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不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譬如说在八十年代，利用石油作为反对美国的政治武器。“我不是洞察一切并能预言未来的人，”西斯科回答说，“但在阿拉伯世界明显存在竭力主张把石油和政治连结在一起的呼声。”
甚至更高级的美国政府人士也有过拒绝为以色列承担责任的表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被问及阿拉伯人是否会“把石油当作棍棒来使用，强行改变中东政策”。总统回答说，“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所有石油消费国，包括美国在内，都可能受到影响。尼克松说，“如果你真的被它击倒，那我们大家就都成了同一囊中物了。”接着，他对双方——包括以色列在内，走向死胡同的态度进行了谴责。“以色列简直就不肯等待纷争的解决，而阿拉伯人也不肯等待中东纷争的解决。双方都有错。双方都需要开始谈判。这就是我们的立场……顺利地进行谈判，其收获之一将可能减少石油的压力。”
所有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感受着石油的压力。在德国，波恩政府最终在9 月份公布了它的第一个能源计划，其中心很大部分在石油供应的可靠性上。领导提出该项计划的是国务秘书乌尔夫。兰茨克。当美国在1968年向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警告，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正在消失时，就已引发了兰茨克自己的忧虑。他在后来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起动点。从此以后，我一直在设法转变德国的能源政策。问题不再是如何解决我们的煤炭问题，而是如何把石油供应的可靠性问题纳入我们的政策。这是非常，非常难办的事情。我为取得充分根据来说服那些在政治信念上是那么根深蒂固地认为不存在能源供应问题的人们，已花了五年时间。”
在日本，在同样焦虑不安的9 月，通商产业省新成立的资源能源厅发表了一份有关能源问题的白皮书，其中述及石油供应总的不稳定形势，并强调必须制定措施以应付不测事件。这是由于近些年来令人担忧的事情愈趋加重的缘故，或者由于日本石油需求的疯狂增长意味着日本的依赖性和易受打击性也愈趋加深的缘故。国家的大部分石油是由国际石油公司直接或间接供应的。无论政府官方或企业界人士都能觉察到，石油的控制权在迅速从石油公司转移到石油输出国。1973年9 月的白皮书率直地说，“迄今由国际石油公司掌管的石油管理体系已经崩溃了。”因此，对日本来说，这一情况意味着“在六十年代对国际石油问题的被动反应，已再不容许日本这样做了”。
在那时候，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上出现了新的动向。在这以前，日本的外交政策是牢固地系定在美日同盟关系上的。这一新动向称之为“资源外交”，旨在按照保证石油供应的要求来重新确定日本的外交政策。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后为日本首相），他主张“日本要以竞争的态度来奉行自己的独立方针，这是不可避免的。盲目追随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美国，我们已不应再那样盲目地追随。在1973年6 月，中曾根康弘就已要求制订“站在石油生产国一边的”新资源政策。到这时，日本的一些有关各界已在经常议论对能源危机的担忧。在去冬，已经发生过煤油和汽油的短缺；现在，1973年夏季期间，同美国一样，出现有电压降低的迹象。至少在来访者看来，日本的政策制订者凡是关心能源问题的，几乎都读过詹姆斯。埃金斯的文章“石油危机：狼一定要来了”，而已接受了文章的看法。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9 月26日，首相田中角荣对一位电视记者说，“关于能源危机，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油危机将在今后十年里发生。”
但时间毋宁说是十天。因为就在此刻，萨达特正着手为发动战争进行他的读时计算。 再没有事情需要进一步谈判
1973年9 月中旬，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要求与国际石油公司订立一个新的协议。德黑兰和的黎波里协议均已失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决意要为自己夺取石油公司正从市场价格上涨中赚得的、被他们称之为“横财的利润”。石油公司的代表应召来到维也纳，于10月8 日与亚马尼为首的小组会谈。
为了作为一个集团参加会议谈判，石油公司还得再次获得司法部的业务检查许可证，证明它们不违犯反托拉斯法。石油公司的联合律师、德高望重的约翰。麦克洛伊在9 月ZI日向华盛顿当局提出批准上述许可证的要求，同时，全力以赴地不仅在公司和司法部之间，而且在持怀疑态度的司法部和发愁的国务院之间进行折冲斡旋。在一次与司法部的激烈会谈中，麦克洛伊援引了过去的司法部部长，追溯到罗伯特。肯尼迪，他就曾批准过国际石油公司在涉及外交事务的困难问题上制订共同的策略。“假如司法部不予许可，”他说，“司法部将对国际石油公司被逐个瞄准击倒负有责任。”埃克森公司的董事长肯尼思。贾米森提出争辩，“为继续遏制反复无常的阿拉伯世界，行业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司法部的代言人引证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一位教授写的书中，几乎没有论及和眼前政治危机有关的情况，他们坚持认为油价上升是由于一体化的大石油公司在策划，而不是由于市场的条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这些条件所造成。贾米森瞪着眼睛直表示怀疑。但是，最后在10月5 日，即维也纳会议预定召开的前三天，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才勉强发给麦克洛伊的当事人需要联合参加会议的许可证。
虽然在前不久的春季，华盛顿曾担心过中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到夏季，这种担心已经消除。好几个月来，美国的情报部门多半已不再考虑有发生战争的迹象。因为在道理上讲不通：以色列既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也不可能像1967年那样敢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且，以色列在军事上被认为是具有优势的，阿拉伯人想要发动战争，将在战争中被打得焦头烂额，这样做也是显然不合理的。以色列的生存一直在危险之中，而它也始终不考虑会发生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形势的看法。
但有一个不同于共同看法的例外意见。在9 月底，国家安全局报告说，突然加剧的军事活动征象显示中东很可能在近期内发生战争。可惜这一警告未被注意。10月5 日，苏联人突然将家属空运撤离叙利亚和埃及。这一行动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也未被置理。中央情报局在当天向白宫提供的分析报告说：“出现的军事准备行动并不表明任何一方有发动战争的意图。”10月5 日午后5 时30分，以色列送给白宫的最后预测说：“我们考虑，由（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军队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代表整个美国情报机构的警备委员会观察检查了形势的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宣称战争未必可能。
在同一天，华盛顿时间还在下午，但中东已是晚间时候。这时，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处于停滞状态，他们严肃的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已经开始。在利雅得，去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成员登上了他们去维也纳的喷气机。他们还利用在机上的时间集中研究了有关石油市场内部诸因素的记录资料——诸如价格、通货膨胀、石油公司的利润和比重级差等问题。代表们只是在10月6 日抵达维也纳时才知道一件惊人的消息——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发动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美国东海岸时间是早晨，美国的高级官员和石油公司的总裁们醒来时才知道，中东已在进行战争。
战事的爆发在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当中引起了大骚动。当国际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来到会场参加谈判时，他们发现阿拉伯代表正兴高采烈地传阅着报纸的文章和照片。毫无疑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至少感受到支持和信心，因为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人是战场上的赢家。至于国际石油商这一方，除了神情不安外，不可能有什么表现。不仅在商议价格问题时他们处于防御地位，而且，阿拉伯人会随时使用某种形式的石油武器。伊朗的石油大臣注意到石油商们“有点儿恐慌”。他还更深地觉察到“他们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力量”。
正当战火在中东熊熊燃起的时候，在谈判桌上，石油公司提出让牌价增加15％，约为每桶四十五美分多一些。这对石油输出国来说是完全不够的，对此感到可笑。他们要求增加100 ％，即再加三美元。差距真是太大了。由埃克森公司的乔治。皮尔西和壳牌公司的安德烈。贝纳德率领的国际石油公司谈判小组在未同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领导人商量之前无法作答。他们还能继续谈判下去吗？下一次在谈判桌上他们又能作出怎样的新开价呢？伦敦和纽约传来了决定性的答复，主要精神是“不要出价”，至少在目前如此。差距是如此之大，致使石油公司不敢在未先征询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意见以前，就贸然从事弥合差距的危险尝试。对西方世界的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巨大的增幅能转嫁给消费者吗？而且，石油公司在过去已为向石油输出国组织过于轻易地让步而受到批评。而现在的决定太重大了，太具有政治性了，不单单是它们自己的事了。因此，各公司总部告诉皮尔西和贝纳德不要进一步谈判下去，要求推迟一段时间，只能与西方政府进行磋商。从10月9 日到＊日，向美国、日本和西欧六个国家的政府详细征求了意见。获得的答复实质上都是一致的：石油输出国追求的增加额实在太大了，石油公司应该明确地拒绝把出价提高到现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可能接受的程度。
时间已是午夜以后，正当10月12日的凌晨时刻，战争爆发以来的第六天，皮尔西和贝纳德来到洲际饭店亚马尼的套房和他相见。他们向亚马尼说明，在这时候他们无法再进一步出价，要求给予两个星期的时间，以便在这期间作出答复。亚马尼未说什么。那时，他为皮尔西叫了一杯可口可乐，切了一只酸橙，榨成计冲人饮料。亚马尼在等待着，他希望把事情继续谈下去。他把可口可乐递给皮尔西，但无论皮尔西还是贝纳德都无可回报。
亚马尼最后说：“他们对此会不满意的。”他接通了打给巴格达的电话，精神高亢地用阿拉伯语谈着，然后告知这两位石油商：“他们对你们很恼火。”
科威特的代表团也住在洲际饭店。亚马尼给他们的一个房间打去电话。科威特石油大臣穿着睡衣很快过来了。继而进行了激动的谈话。亚马尼开始查阅航空时刻表，已没有事情还需要进一步谈判了。这次临时会谈终于在晨曦朦胧时结束了。在离去时，乔治。皮尔西问以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亚马尼回答说，“收听无线电广播吧。” 萨达特的奇袭
选择赎罪日作为发动阿拉伯最近一次攻击的日子，目的是在以色列几乎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打它个措手不及。以色列的全部防御战略决定于迅速地总动员并调度在待命中的预备役军人。但是，没有一天像这天那样难于作出反应，为了进行默念、忏悔、良心上的自我反省和祈祷，以色列整个国家都停顿了下来。而且，萨达特在专心致志于战略上的突然袭击，并为此大力进行伪装活动。至少以前有两次他制造假象，像是要准备战争。这两次，以色列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并在预算紧张的压力下进行了动员，但结果是白费劲，毫无意义。这一经验达到了萨达特所希望的——使以色列人在心理上保持怀疑和盲目自满。真的是这样，以色列的参谋长为在1973年5 月花费巨大代价进行不必要的动员受到了公众的批评。阿萨德也参加了蒙蔽活动。一个与叙利亚有联系的恐怖组织劫持了几名从莫斯科去维也纳旅行的苏联移民，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为此前去奥地利处理这一危机。在10月3 日以前，以色列领导人的注意力都放到这件事情上去了。
然而，对真正的日益迫近的袭击准备是有警告预兆的。但是，以色列人同美国人一样均未予置理。在发动袭击前几个星期，在叙利亚的一个情报人员向美国提供了惊人的确切消息，包括叙利亚下达的战争命令。但是，这一情报因丢失在其他几百件包括有些与之相反的情报文件中而未被利用，只是在事后才被鉴定出来。在叙利亚，阿萨德已命令作好大量墓地的准备，这是又一个不祥的预兆。10月3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向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询问关于埃及大规模军队调动的事。中央情报局官员回答说：”当英国人还在埃及时，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经常要举行秋季军事演习，埃及人只是继续这个习惯而已。“有些美国官员注意到有关埃及医院正在突然腾空床位的报告，但这些报告都被认为只不过是埃及进行的军事演习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并被认为没有什么意义而被丢在一边。在10月正日和再次在10月3 日，一位年轻的以色列中尉军官向他的L 级递送了有关埃及部队调动的报告，表明战争已经迫近。但这些报告也未被置理。以色列军方，特别它的情报部门受着一种”概念“——即对战争必要先决条件的一种特殊观点的束缚。这一观点从其定义解说上，排除了在当前情况下埃及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是，在10月初，以色列在埃及的一名主要情报人员发来紧急报告；他被安排急速离开埃及赶往欧洲详细汇报情况。他所说的一切是毫无置疑的，但莫明其妙的是他的报告被拖延了一天才送达特拉维夫。到这时候，已经太迟了。
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一样犯了基本的错误，没有考虑萨达特的思想方式，没有把他们自己放到萨达特位置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认真地对待萨达特和他的讲话。所持的态度和概念想法使重要的预告情报未能得到鉴别、分析和正确的解释。基辛格过后承认，直到1973年10月，他认为萨达特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