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役劳动比“自由”生活还要轻松些，作家在这里对现实黑暗社会的批判是极为深刻而有力的。作家感叹道：“很难想象能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什么地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时，进一步探究了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囚犯并非都是天生的“恶人”或“痞子”。“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监狱里的囚犯“也许一点也不比那些还留在狱外的人更坏”，囚犯也是按照同样的生活规律生活着，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感情，“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囚犯也是人，应该受到人的待遇。——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正是集中体现在一些丧失了全部人性的怪物身上。加辛是他所描写的一个惨无人道的凶犯。“这个加辛是一个可怕的人。他给所有的人一种森严可怕的、折磨人的印象。我老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凶恶，更骇人听闻……我有时以为我看到了一只人那么高大的大蜘蛛”。人们说他“以前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娱乐；把小孩引到便于下手的地方，起初吓他，折磨他、慢慢地、津律有味地宰杀他。”这简直是一个魔鬼。然而，加辛这样的魔鬼在苦役犯中毕竟是绝无仅有的，倒是那些像是患有虐待狂病的监狱军官们成了这黑暗社会的魔鬼形象的象征。作家写道，少校是一个可怕的人——“正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个统治着200个人，有着几乎无限的权力的长官。就他本身来说，不过是一个放纵下流，心地险恶的人，再不是别的什么。他把囚犯们看成是天生的敌人。他甚至往往在夜晚，气焰万丈，凶狠狠地闯进监狱里来，如果看见犯人向左侧或者朝天仰卧的，第二天就要惩罚他：“向右边侧卧，像我吩咐的那样。”监狱里的人都憎恨他，像见了瘟疫似地怕他。”作家在这里描述了一种现象；当权力与人性的丑恶结合在一起时，这个人几乎便失去了人性，成为了魔鬼。这正是对现实社会的专制和腐败的深刻揭露。而作家对于那个执刑官舍列比雅特尼科夫中尉的描述更是令人发指：“当派他做执刑官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用棍子打人……在执行事务方面好像一个口味精练的美食家一样。他热爱执刑的艺术，单以艺术为目的而喜爱。他以此为乐，并且像罗马帝国时代厌倦于享乐的没落贵族一样，给自己发明出各种各样精明的口味，各种各样违反自然的口味，以便把自由被油腻蒙住了的灵魂搅动一下，痛痛快快地搔一下痒。”这个虐待狂已经把打人与吃饭等同起来，打人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品，人性的扭曲在这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专制、残暴，人性中这些最丑恶的东西使苦役犯加辛与狱监少校和中尉们共同归人了魔鬼的行列，作家通过这些丑恶人物的扭曲的人性的无情揭露，道出了黑暗社会的专制与残酷性，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残暴是一种习惯；它具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最后就会发展成为病态。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人，由于习惯，也能变得粗暴和呆钝到野兽的地步。血和权力使人陶醉，于是粗野和败德滋长起来；……暴君永远不再是人和公民，对于他说来，恢复人的尊严、悔悟、复活，几科是不可能的事。……社会对这种现象漠然处之，这就是说，在根基上就已经被它传染上了”。这里，作家自觉地将个体的刑讯者与刽子手和整个社会专制与残暴结合起来，其深刻性与尖锐性是不言自明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那些丑恶灵魂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以他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描绘了那些被奴役的广大人民的形象。这是《死屋手记》中最强大的艺术形象，它创造了整个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的、高贵的、真实的、清澄的气氛。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几笔就把他们勾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彼得罗夫、巴克卢申、库利科夫都是一些具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他们渴望生活，向往自由，从不悲观彷徨。他们大都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受尽了斯压和凌辱。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们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们从未受过良心的谴责，也从未感到过懊悔，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充满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如果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这些囚徒的天性和优良品质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发展，他们的真诚与善良必将使他们成为大写的人。面对沙饿政权的专制统治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地抗议道：“在这四垛墙里，白白地埋没了多少青春，徒然地断送了多少伟大的力量！我得把一切话都说出来：这些人是不平凡的人。也许是我们全体人民里面最有才能、最强大的人。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 究竟是谁之罪！”
在这部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着意刻画了几个理想化的人物，文静温顺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妇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以及从斯塔洛杜布旧教徒村来的那个殉道者。天性的纯洁与高尚，对宗教的虔诚与笃信，以及最真诚的人类之爱构成了这些人物的主要特点，而这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型态。这个思想贯穿于他以后的创作中，并成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具有争议的最显著问题。
作为一个擅长苦难题材创作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里显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他那朴素、客观的笔调，简浩、准确的肖像素描以及鞭辟入里的议论令同代人大吃一惊。俄国作家赫尔岑以他那一向富于表现力的生花妙笔写道：“……这个时代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写在地狱入口处的著中诗句一样惹人注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它是一部撼人肺腑的作品；大概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怀疑，他用一只戴着手铐的手描绘出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绘制出一幅类似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
重归彼得堡
根基主义
50年代末，随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驾崩，沙俄政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政治惩罚结束了。 1859年3月，陀思妥耶夫基获准退职，7月他离开偏远小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年底迁居彼得堡。“在一个迷人的夜晚，深夜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乌拉尔山区的森林中转来转去，终于看到了欧亚边界……我们走出马车，我画十字为自己祝福，谢天谢地，我终于看到了这片乐上……”。整整十年的忧患生活在一瞬间抛在了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由衷的快乐，他知道离开寒冷的西伯利亚犹如逃离开死神的追踪。尽管那一段地狱般的生活赋予了他无法计数的生活感受与无数个文学题材，但那毕竟是曾给他的精神与肉体带来过重创的地狱呀！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自由的时候，俄国社会也处在十分活跃的政治气氛下，整个欧洲不断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给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大地也吹进了新鲜的空气。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现出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倾向，试图迎合整个俄国社会的高涨情绪。一些新的杂志获准出版，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严苛。“社会舆论愈益展开了翅膀，充军分配、严刑拷打、愚味无知的营房正在倒蹋”。一位政论家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
沙皇专制下的农奴制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农民们在争取获得人身解放的进程中不断举行了各种规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已经站在了整个解放运动的最前列。186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由此带来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民主运动也更为活跃。
在这种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经过10年迫不得已的沉默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在彼得堡重新开始了文学活动。这是一个紧张而狂热的文学活动时期，他似乎想把在西伯利亚虚掷的时光全部补回来。这时，他没有颓唐消沉，也没有悲观失望，他那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精力，使人们大为惊讶。
1858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就利用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获准创办了一个文学和政治性周刊 《时报》，那时它的篇幅与发行量都非常有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归来使这个小型刊物获得了新生，发行量与篇幅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并逐渐固定成为一个大型月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编辑。
在服苦役期间便对自己的各种思想进行过一番清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更把他的思想成果以宣言的形式展现在他所占据的文学阵地上。1860年9月，他所写的一篇“根基主义”的宣言书在《时报》杂志上发表。所谓“根基主义”，基宗旨在于使文明社会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使俄国文明阶层同人民群众中的潜在力量结合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我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出于我们的根基，源出于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根基主义是以对俄国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理解以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农民温顺谦恭、逆来顺受的学说为依据的，它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的形式，认为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沙皇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他承认俄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力量。俄国的未来将由人民决定。他认为俄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俄国有农民村社这样一个理想的经济组织，可以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人民笃信宗教、忠于沙皇，因而在俄国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不需要用暴力革命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只需要让那些有文化知识的上层人物返回到“根基”中，即返回到人民中间，向人民普及文化教育，促使人民在知识上、道德修养上完善起来，不同的阶层之间就有了共同的知识，共同的道德观念，于是理想社会就会出现。显然，他的“根基主义”的主张是反对用革命的方法对俄国进行改造的，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思想上的最重要分歧。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哲学与美学传统，坚持和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求得社会的进步。他的“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使他成为一位论点独到的美学家。他是俄国19世纪50至60年代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长篇小说《怎么办？》。
当时的俄国文坛各种思潮风云聚会，各种刊物之间的相互攻讦，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论争几乎俯拾即是。但最为主要的是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以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者之间的论争。前者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学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后者则主张文学自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只有艺术本身成为目的，不承担任何社会的责任，文学才会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两种古老的文学思潮在当代俄国社会的延续，只是在更为急迫的社会形势下，它们之间的争斗才会更为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放在了第三者的地位，以显示其独立的无所不包的立场：他赞成自由的诗学，不受任何限制并具有各种各样意图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能够给人类带来最高的价值。他反对强行给艺术规定目的性和倾向性，这便是他一贯坚信的文学具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的信念。他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正是希望艺术永远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而不能有悖于人类的利益”；“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的和有实际功效的，从未有过别的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两种美学观点溶和为他自己的综合美学观点之中。诚然，人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对艺术目的的认识是一个亘古千年的大话题。几乎每一种学说中都有着它本质上的内在矛盾， （抑或这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矛盾），每一种学说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能够结合它便是进步的，否则它便是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从当时俄国社会总的形势看，正处在社会矛盾极端激烈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温和的政治思想与调和的美学观念相结合，便较之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显示出其保守性。其实，这保守性正是真实地体现了他自身的性格逻辑与思维逻辑。他的教养与他在生活中的独特感受使他必然走到这一步。无认如何，进步性与保守性只体现在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上，而作家本人所呈现给后世的真实的人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编辑《时报》杂志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良好素质，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维托夫等几乎所有当代作家都成了他的作者，而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死屋手记》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在杂志上连载，更使《时报》月刊名声大震。这是这个文学月刊对于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时报》杂志从1861年初开始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广泛的实验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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