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杨多良坐在何丰林客厅里，佣人不停地替他烧烟。这大烟膏子是由上等的印度土熬制而成，平时，抽起来，杨多良是向来觉得特别过瘾的。但此时，他却觉得索然无味。
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那六大皮箱的珠宝古玩使他的心如同被一剪子一剪子剪碎那样疼痛，如果找不回来，他这后半辈子和一家老小的生活便毫无着落了。要是真这样，他会一直睡不着的，眼睁睁地看看自己最后死去。
在福建，他是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二十年来，他曾让许多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当然，他也曾使许多人飞黄腾达。结果，他自己从任上离开时，有了这六大皮箱的珠宝古玩。
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是有钱人的天堂，只要有钱，山珍海味，名酒美人，应有尽有。他以前曾因公事在这住过一个日，最令他难忘的是那些美女，要多少有多少，仪态万方，风情万种，一晚上换十个都有，永远有新鲜的感觉。当时，他就想，将来一定要到上海来享受享受。
谁知上海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好。当他派四个保镖钾运着多年搜刮而来的六大皮箱珠宝古玩乘着法国邮轮来上海时，却被上海的女人给暗算了。
那两个女人是什么时候上船的，四个保镖都不清楚，但船至长江口时，她们出现了，这一点千真万确。
当时，她们俩在舱门前说笑。
“看他那肚皮，还想和我跳舞，我躬着腰也搭不到他的肩呀！”
“真小气！请我们吃完牡蛎后，又问我们要钱，还能算男人吗。”
四个保镖在舱内吸着纸烟，似乎都没听见。
“两个小婊子，还我钱！”这时外面又响起一个男人粗粗的声音。
“姐姐，快跑！”
“跑，往哪跑？”
“哧——”一声，什么东西被撕烂了。
“流氓！”
“老子一没摸二没睡，流氓什么了？”
接着，外面又响起了撕打声。
终于，有一个保镖忍不住了，打开了门。
“救命！”只见一个身上只穿着胸罩和裤头的女郎耗子一般钻进舱门。接着，另一个女郎也钻进舱来。
“正好，老子就在这里把你们都解决了”。
保镖们这时才看清，这是一个肚皮比戏台上的猪八戒肚皮还大的家伙，脖子下挂着一条猪尾巴样的领带，脸上的胖肉差点把眼睛给挤合缝。
“让我进去，”他用力一拨舱门边的一个保镖。“她们拿了我的钱了。”
保镖被他一拨，差点摔倒。不由地瞪起了眼。
“眼不要瞪得像牛卵子样的，当心老子给你抠下来。”说着，他又看看周围的其他三个保镖，“通通给老子出去，我要在这里干这两个婊子，让她们知道，老子的钱是专门塞逼洞子的。”
保镖们都没动，胖子走上前，拉住一个往门外带。眨眼间，四个保镖一人动了一只手，把胖子打倒在地下。其中一个人飞起一脚，胖子像皮球样滚出门外。门边的那个保镖跟着又一脚，胖子换了个方向，从走道上往那头滚去。
当保镖都进来时，那位身上只剩下胸罩和短裤的女郎已披了一床床单在身上，那丰满的乳房和圆圆的肚脐眼时隐时现。两只美丽的大眼睛里依然流露着惊恐的光。
“太感谢你们了！”
另一个女郎从随身带的挎包里拿出一瓶洋酒，拿起桌上的杯子倒了一杯，“姐姐，压压惊吧。”
披床单的女郎接过，手一场，喝下肚去。
“吓死我了！”
“你们来一点吗？这可是正宗的法国货！”
保镖们看了看，都摇了摇头。
“几位先生，再麻烦你们看着我姐姐，我去替她拿衣服来换。”
女郎把酒瓶装进挎包，拉开舱门，刚跨出，突然大叫起来，原来那个胖子又来了。
保镖们全站到门外。
胖子抓住想往回跑的女郎就往另一头跑，保镖们急忙追了过去。
拐过一个弯，胖子不见了，而那个女郎却坐在地上哭，原来，她的长裙也被扯掉，身上只剩下胸罩和短裤了。
“那家伙哪去了？”
“往那头跑了。”
两个保镖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人看了看，没有发现人，马上折了回来。
四个保镖围着女郎，“怎么办了”
“我的破裙子在这里，我用它暂且遮身，去取衣服吧。”
“要不要我们保护你？”
“不用，我们的舱房就在前面。你们快回去，防止那家伙再去找我姐姐麻烦。”
“对，快回去，防止意外。”一个保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大家也似有所悟，纷纷往回跑。
推开舱门，他们全愣住了。那个女郎已消失，地上扔着她的胸罩和短裤；那装满珠宝古玩的六只大皮箱一个也不见了。
此时，汽笛长鸣起来，邮轮已驶进吴淞口了。甲板上，很多人正往岸上眺望。
旧中国教父第二章
第二章
杨多良接到珍宝丢失的消息，立刻赶到上海。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老相识，他请何出面，帮他查找珍宝的下落。何丰林倒也爽快，对他说：“三天后来听音讯。”
杨多良从往日在福建的经验中得出，只要何丰林出面，事情差不多能解决。但那些珠宝古玩是他一生的心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三天来他一直没睡着。
十分钟后，何丰林来到客厅。这是一个腿长的奇长的人，进门就说：
“实在抱歉，老兄，兄弟无能，你的东西实在难以寻找。”
杨多良一屁股坐到地上。
旁边的佣人立刻上前扶起。
“难道，难道，”杨多良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这么丢了？！”
“哎！老弟，在上海滩，并不是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就不是你在别处领兵所领教过的了。可以说，谁来，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我这后半生，就这么完了？”
何丰林踱了两步，“去找杜月笙吧。杜先生是肯定有办法的。”
这是1924年初的事。
那时候，杜月笙已成为“海上闻人”。在“上海三大亨”中，他的名声和实力已远远超过黄金荣和张啸林，稳居第一位了。他无所不能，没有办不到的事。因为，他已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中建立起了一套统治网和情报网，效率极高。
当杨多良拿着自己的名片来到华格臬路216号的杜公馆，心里十分不安。杜月笙的名字他早已听说过，但他绝对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大的能耐。
杜月笙看过杨多良的名片后，立刻把他请进客厅。
过礼后，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这时，他仔细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名震上海滩的人物。这个人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剃得光亮的大脑袋和两只如树上的蘑菇那样支棱着的耳朵。他的脸坑坑洼洼，很不规则，宛如装满土豆的袋子。杨多良并不知道，这是他小时候常常挨揍的结果。他的嘴唇在突起的牙齿外面绷得很紧，总是呈现出一副笑的模样一其实，这是一种假相，他即使是发怒时也是这样。他的左眼皮耷拉着，好似老在眨眼，有一种挑逗的味道。
杨多良实在摸不透，对面这个大耳朵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能耐。
杜月笙倒显得很闲适。他简单问了问事件的经过，即叫来管家万墨林，“打电话给顾嘉棠，叫他快点查一下”。
接着，他又问了杨多良在福建任上的事，便吩咐送客。杨多良临走前，杜月笙说：
“杨先生放心，只要东西一有着落，我立刻派人通知你。请放心，不会超过今天。”
杨多良将信将疑地回到了旅馆。
事已至此，急也无用。他要了一瓶酒，四个小菜，自斟自饮起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杨多良酒足饭饱。疲倦从脚底缓缓而来，他沉沉思睡。
“杨先生住这吗？”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把杨多良吓一跳。他立刻开开门。
“我是杜先生的手下顾嘉棠。你的东西我们帮你找回来了，请过目”。说着，他轻轻一摆手，后面进来三个人，一人拎了两只大皮箱，放在了他面前。
杨多良激动地抚摸着皮箱，“是我的，正是我的”。
“杨先生，请打开看看东西少不少。”
杨多良一只一只地把六口箱子全部打开，里面各种珍宝和古玩整整齐齐地摆着。他—一过数，全部都在。
“不少！一个也不少！”
“那好，杨先生歇着吧，我们告辞了。”
“别，别走！兄弟我这有点零钱，请弟兄们喝碗水吧。”
当天下午，杨多良带了一尊金佛、一个金香炉、两颗猫眼、一串大珠来到杜月笙的公馆。
“杜先生大恩，没齿难忘。这点小意思，万望笑纳！”
杜月笙看了看几样东西，连声称赞说：“果然是好东西！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你带回去吧。”
“哪里哪里，杜先生不要客气。”
“带回去吧。今天，我们就算是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1924年初的杜月笙在上海滩的青帮中已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在黑社会中的手段和他手中掌握的黑社会力量使他在整个中国的帮会中已变得举足轻重，如同遍及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的党魁们一样，他的触须已延伸到和正在延伸到各个领域，他已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唐①”，一个地地道道的“教父”。
那个时候，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找杜先生去！”
1924年春天， 浙江发生水灾， 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等人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
孙宝琦字幕翰，浙江人，前清即为显宦。在北洋军阀时代，曾历任驻外公使、总长、国务总理，在上海滩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救助乡亲赈灾会”成立后，却应者了了，近一个月，才收到千把块钱的捐赠。孙宝琦能使出的解数都使出了，但就是没人愿买他的帐。
轰轰烈烈的开场，寒寒怆怆地结束，孙宝琦觉得脸上实在过不去。整日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①注唐：西班牙人对贵族和出身高贵的人的尊称。后黑手党用作对家族首领的尊称。
“还是找杜先生吧。”有人向他献策。
“杜先生？是不是杜月笙？”
“正是。杜先生息公好义，如果慕老出马，多了不说，万儿八千的，他定会慷慨解囊。”
“真能吗？”孙宝琦将信将疑。
“怎么不能？如今在上海滩，谁有难处不去找杜先生呢？”
于是，孙宝琦准备了每个重二十两、印度产的“大土”三个，乘车到华格臬路216号的杜公馆拜访。
杜月笙看到这位“孙总理”亲自来访，不免一怔。他和孙素未相识，此次来访，意在何为？他不敢怠慢，马上命人将孙宝琦迎入客厅。
孙宝琦寒暄一番坐下后，仿佛不在意地请教：“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只值多少钱？”
杜月笙说：“目前禁烟甚严，大土久已绝迹，没有行情了。”
“哪里话，我这就有三只。”孙宝琦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车里取来，放在桌上。笑着又说：“以前听说是二百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于把元一只吧。”
杜月笙连忙说：“是好东西，大概决不止千元一只，怕要两千块钱吧。”
孙宝琦有些得意，税：“听说杜先生有时喜欢‘香’两口，古人云：‘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这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当，不敢当。”杜月笙连忙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嘉老造福罢。”
孙宝琦忙说：“那么，就算捐给善会吧！”他连忙取出捐款筹，摊开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一万元，开张支票交给慕老。”
接过支票后，孙宝琦万分感激，兴冲冲地告辞。
上了汽车，司机对他说：“这三只大土，已经送回，放在后座上了。”
1924年春去我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人。当时的一家小报上曾登过这么一则小故事。
租界马路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一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声王姓居民当然知道，他会不会帮忙实在难说。
当他转弯抹角找到杜先生时，杜先生却微笑着说：“让我想想办法。”
第二天清早，王姓居民起来准备去买菜，开门一看，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拿起一看，是一叠当票和几十块钱。
他顾不上去买菜，拿着当票和钱跑到当铺，把衣服给赎了回来。
1924年春，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如同《水游传》里的及时雨，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
那个时候的法租界中，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当时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200多块光洋，华工却平均只有12块。公司每次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都从不兑现。
1924年3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不但不理会，反在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
法商水电工会于是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8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方面完全不愿接受。
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态度异常蛮横。几日过后，法商方面宣市，所有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为了使罢工取得胜利，工会里的杜月笙徒弟说：“我们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会使我们取得胜利的。”
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们的救援信后，立刻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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