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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我们不得不讲述一段俄国文坛上的佳话：著名作家涅克拉索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修旧好。
40年代，涅克拉索夫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并把它推荐给了著名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上了文坛。然而，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决裂，涅克拉索夫也与陀思耶夫斯基分道扬镳了。20多年间，他们虽相互仰慕却终于不曾来往。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突然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提出请他为自己所主办的《祖国纪事》撰写一部长篇小说。老友相会，感慨良多。涅克拉索夫期望能借此促使这位在俄国极有声望的作家接近进步文学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第一次会晤的那一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我一想起那个时刻就精神振奋。”现在，老朋友提出了请求，他怎么能不答应呢？很快，他投入到《少年》的创作之中。从《穷人》到《少年》，两部作品连结出政治见解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的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一段动人故事，这段故事感人肺腑而令人回味。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阿尔卡基·多尔戈鲁基对自己所处的畸型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描述，展示了俄国社会的一幅广阔的生活图画。
在这部结构十分复杂的长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开始就干净利索地引出了一些决定着整部小说发展线索以及主要人物命运的事件。年轻的地主韦尔西洛夫爱上了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漂亮妻子索厄娅。一向逆来顺受的索尼娅最终投入了韦尔西洛夫的怀抱。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为阿尔卡基，并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收为义子。这桩“不光彩”的事件成了阿尔卡基隐秘的内心悲剧的根源。畸型的家庭生活使他在社会上倍受欺凌与侮辱，同时他的内心也更为敏感与脆弱，常常会冒出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他的成长是在腐化堕落的彼得堡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周围的环境使他陷入了极度迷惘之中。在这个人人贪得无厌、渴望发财致富而精神却正在土崩瓦解的社会漩涡中，阿尔卡基也沾染了发财致富与当百万富翁的思想，他开始相信，金钱是“唯一能够使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人出人头地的手段。”但是，这个年轻人正处于对生活进行真诚的探索之中，他没有轻易地就变成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试图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我要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怎样活下去？”阿尔卡基在真诚而又痛苦地探索着，他与各式各样人的进行接触，也包括与革命者杰尔加乔夫小组成员进行了接触。在这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革命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谅解，他从一个少年对生活价值进行苦苦追求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曾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革命者也在对人生真谛进行着真诚的探索。作者最终没有让阿尔卡基在现实中找到生命的价值，而是让他从一位朝圣者的格言中领悟到“新生活”正在迫近，于是，他走进大学的课堂，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还在继续着。作者通过阿尔卡基这个形象展示了一代俄国青年孤独苦闷、犹豫彷徨但却真诚执着的一段灵魂史，主人公被丑恶的现实污染着，但他也在抗拒着。作者并不明确地为他指出的出路是到人民中去，到俄罗斯土地上去。
韦尔西洛夫是《少年》中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被作家想象为一个虽然脱离了人民却向往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充满了空想预言家的特点。他认为，要理解生活的意义，只有以受苦为代价，所以他渴望受苦，但是又得不到受苦的机会。他幻想着一切人的和睦与幸福，同时又对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当阿尔卡基问他“到底怎样活下去”时，他也只能以空洞的“老老实实做人”来回答。这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家。但作者没有把他描写成骗子，而是仍然从一个人生探索者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描述。“他是真正的诗人，他爱俄国，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是几乎愿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去死……”。作者通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于脱离俄罗斯现实的欧洲文明的态度。
在小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一个理想的正面人物。马卡尔曾是韦尔西洛夫的农奴，这个老人为了不与互相热恋的一对年轻人——自已年轻的妻子与他们的地主老爷韦尔西洛夫发生任何摩擦，远远地离开他们到修道院过起了隐居苦修的生活，但他在一切可能的时候仍然给索菲亚以帮助、支持和保护，使她免遭痛苦和不幸。这位虔诚的主人公还有着高超的诗歌语言的技巧，他的内心世界充满宁静的美。这种内在的特点，比起韦尔西洛夫的哲学雄辩对阿尔卡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者通过对马卡尔这个形象的塑造，再次表达了他对理想中的人的看法，他们热爱人类，热爱生活，具有着极为纯洁的心灵，温顺、仁爱，悲天悯人，心胸广阔，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小说中，索尼娅不是作为一个放荡的女人出现的，而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母亲的形象。在《少年》的草稿中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母亲——俄国的典型 （巨大的性格），她们备受压抑而又不敢反抗，她们像圣徒一样温顺驯良而又坚定不移。”在作者的笔下，索菲娅胆小怕事又寡言少语，但她的内心却体现出最纯洁的母性，她有着崇高的精神情趣和美好的心灵。不妨说，索菲娅的形象正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各种人物都是在阿尔卡基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的，因而这部小说给人的外在感觉是随意性过强，甚而是混乱。事实上，这是作者有意在以一种相对“杂乱无章的手法”去描写杂乱无章的俄国现实社会。于是，在小说中人物行为的的统一性与稳定性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古怪的情节和浮光掠影但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插曲。于是整部小说的风格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是“梦幻一般或被云雾遮掩着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的文艺观念有着很大关系。他认为，在作品中并非一切都要一目了然，简明易懂，作者有权利不把话说完，甚至玩弄一点玄虚。“让读者自己去动动脑筋吧！”他在1872年说过的这句话，在他的《少年》中得到了印证。他不但要求读者“动动脑筋”，甚而逼迫读者进行创作的参予，许多情节与人物内心的空白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添补。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风格已经预示了不久之后将要兴起的现代艺术流派的到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
写作背景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还是在50年代，他作为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一部以杀父内容为题材的小说就在他的心中构思着了。70年代后半期，俄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一个女革命党人薇拉·查苏利奇对彼得堡市长的枪击案件，直接刺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小说的创作。
作为一个谋杀者，查苏利奇身上所具有的善良、聪慧，富于自我牺牲的品质，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我必须这样做。”查苏利奇这句朴实而深刻的话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回味着，他发现这个谋杀者在采取大胆的行动之前，精神上经受过极大的痛苦，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反对这种谋杀活动的，她怀着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采取了她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这一切使他对俄国当代的青年们有了崭新的认识。他写道：“我们俄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青年们（他们似乎预感到整个俄国正处在一个终点上，正动摇于深渊的边缘）中的绝大数都象现在这样更加真诚，更加心地纯洁，更加渴望真理与正义，随时准备为真理和真理的语言而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才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于是，一部关于革命与宗教问题的宏伟史诗作品的写作提纲出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它的主人公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年轻人，在血腥残酷的时代里他也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可以想象，这位主人公的灵魂在信仰与行动之间将会受到怎样的煎熬。
他把这部宏伟的编年史式的作品设想为两大部分，第一部是主人公家庭的一段血腥历史，它发生在13年前。按作者的话，这第一部“几乎还算不上小说，而只是写我的主角青春时代某一刹那”，它只是为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第二部小说所作的铺垫。第二部小说才是主要的，是主人公在现时代的活动。于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便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而第二部分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更为重视的那一部分，却由于作者的去世而终于未能问世，给世界文学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苦役犯时的一位难友，退伍少尉伊林斯基的经历为基础的，这个形象曾被写进作者的《死屋手记》。伊林斯基被指控犯有杀父罪被判了20年苦役，然而这是一桩冤案，10年以后，这桩冤案才得以昭雪。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性，这种骇人听闻的指控断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这无疑是个极好的素材。同时，父亲早年神秘地死去的往事，一直萦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那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现在，他也有机会把他的许多感受诉诸于一部描写恶习与犯罪的伦理小说中了。
1878年到1880年的3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卓越的小说。
故事情节与人物形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畜栏”的外省小城镇的一个地主家庭。纵欲、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有3个儿子，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次子伊凡是个无神论者，一个沉醉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怀疑思想之中的人；三子阿辽沙是一位对上帝有着真诚敬仰的人，他坚信用爱可以战胜世间的一切邪恶。在这个家庭里，伦理道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米卡为了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米卡曾口口声声地要杀了自己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年轻时与一个傻女人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现在卡拉马佐夫家当厨子。在长期的卑屈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斯麦尔佳科夫，心中对这个家庭郁积着无法弥消的怨限情绪，在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不恭思想感染下，他终于利用这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老卡拉马佐夫。米卡涉嫌入狱，走向了苦役场。伊凡对这种犯罪行为深为内咎而导致神经错乱。只有阿辽沙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孤身弃家远游，继续以基督的思想去拯救这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
在这部小说中，老卡拉马佐夫是作为“恶”的形象出现的。他贪婪无耻，心地卑微，而且还是一个老色鬼，然而他偏偏是这个家庭的父亲，他的丑陋与他作为一个父亲理应具有的宽厚仁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是理念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基础。杀了这样一个丑恶的人或许还可以被解释为除暴安良，然而杀了这样的一个父亲，则成了人类难以接受的罪恶。丑恶的父亲，这种违背天性却又活生生出现在现实中的角色，给人类带来的必然是一个悲剧。
斯麦尔佳科夫也是以一种“恶”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一个不幸的傻女人与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他从小生活在不幸与苦难之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了他对这个家庭的极度仇恨，在性格上他也变得残暴而冷酷无情。他是被苦难与仇恨所戕害了的道德上的畸形者和精神上的活尸。然而，就是这样一具行尸走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让他逃脱作家所认定的人必将进行的灵与肉的搏斗，在他终于忍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而将一切真相告诉给伊凡之后，他怀着对恐惧的畏惧而悬梁自尽。
卡拉马佐夫家的长子米卡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性格上他极为粗率，傲慢自大而行为不检，然而他却有着一颗生气勃勃的敏感的心灵。对于人类的苦难与不幸他怀有深深的同情，“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蒙受的灾难太多了！”说到此处，他竟能号啕痛哭。但是，欲念也如一个魔鬼在他心中飘荡，为了女人，为了财产，他恨他的父亲，并曾扬言要杀了他，这一切使他跌入深渊。在他的身上“善”与“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当他无辜入狱经常陷入对上帝的沉思以后，他的“善”在上帝的诱导下浮出了他的心田。在作者的笔下，他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身上满是缺点但心地真诚而善良，当他在上帝的引导下长成一个“大人”的时候，他必将成为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这个形象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俄国普通人的基本看法，他们虽然身处于罪恶的泥潭中，但他们的心地却是纯洁的，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们定会摆脱苦难，走向新生。在这个人物形象上，比较深刻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
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个家庭的次子，是一位对上帝充满怀疑的思想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他是与哥哥米卡相对立的人物。米卡因为相信上帝的存在，虽然性情粗鲁，心怀杀心，但最终获得了灵魂的宁静；而伊凡虽然文质彬彬，但因为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最终被卷入杀父案中，因不堪忍受灵魂的折磨而导致精神分裂。陀思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