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献陵堆土而成，与后来关中的唐帝陵因山而建在形制上明显不同。不过，献陵陵园中那朴实的华表，巨大的石犀、石虎等至今仍在，现在考古工作者也已经对李寿（李神通）和李凤两座献陵陪葬墓进行了发掘，揭开了千余年前尘封于地下的历史记录的一页。通过这些，我们今天仍可依稀想像高祖李渊身后那被永远定格了的一幕，仍可摹绘这位大唐近300年帝业开创者生前身后的历史图卷。
李渊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渊出生：北周天和元年（566）
属相：狗卒年：贞观九年（635）
享年：70岁谥号：大武皇帝
庙号：高祖陵寝：献陵
父亲：李暷盖祝憾拦率�
皇后：窦氏子女：22子，19女
继位人：儿子太宗李世民最得意：改朝换代，开创大唐帝业
最失意：被迫交出皇位最不幸：窦氏早死
最痛心：目睹亲生儿子互相残杀最擅长：结交各类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599年1月23日）出生在今陕西武功的李家旧宅。他4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本人时，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曰“世民”。唐太宗不仅是唐朝最富盛名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在位的贞观时期，成为后世艳称的一代太平盛世，太宗也因此被称为一代“明主”、“英主”。
名君事功：贞观之治
太宗即位以来，一直对隋末天下大乱的场景心有余悸。所以贞观时期注重“以民为本”、“贞观”联珠印
不夺农时，他说：这样做不只是“忧怜百姓”，也是为了“长守富贵”。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在位时期，以国家稳定为政策要务，以稳定求发展，居安思危，终使天下大乱之后达到了大治。
房玄龄像对于贞观之治，人们比较喜欢引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描述：“（贞观）元年，关中饥，斗米直（值）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是岁（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其中包括了农业丰收、物价低平、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社会经济得以恢复、社会财富相对富足等内容，这也的确是一代盛世的具体写照。太宗因此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一代名君，并成为后代帝王膜拜的偶像。
太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简单地说，他能够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杜如晦像
重新确立和完善了统治秩序，使社会步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政治上，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的各项制度，重视吏治，严格执法与守法，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严惩违法与贪污渎职，重新树立起百姓对官府的信心和信赖。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增加农民负担，提高生产积极性。其中最可以说的还有他的善于用人和纳谏。
魏徵像太宗纳谏图太宗把用人与保持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选用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亲疏贵贱，无论是中原、关陇、山东、江南的汉族，还是周边高鼻深目的胡人，都能得到重用。他重在选贤任能，喜看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同时，他用人又不求全责备，所以臣下能够心情舒畅，像“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的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魏徵、“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等均能各尽所能。特别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善谋，后者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报国，世称“贤相”，被并称为“房谋杜断”。一个精诚团结又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班子对于实现贞观之治，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太宗还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他曾说过，自己自幼精于弓矢，自以为尽得其妙，后来得到十几张良弓给专业工匠验看，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不是真正的良弓。他由此悟出，对自己最拿手《资治通鉴》中有关唐朝攻灭突厥的记载的事还有失误，更何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只凭他一人之力是不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因此，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十七年正月，64岁的魏徵病死，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镜。
天可汗太宗君临天下，威服四海，他借东突厥因内乱势力削弱之际，于贞观四年（630）派李靖、李世勣率大军深入大漠，一举俘获东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九年，任命李靖、侯君集率军平定位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十三年，又派侯君集出兵攻打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于次年收服高昌，之后又擒获龟兹王，安西都护府地方官印
平定西域大部地区，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重新打通了沟通中西的陆路交通——丝绸之路。唐朝在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的广袤疆域内设立州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