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和欣赏戴维森的小说时，这些知识并不是必需的，就像在理解一篇很难的科幻小说时并不一定要知道许多科学术语一样。然而读者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欣赏到戴维森的智慧。
《我的男友叫杰罗》＇美＇ 阿夫拉姆·戴维森 著
流行，仅仅是流行而已。病毒Ｘ的周期已过了一半，内科医生（我不愿叫他“医生”，说真的，我倒想用更准确的称呼“药剂师”），我是说内科医生，告诉我我感染了病毒Ｙ。在海军里这无疑仍叫做卡他型粘膜炎。据说爱德华七世在登基加冕前几星期得了阑尾炎病倒了，而这以前很少有人会得这种病的，可自那以后这病就流传开了。他（那医生）正在把小药瓶里的什么东西灌进注射器给我注射。要是在几个世纪前，他肯定会用草药灌肠剂……我是从哪儿看来这个治疗扁桃体周脓肿的老方子的？从七块草地上拔七根杂草，从七匹骏马上剪七片指甲。哦，天哪，我在想些什么呀。我肯定在发烧。毫无疑问，得了疟疾。
不过，幸好是疟疾而不是天花。天花，有人就想让编辑们得这病……编辑们可真是一群怪人，女的，都取名叫璐璐·安娜贝拉·史密斯或者密尼·捞斯特·布鲁姆，而男人头上都长有角。我想他们都是贵格党，他们的信千篇一律地以“亲爱的”开头，尽是些：“亲爱的理查德·罗”、“亲爱的约翰·德”、好像“先生”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虚荣……他们整篇写的才是真正的虚荣。房东姆斯每周同一个时候都要来催房租。要是我有个儿子（这司是最可能的事），他只要有一丁点儿想当作家的念头，我就会立刻送他去学做贩鱼生意，或者干脆让他做扫烟囱大师傅。编辑说，不要写有关性的东西，也不要写历史和宗教。但是，一旦你真的写了历史，那么你一定要写上宗教和性。然而，要是有人送上来一篇有关单身无神论者的小说，你以为他们就会收下吗？
两个小女孩在房前玩一种拍手游戏。右手、左手、交叉、左手、右手……看着、看着就头昏眼花了。女孩子们还唱着歌：
我的男友叫杰罗，
他来自那西西里罗，
一个脓疱长在了他鼻子上头，
还有三个肥肥的脚趾头；
我的故事就这样开了头。
这歌具有一种让人快乐的超现实主义特点，我对此大感兴趣。我发现小女孩往往很迷人，可一旦她们长成了大姑娘，就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凄凄惨惨；我们放纵她们到什么程度，她们就能把生活摘糟到什么程度，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多么的遗憾！那些愚蠢、庸俗的评论总是把可怜的道奇森说成是不正常的怪物，仅仅因为他爱上了艾丽丝并跟随着她来到了那奇境。我想他们肯定更愿意让他做一个乡村副牧师，成为第二个帕斯特·奎俄福，过一种正常的又极其可怕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会激起我们的思索，让我们永远满足于欣赏事物的表面现象。
药瓶里的玩意儿好像不管用。大概老德福那有名的魔药在病菌、细菌或病毒（还是毒病？）面前一点不灵了，不过它们着实让我出了身汗（吐根制剂的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平常没有的轻微幻觉（鸦片就有这效果）。但现在他们过时了。我们的脑子就这样转呀转，像一只日本跳舞老鼠。我曾认识一个日本人，他——得了，打住吧。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还是谈谈那些小女孩吧……
对了，有一件高兴的事。我们还是来讨论讨论生病后的种种不便吧（这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我可从未屈尊于小孩子）。天热得难受。我们都认为雨能使万物凉快下来。我的注意力又转移了，我再次躺下。托尔小姐可能很快要来。哞夫人（真是个好名字，要是长了角的话，她可是十足一头牛了）带了一碗稀稀的东西进来（那是医生让我吃的食物），说道，我的妹妹过会就要来，还会带来一些漂亮的鲜花装点一下屋子。我相信，托尔小姐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修剪花上了。每逢周末，她就跟着一群大小伙子和大姑娘搞野营活动；回来时总汗涔涔的，脸让太阳晒得红红的，并老带回许多植物和小动物的标本。她的姐夫，就是那其蠢如牛的哞先生，每当我受罪时，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他就喜欢把从别处听来的一些愚蠢东西塞到别人脑袋里。他会谈论天气，那时我将一言不发的；接着他还会说，得，就照你说的，让人难受的是那湿气而不是炎热。
想到这些，我发现炎热的空气中有水滴滴下。天下雨了。天应该要凉下来了。真遗憾雨水正在冲掉小女孩们在最后一个游戏中画的记号。小女孩们在人行道上玩着游戏。她们用粉笔、小石子和碎玻璃块标出了游戏的记号。她们从粉笔记号的这边跳到那边，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还铲着小石子和碎玻璃片（可能是小瓷器碎片吧？）。要是想拿张哲学博士学位证书，我得写篇专题论文，对这些粉笔记号和托尔特克族标记，泥石匠标号以及印度宗教徒用木灰和燃烧过的牛粪在自己身上抹的符号作一番比较。这些可都是学问。
天下着雨，可我还是很难受。不下雨的话，情况或许更糟。
托尔小姐就在这里。一大盘的花摆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花摆得可谓错综复杂，可她又添了些点缀物，嘴里还哼哼着。那调儿让人隐约记起一些事，又有点让人烦心。接着她很难得地说了句话，说我该娶个老婆照料自己。
我的血一下凉了。肢体顿时渗出了一阵冷汗（引自那位可怜的诲淫诗人卡特鲁斯）。我呻吟着。
托尔小姐立刻走了出去，说要去拿杯茶。
要是有力气的话，我肯定趁机把床单绞成绳索，从楼上吊下去逃走。可我实在太虚弱了。
女人似的哭了……
她回来了，把茶一下灌进了我喉咙。茶有股怪味。檫木味？香柠檬味？还是曼德拉草根味？很难说托尔小姐有多大了。她把头发从中间分开，用发圈向后箍着。不会老的……不会老时。
真是谢天谢地，阿耶隆先生恰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他住在楼上，是个蔬菜水果商，一个体面的人物，性子有点急……他希望我能马上康复。他抱怨说自己也有麻烦，是脚上的毛病……我并不注意听他说话，那只不过是唠叨。真希望托尔小姐会走开。……脚趾——脚趾有点问题。……肿了，有三个，很疼。脑子忽然清醒了一下。我问他，他的名字是怎么拼写的。A…e…l…l…o。真奇怪，我从未想到是这样拼写的。嗯，我在想，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冒犯小女孩们的事。可能是在他店门前追赶她们。他鼻子上有个很明显的红点。明天，他就会得到一位长有脓疱的美国美人。
真是好，他和托尔小姐一起出去了。我必须把发生的事前前后后再想一遍。我得保持冷静。消逝吧。汝那迷人头脑的热病；显而易见，到处有巫术师。我是说女巫。小女孩们使得天下起了雨，还无关紧要地诅咒着可怜的艾杰罗。大人却击打着我的要害。如果我养有母牛，到这个时候它肯定已不再产奶。我该抗争？我该屈服？又有谁能知道绿眼睛后面隐藏着什么？厚厚长发掩盖下的头颅里有着什么念头？哞夫妇的生活，甚至生活本身，可怕得不堪回首。她（托尔小姐）为什么不给艾杰罗设个圈套？为何我这个奶白色的牺牲品会被选为希蒙神的贡品？问也没用。一旦女人在男人身上施了魔法，就没有几个男人能逃脱的。连对抗治疗法这位老先生在他的小黑包里也找不到能够治疗的药物。
字与字间都有联系，这真是太妙了。对抗治疗——同病源治疗——同源的；相像的、相同的，悲悯、感情、苦难；similia similibus——
小女孩们又在我窗下玩了，拍着手，唱着歌。好像是在唱：有个男友叫托尼，有通心面吃，有把大刀子，还有一个漂亮妻子；将永远过着好日子……肯定是对面的那个屠夫，他对小孩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力量！赐我力量！我好不容易才从皮夹里掏出两个硬币扔下窗去。哪个小女孩能不去捡掉在面前的一毛钱？英俊的绅听，用银子在我手掌划十字！——嗯？现在告诉她们我的故事……
我感到好多了。我想我再也不会见托尔小姐了，哪怕就一会儿。她打开了门，那扇前门。可当小孩们唱那首新歌时，她狠狠地关上了门。
艾杰罗太坏了，可大家都为自己着想。
听着她们唱着歌渐渐远去。祝福她们吧，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我喜爱小女孩。她们的歌声那么甜美，那么无邪。
我的男友很快会康复，
还会成为大富翁。
没有一位女人会苦闷，
也不会急着去结婚；
二加二等于四，
还有一个把苦吃。
我希望人有钱了还会幸福。我得问问艾杰罗，西西里罗在哪里。
（许春奇 译）
５０年代的颂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科幻小说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年代。随着杂志像雨后沙漠中的野花一样茁壮成长，这个时代本身也开始了疯狂的发展。在沙漠中央，绿洲被坎贝尔的《惊奇》所主导，而鲍彻的《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和戈尔德的《银河》显然也可以与它平起平坐。
作家往往喜欢用人们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故事来充实杂志。春天就在眼前，夏天的丰收不会太远了。然后杂志一本接一本地衰败，作家一个接一个跳到了其它文学样式的写作或其他活动中去。沃德·穆尔继《大赫年来临之际》后只写了一部科幻长篇小说。查德·奥利弗则将其大部分时间投身于人类学。弗兰克·罗宾斯与另一个退业者托马斯·斯科舍合写了一些灾难小说。西奥多·科格斯威尔投身于教学和写博听论文。马克·克利弗顿死于１９６３年。就是罗伯特·谢克利的打字机自１９６０年来也几乎沉寂了下来。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艾萨克·阿西莫夫转向科学写作，弗雷德里克·波尔转向编辑；阿尔弗雷德·贝斯特则为“假日”杂志写作。另外还有诸如米尔德里德·克林杰曼、雷蒙德·班克斯、弗·莱·华雷听、罗德特·阿伯内西等人。
一些人找到了更富报酬的职业。一些人写了自传，也有一些再也找不到适合他们工作的市场或者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巴里·马尔兹伯格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本小说集中的前言中写道：这是夏末季节。他声称造成这个原因部分是由于主要报摊分配者的分裂，由于美国新闻业及接踵而来的许多杂志的失败，发行量的减少，还有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影响，亨利·库特内和西里尔·考恩布鲁斯的逝世，安东尼·鲍彻的退休，霍勒斯·戈尔德的病退以及日益衰败的书刊市场。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原因都与小沃尔特·米勒（１９２２－ ）无关。他出生并大半时间都生活在佛罗里达的海边，其间有两年在田纳西大学读书。他在二战中服役，参与了五十三次战斗任务，另有两年在得克萨斯大学主修工程。他从一次汽车交通事故恢复后即开始写作。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麦克道格的妻‘子》，刊登在《美国信使》月刊上，他的第一篇刊登在科幻杂志上的作品是《多米死亡的秘密》，刊登在１９５１年１月号的《惊异故事》上。他最著名的小说包括《人性的条件》（１９５２）、《十字架》（１９５３）及《前锋》。最后一篇小说获１９５５年雨果奖；《架线工》是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
米勒唯一的长篇小说是《献给莱博维茨的颂歌》（１９６０），而他的短篇小说则被收集在《人性的条件》（１９６３）、《从星星看世界》和《沃尔特·米勒科幻小说集》中。《献给莱博维茨的颂歌》曾获雨果奖，被翻译成五种语言，在美国出版过四种精装本和至少二十种平装本，销量经久不衰，“颂歌”成功后米勒不再进行写作，也许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也许是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太大，减少了米勒继续写作的欲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米勒放弃写作并不是由于缺乏读者的欣赏。
《献给莱博维茨的颂歌》分三部分作为三篇独立的小说发表在１９５５年４月号《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上。在小说集中，题名为《第一首颂歌》，接着１９５６年８月又出版了《又见黎明》，１９５７年２月又出版了《最后一首颂歌》。原来的故事在后来出版的书中被大量改写，例如第一个故事，在原来的杂志中占了十八页，这一节在书中占了九十八页，这不只是因为原来的故事充满了事件、人物及对事件发生后的反响，也是由于许多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怎么样，原来的短篇始终是可以改编为长篇小说的最佳题材，这是在杂志中发表的科幻小说的典范及其精华和成功的展示。
《第一首颂歌》是一个灾难后的故事，也就是说，它是与灾难后的事件有关的，而不是灾难本身。最早的灾难后故事（和灾难故事）也许是诺亚和他家庭的自述。在科幻小说中，玛丽·雪莱的《最后一个人》是第一部灾难小说；然后是英国陆军中校乔治·汤姆金斯·切斯尼爵听的《杜金战役》（１８７１），Ｈ·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１８９５）、Ｍ·Ｐ·希尔的《紫云》（１９０１）、乔治·艾伦·英格兰的《黑暗和黎明》（１９１２）及许多其它作品，包括威尔斯的《有彗星的日子》（１９０６）、《未来的样子》（１９３４）及罗恩·哈伯特的《最后的禁令》（１９４０）。
原子战争后的灾难故事最早开始于１９４３年的小说，名为《夜间冲击》，作者为劳伦斯·奥唐奈、亨利·库特纳和Ｃ·Ｌ·穆尔伉俪，紧接着是奥唐奈的长篇小说《泼妇》（１９４７），帕特·弗兰克的《啊，巴比伦》（１９４９），朱迪斯·梅里尔的《壁炉边的阴影》及许多其它作品。编辑把它们列为他们最不喜欢的陈词滥调之一。米勒在这方面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灾难后的时间置于十分遥远之后，还涉及到了更新后的修道传教的观点以及在语言和人物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