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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岁时，他与一个二十岁的女子结婚，不久即连生十二个儿女。
这条水道虽然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开凿的。后来德。雷赛市筹资开设一家私人公司，即苏伊士运河公司，从埃及获得了特许权来开凿一条运河，实际工程始于1859年。1869年，十年之后，运河终于筑成。英国人很敏锐，一看到它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运河大大地缩短了前去英帝国的宝石——印度——的路程；英国人懊悔他们在“我们前往印度的公路”（威尔士亲王给它的绰号）
工程里没有一些直接的股份。幸运的是，1875年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产权，由于埃及的赫迪夫（埃及统治者的称号）无力清偿债务而在市场上出售。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以闪电式的速度并在罗思柴尔德银行英国分行的及时资助下，策划攫取了这些股份。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为一家英一法公司，迪斯雷利在努力完成之后写了一张简练和不朽的条子给维多利亚女王说，“夫人，您拿到手了。”
运河给旅行者和做买卖的人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因为它把前往印度所需的旅程时间减少了一半。但是，运河的最大意义是战略性的；说实在，它是英帝国的主要公路和生命线，把英国与印度和远东连在一起。“保卫通向印度的交通”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根本依据。英国部队常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河的军事重要性清楚无遗，那时候英国人在阿拉曼担任警卫以防推进中的隆美尔前来袭击运河。
但是，在1948年，运河突然失去了它传统的合理根据，因为在那年，印度宣告独立，不再能根据它对保卫印度或一个正在结束的帝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理由，来保持对运河的控制。可是，正是丝毫不爽地在同一时刻，运河起了一个新的作用——不是帝国的公路而是石油的公路。苏伊士运河是大多数日益增加的波斯湾石油输入欧洲的道路，它把绕过好望角前往南安普敦的一万一千英里的航程缩短到六干五百英里。到了1955年，运河全部交通量的2 ／3 是运输石油，从而欧洲的石油的2 ／3 通过运河。由于运河的北边有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它在国际石油工业的战后结构中是一个关键性的连接环节，并且是正在大大地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一条水道。
民族主义者：角色找到了它的英雄人物
英国已经控制埃及从而也控制苏伊士运河达3 ／4 世纪，开始是通过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军事占领，然后通过对一连串它庇护的政权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但是早已存在有一股埃及民族主义的焦躁不安的趋势，这股潮流在战后早期几年里已壮大起来。1952年，一班军官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并把骄奢淫逸的法鲁克国王放逐到里维埃拉。国王尽管无人痛惜，却在那里搞了许多女友和大大地发胖而又出了名。1954年，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有名无实的领袖穆罕默德。纳吉布而成为埃及的毫无疑问的独裁者。
纳赛尔是邮局职员的儿子并且是一个天生的策划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十年以前曾经开始他原先的反英花招；从那时起又喜欢玩暗中密谋的把戏。关于纳赛尔，中央情报局秘密编了一个简介，其结论是“他对搞阴谋活动抱有孩子气般的兴趣”。甚至在当上国家元首之后，他会对来访者和同事们说他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阴谋家。他也具有抓住和引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的新精神的能力。他曾是摩萨台的有天赋的学生，善于辞令，能言善辩，运用广播来动员群众和激起十万或几十万的示威者热烈激动地走上街头。他将成为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由军官变成激烈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模范。
纳赛尔的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献身于埃及的恢复和独立事业。但是他也要走出去，越过埃及的国境从阿拉伯语世界的这一头到另一头，从北非的西部边沿到波斯湾的海岸。他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名为“阿拉伯人之音”，它的电波穿越中东，把他的热烈演说传播开去，号召摈弃西方并恐吓这个地区的其他阿拉伯政权。他的纲领包含泛阿拉伯主义、建立由纳赛尔领导的新阿拉伯世界、消除以色列分裂阿拉伯世界的楔子以及纠正他所谓“历史上最大的国际犯罪”——制造以色列国。
苏伊士运河——在烈日下弓旧船只通过运河的领港员大多数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穿着完美无迹的齐膝的袜子、短裤、笔挺的白衬衫和船长帽——正是在行将成为纳赛尔的新埃及鼻子底下存在的十九世纪老殖民主义太明显不过的和使人难堪的象征。可是，象征并不是唯一要考虑的事。正同摩萨台以前的石油特许开采权一样，运河公司的大部分收费所得都落到欧洲人股东的腰包里，包括最大的股东英国政府在内。如果埃及能够获得对运河的完全控制权，所收的费将为一个穷途末路的国家开辟一个新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个国家的新的军人领袖搞民族主义辩术比搞经济管理的经验远为丰富。
无论如何，特许权的寿命不会长了。条约将于1968年到期，同时英国的势力已在衰退。按照1936年的英一埃条约的条款，英国目前仍在运河区维持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大规模的供应中心；但是埃及人等不及他们的撤走，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骚扰运动，包括恐怖袭击、谋杀和绑架。为了保护中东而维持一个基地有什么意义呢，尤其是基地遭受来自原来应予保卫的一块核心领土的袭击？1954年，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指导了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是驻在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将于二十个月内撤走。第二年，在他继丘吉尔而成为首相前刚两个月，艾登在开罗停留时，他说阿拉伯语——还使用阿拉伯谚语——使纳赛尔吃了一惊。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英国政府可以同埃及在合理的条件下保持关系，不过当纳赛尔试图把苏丹并入他的大埃及时，这个希望就消失了。在华盛顿，对纳赛尔有比较宽容的看法，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倾向于对欧洲殖民国家采取一种在道义上有优越感的态度，加上有一个愿望，希望看到它们更迅速地摆脱它们的帝国。美国人认为殖民主义的遗迹对西方同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苏伊士运河公司尽管它的河道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但它是这些遗迹中最有目共睹的一个。
运河公司的董事长后来痛苦地在美国人面前评论说，“该公司具有出自可悲的殖民时期的某种发霉的十九世纪味道。”
然而，1955年秋季，关于纳赛尔行动的警告不仅在伦敦而且也在华盛顿日有所闻，因为消息传来，那位埃及独裁者已经转向苏联集团要求得到武器。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影响的扩大？可不可能苏伊士运河对西方石油和军舰的通行实行关闭？早在1956年2 月，国务院曾向石油公司提出修改1950年的“自愿协议”的问题——即原先用来对付伊朗石油供应中断的协议——万一运河因不论何种原因关闭，不让油船通过的话，这项协议将使石油公司之间及石油公司与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可是，对这些公司来说，政府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看来行不通，因为存在着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威胁。这个威胁决不能认为是空洞无用的；毕竟司法部还在对主要的石油公司进行反托拉斯诉讼。然而石油公司本身所担心的是供应中断的可能性。1956年4 月，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委托进行一项研究，如果运河确实遭到封锁，如何把波斯湾的石油往西输送。
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埃及访问纳赛尔。劳埃德向他说清楚，对英国来说运河是“中东石油联合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是极其重要的”。对这一点纳赛尔答复说，石油生产国从其石油中获得利润的50％，但是埃及没有从运河上获得利润的50％。他宣告说，如果苏伊士运河是石油联合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应当同石油生产国一样也享受50％的待遇。然而结果是，对现存的协议丝毫未作修改。
1955年末，为了试图安抚纳赛尔和充实埃及的经济，美国人和英国人连同世界银行一起开始考虑贷款给埃及在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建筑一座大水坝。这项规划看来是在进行。同时，根据两年以前文登已经谈判好的协议，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在1956年6 月13日撤出运河区，这就使纳赛尔进一步感到满意。但是，纳赛尔与苏联集团达成的军火交易已经使华盛顿感到惊恐和不友好，认为埃及人将把他们有限的资源抵押出去来支付苏联的军火而不是投资于水坝的建筑。再者，这样庞大的规划预期要带来经济困难和艰苦的工程，从而会导致对资助国家的反感和责怪，也许最好让苏联受到这项长期花钱的工程的拖累。不管怎样，在美国，反对声浪越来越高。来自南部的美国参议员对水坝工程是怀敌意的，因为他们怕它会使埃及大大增加棉花的收成从而同世界市场上的美棉进行竞争。同以色列友好的一些国会议员对向一个无情地对抗以色列存在的政府提供援助也并不感到兴趣。纳赛尔已经承认那时所称的“红色中国”，这行动进一步使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感到惊恐。但是最后予以解决的一举来临了，当时共和党的参议员告诉杜勒斯说，只可批准向两个选定的中立领袖中的一个提供外援：南斯拉夫的铁托或埃及的纳赛尔。不可向两者都提供。杜勒斯挑选了铁托。艾森豪威尔肯定了这个决定。英国人予以同意。1956年7 月19日，杜勒斯取消了阿斯旺水坝贷款的建议，使纳赛尔和世界银行感到意外。
“德。雷赛布”代号：纳赛尔的行动纳赛尔感到愤怒、屈辱，急于复仇。他认为运河收费可以用来作为阿斯旺水坝的资金；在他眼前的这个厌恶的殖民主义象征要抹掉。7 月26日，在亚历山大，就在他还是少年时代第一次加入反对英国人的示威的那个广场上发表演说。现在，作为埃及领袖，他一再把诽谤诬蔑堆在运河的建筑者德。雷赛布的头上。这不仅仅是历史教训。“德。雷赛布”已成为埃及军事行动的代号；等到演说结束，军队已控制了运河区。苏伊士运河被收归国有。
那是一个惊人、大胆的举动。占领的直接后果是迅速和突然出现紧张局面。在英格兰，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在重复他爱读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预言时，恐惧地在他日记中写道：“昨晚和今天一直刮着我记忆中最猛烈的狂风。”在开罗，纳赛尔确定有必要躲开这越来越厉害的紧张，溜到地铁电影院去欣赏赛德。夏里斯在《在拉斯维加斯见我》中的表演。
接下来就是三个月的外交界的热闹表演和寻求妥协的徒劳无功的活动。9 月中旬，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下，曾经不断地引领船只通过运河的英、法领港员撤走了。领港职业被认为是商船队中最高的工作，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都推断埃及人自己无法管理这条运河。说实在，引导一艘船通过运河的确要求相当高的技术，因为水道狭窄和常有来自西奈的猛烈侧风。但是埃及政府已经多年来坚称埃及人可以培训为领港员，而且到了国有化时，相当数目的能胜任的领港员已经训练就绪准备掌舵了，同时苏联集团也急忙地派遣了一些领港员来援助。所以在纳赛尔统治之下，国有化的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正常地运转。
就在危机刚开始时以及在整个越来越高涨的危机中，英国和法国政府明白地说明一点：它们不愿意干任何事来阻碍交通，特别是通过运河的石油运输。但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又如何呢？在那几个月里，美国的地位看来是模糊的，不仅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甚至在一些美国官员看来也是如此。使事情更糟的是，个人之间的赌气和作风上的冲突引起了艾登和杜勒斯之间关系上的不愉快。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不协调的一次会议之后，艾登的主要私人秘书写信给他一个朋友说，“福斯特说话慢，慢得使主人（艾登）不愿意听他说些什么，而我们的那位说话的风格是那么绕圈子和难以捉摸，所以对方由于是一位律师和猜不透其正确意思而离开会议。”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里确定了部分问题之所在。他写道，杜勒斯“在述说时并不特别有说服力而且有时候看来奇怪地缺少理解，不懂得他的言词和态度可以打动另外一个有个性的人”。在杜勒斯方面，他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发现艾登此人既傲慢又呆滞。
可是他们之间的不协调不止于风格；其中还有具体的怨愤。艾登和杜勒斯在两年以前曾经为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发生过冲突。艾登曾经推动外交解决而杜勒斯对那种和平解决并不感兴趣。现在，在苏伊士问题上，他们又交换了角色。
1956年8 月，国有化发生以后的几天，杜勒斯重新向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保证“必须找到一个办法使纳赛尔吐出”运河。那种措辞随后的几个月里总是在艾登的耳朵里回荡，给他安慰。但是美国人却提出了若干在英国人看来是不现实的外交策略——或者如果以更怀疑和挖苦的眼光来看像是旨在推延英国人和法国人方面要采取的更为直接的行动。
事实上，美国的政策不是由杜勒斯而是由艾森豪威尔制定的。从一开始，总统就对美国应当采取什么立场这一点丝毫无疑；在他看来，使用武力既没有保证也没有依据，政策的实质是阻止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军事干预。总统认为这两个欧洲国家简直不能在埃及建立一个能生存下去的顺从的政府。与此同时，任何这样的军事干预的意图都会激起不仅是阿拉伯人，还有整个发展中的世界起来反对西方并且反而使苏联人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