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石油工业的一位观察家注意到欧洲政治上和经济上民族主义的加强，很简明地加以概括，他说：欧洲石油企业的运行“90％是政治，10％是石油”。在世界的其余地方，看来都确实如此。
伊朗国王的新条件在大萧条到了低谷时，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波斯国王礼萨。巴列维发现“在这些日子里石油并不是黄金”而万分激怒。伊朗国王的国家已成为一个石油国；来自英波公司的石油开采权使用费提供了其出口收入的2 ／3 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是，由于大萧条，来自英波公司的开采权使用费已猛降到19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既惊恐又激怒的伊朗国王责备英波公司，并且决定亲自处理开采权问题。在1932年11月16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使他的大臣们惊奇的是，他突然宣布单方面取消英波公司的特许开采权。这是晴天霹雳，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伊朗国王敢这样做。他的行动威胁英波公司本身的存在。
伊朗国王的宣布虽然出乎意外，却是波斯和英波石油公司之间四年谈判和紧张关系的最高潮。1928年，约翰。卡德曼已经注意到，“特许权受益人可以把他们的未来看作在经济民族主义高涨的浪潮面前是有保障的，保障的程度是按国家利益同他们自己利益趋于一致的比例程度而定的。”但是，卡德曼觉得最困难的是造成这种一致。实际上，波斯人谴责威廉。诺克斯。达尔西的1901年特许开采权侵犯了国家主权；他们也想从特许权上要更多的钱——多得多的钱。1929年，卡德曼认为已同伊朗国王的宫廷大臣阿卜杜勒。侯赛因。帖木儿塔什努力作成一笔交易，从中波斯政府不仅得到高得多的钱款，还会得到公司股票的25％，此外还有董事会代表权和公司的全球总利润的份额。但提议的这笔交易从未能成交。双方都有反责和谴责。双方继续讨论，但每当协定似乎即将达成时，波斯人会提出新的补充和修正，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能达成最后协定的主要原因，在于波斯具有高度个人独裁的性质，以及站在顶端的那位巨人。礼萨。汗利用他对哥萨克旅的指挥权来帮他成为这个国家毫无异议和无可反对的领袖。他是个坚强、专横、粗暴和直率的人；据一位派往德黑兰的英国大臣说，国王“不浪费时间去使用优美但完全无谓之词来表达波斯人非常珍视的相互问候”。礼萨。汗于1921年成为陆军大臣，然后于1923年担任首相。他有戏称自己为总统之意，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干，在1925年自立为礼；萨。巴列维国王，成为新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此后他开始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但方式无定而杂乱。帖木儿塔什说，国王的最大毛病是，“他对谁都怀疑。全国没有一个人是陛下真正信任的，这引起那些一贯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很大的不满。”
国王蔑视他的臣民；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波斯人民都是“顽固和愚昧的”。他也一心想巩固这个难驾驭的国家，把控制权集中在他自己手里，这意味着削减所有其他对抗的权力中心。他首先从教士毛拉着手，他们是领导那些强烈反对他努力创建一个现代化、世俗化国家的传统主义者和宗教上的基要主义者的一帮人。在他们眼里，这位国王是犯了许多罪的；他终究废除了强迫性的妇女必须戴面纱的规矩。他们指责他花钱于公共卫生设施，并扩大教育机会。但他不愿受阻止。他有一次甚至亲自殴打一个阿亚图拉，此人责问他：当他的女眷走进圣坛时，他是否认为她们的服装是合适的。毛拉作为一个集团被打翻在地，他们屈服了，虽愠怒不语，但仍然桀骛不驯。一位来访者评论说，“常听说国王的最大成就是他对毛拉取得的胜利。”
照国王的看法，英波公司像毛拉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他也想削减其权力和影响。但他也依赖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来满足他的野心。随着波斯财政收入的剧降，响应国王命令的当地报纸和政客们加强他们对公司的攻击，大至达尔西原来取得特许开采权的合法性和小至在阿巴丹炼油厂把食物冷冻一事（这被认为是反宗教的），事事都批评和指责。
再者，国王早已在其他问题上对掌握英波公司的股票半数以上的英国政府感到生气。他试图行使波斯对巴林群岛的主权，而英国却坚决主张维持对这个岛屿酋长国的保护关系。他对英国人在外交上承认伊拉克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发明创造。尽管英波公司的管理部门可以不断重申公司是作为一个商业实体经营的，独立于政府，但没有一个波斯人会相信这种表白。听到这类声明，他们“只能认为这是表里不一两面派与串通一气的合成罢了”。
1932年11月，随着国王的单方面取消英波公司开采特许权，事情达到了紧要关头。他的行动是对英国政府的直接挑战，丘吉尔于1914年已把英国政府的军事安全同波斯石油拴在一起。英国不能消极地同意国王的行动。但怎么办呢？问题被提交到国际联盟。国联得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同意，把问题搁置起来，给争论双方以时间来制订新的协议。五个月后，在1933年4 月，卡德曼亲自去德黑兰试图挽救这个局面。在同国王会见后，他写道，“毫无疑问，陛下追求的是金钱。”到4 月的第三个星期，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受到挫折感到气恼的卡德曼回到宫廷会同国王作另一次商讨。卡德曼为了唤起对方注意：破裂迫在眼前，他自己的耐心已到尽头以及他准备离去，他指示他的飞机驾驶员作一次试飞，飞机滑行时要使国王从他同国王会见时的宫殿窗子里看得到。
这个意图在礼萨国王身上没有失去作用，他现在退却了。波斯的要求和缓了。到1933年4 月末，新协定终于制订出来。特许权开采地区减少了3 ／4。波斯得到保证可以收取每吨四先令的固定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不受油价波动的影响。同时，它将收到公司的世界总额利润的20％，这项利润实际上是超过一定的最低额之后分配给股东的。此外，不管其他发展如何，协定保证每年最低限度支付七十五万英镑。1931年和1932年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按新的基础重新计算，而且劳动力的“波斯人化”也加快了。同时，特许权的持续时期从1961年延长到1993年。后来卡德曼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好地从危境中给拖出来了。”但英波公司的基本地位已保住了。墨西哥斗争在对石油公司的所有民族主义的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来自西半球。那里在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国中，各公司都被卷入与炽热民族主义全部力量的剧烈战斗中，民族主义对它们活动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地点就在墨西哥，争执的焦点是1917年墨西哥宪法第27条第4 节，该条文宣布地下资源——所谓的“底土”（“下层土”）——不属于那些拥有地面资产的人，而属于墨西哥国家。
当然，对这些公司来说，这是危险的信条。在1917年宪法正式通过后的几年中，它们进行艰苦斗争反对实施第27条，恳求英美政府给予支持。它们坚持说，它们在革命前获得并作了大量投资的资产权，不能有追溯效力地被国家夺去。墨西哥则坚持它始终是底土的拥有者，公司拥有的东西并不构成公司资产，而只是由国家的命令所授予的特许权。结果是僵持——实际上，同意让不同意见存在，即存异。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墨西哥政府不想逼得太厉害。它需要各公司开发和销售石油。它总的来说还谋求外国投资，以促进这个国家的“重建”；把石油公司赶走起不了什么良好的宣传作用。因此，墨西哥政府设计的一个松散、保全面子的方案，使各石油公司继续运行，但保留政府对底上所有权的要求。这个权宜之计并不那么顺利；它时而穿插着尖锐的冷讽热嘲和愤懑不平的怨言的来袭。在1927年中，紧张局势高涨，墨西哥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破裂看来迫在眉睫，有可能发生另一次的美国军事干预，像在革命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曾派兵去墨西哥那样。在卡勒斯总统看来，这场风险看来是真有其事的，所以他下令给油田地带军事指挥官卡德纳斯将军，如果美国入侵，就准备放火烧油田。
然而，从1927年起，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以及两个政府本身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大的稳定和平静。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那个新的缓和逐渐消失。其中一个原因出自工业的经济状况。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税收的增加和现有油田的枯竭，墨西哥丧失了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竞争的能力，特别与委内瑞拉竞争的能力。委内瑞拉石油在墨西哥登陆后即运往坦皮科炼制，因为它比墨西哥石油还便宜！最大的外国石油公司是考德雷的旧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现在它部分为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所有，并或多或少全部由其管理。这个集团约占墨西哥总产量的65％。美国公司生产另外的30％，这些公司由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辛克莱公司、城市服务公司和海湾公司带头。面对这个国家不稳定的状况，大部分公司只是试图维持它们已有的一切，而不是去冒新投资的风险。结果，墨西哥的生产剧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墨西哥曾是世界上第二最大生产者。十年后，每天产量从四十九万九千桶降至每天十万零四千桶，下跌80％。这对于指望繁荣的石油工业给它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的墨西哥政府来说，是极度的失望。它完全责怪外国公司，而不承认不景气的国际市场和明显不适于外国投资的国内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墨西哥的政治环境也不时在变化。革命热情和民族主义再度汹涌澎湃，工联主义工会在会员人数和权力方面迅速增长。这些变化都体现于前国防部长卡德纳斯将军，他在1934年末成为总统。英国外交使节说，此人外貌惊人，有“印第安人长长的面具式的面孔和不可测知的黑耀岩眼睛”。卡德纳斯是一个种草药的人的儿子，上学只上到十一岁，虽然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读者，从诗歌到地理学无所不读，但特别对历史，尤其对法国大革命和墨西哥历史格外感兴趣。在十八岁时，已经担任过收税员、印刷所学徒和监狱看守人的他，参加了墨西哥革命。他的勇猛，他的有自制力的谦虚和他的领导能力受人赏识，在二十五岁时就已当上将军，并成为革命“最高领袖”卡勒斯的门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其他新军事领袖向右翼移动，卡德纳斯却仍然是左翼。作为他的家乡米却肯州的州长，他倾注了很多精力于提倡教育和把大庄园拆散，分地给印第安人。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有节制的和清教徒似的，是禁酒的支持者和赌博的反对者。
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后，他把他的年老的导师卡勒斯将军放逐，表明他这个人是自主的，不是傀儡。他善于使这一派和另一派对立并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他接着创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支配着墨西哥的政治制度。石油和民族主义经证明将是这个制度的中心。实际上，卡德纳斯是墨西哥总统中最为激进的。英国外交使节在1938年谈到他时说，“他的左派倾向使他成为资本主义焦虑不安的根由，但从通盘来考虑，在墨西哥生活中没有更多像他这样能干的人实属憾事。”卡德纳斯积极地推动土地改革、教育和需要庞大支出的公共工程计划。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工会变得更强大。他公开地同群众打成一片，并不停地在全国巡视，常常未经通知就来到一地听取农民的诉说。
对卡德纳斯这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激进派来说，在墨西哥存在着外国石油工业是令人反感和难堪的一件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在石油地区担任军事指挥官；逐渐对外国公司产生厌恶。他对他所看到的感到愤慨，那些外国公司态度傲慢，对待墨西哥犹如“被征眼领土”——至少他在1938年他的日记中是那么写的。一旦他当上总统，他必然转向激进主义。1935年初，卡德纳斯就职后几个月，考德雷在墨西哥鹰石油公司的一位副手埋怨说，“在政治上这个国家完全红色了。”各石油公司熟悉怎样同卡德纳斯以前的墨西哥做生意——那是一个讹诈、贿赂和分赃的世界——但它们对如何处置新的现实却毫无能力。
墨西哥鹰石油公司遭到两面夹攻，一方面是试图适应这个国家的激进主义精神的当地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是虽然只有少数股票却能全面管理控制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常驻经理说，亨利。德特丁“说什么也不会对墨西哥有什么别的看法，而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对它你尽可以发号施令”。他这样说是劝说德特丁“不要再抱幻想”。他不但未获成功，而且德特了转而指责他是“半个布尔什维克”。这位经理只能大声斥责。他说，“在当今这个世界里，这些国际大公司如果想要石油，就得付所要求的代价，尽管是多么不合理的代价；越快了解到这一点，对它们和它们的股东就越好。”
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也没有去顺应这个新的政治现实的思想倾向。杰出的美国地质学家埃弗里特。德戈利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发现巨大的油田，后来构成“黄金通道”和墨西哥石油工业增长的基础；他一直保持着同墨西哥的接触。现在他对美国公司拒绝和解的势态感到焦虑。他私下怂恿新泽西生产部的头头尤金。霍尔曼会一想办法同墨西哥政府搞合伙交易，这会满足他们的民族情绪，并使新泽西标准公司处于最后能收回资本和同时得到合理收益的地位“。霍尔曼坚决拒绝这个主意。他对德戈利尔说，”这件事开其他地区的先例，非常重要，所以公司宁愿丧失它在墨西哥的全部所有，而不愿默从合伙关系，这也许被认为等于局部没收。“
对外国公司的压力继续在增加。实际上，墨西哥的发展不过是遍及拉丁美洲的外国石油公司和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之间不断高涨的对抗的最尖锐表现。1937年尚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