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的无能冷嘲热讽：在自己小小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退休的谍报头子都抓不到。
报上天天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后来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我和安德烈娅于是来到
维也纳，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奥地利警察客气极了，安排我们在一个避开记者
的地方住下。离开德国将近一年后，我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德国当局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我悄然无声地回国。我们来到位于拜恩一格梅因
的德奥边界后，德国一侧的警察已恭候多时。他们客气地示意我下车，敷衍了事地
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员面有难色地解释说，这是为了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
大儿子麦克尔赶到边界为我们送行。我和安德烈娅跨过边界后，被带入一辆奔驰防
弹轿车。我们自己的车交给了麦克尔。我坐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奔驰防弹轿车，里
面坐着检察官和我的律师。
德国当局安排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的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准备了小吃和饮料。
检察官在旅馆大厅神情肃穆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卡尔斯鲁
厄最高法院所在地。虽然抵达时间已很晚，检察官还是设法获得法院批准，立即将
我下狱。午夜前不久，我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监狱里惟…一间上有双重铁栏杆的囚
室。11天后，律师把我保了出来。检察官定的保释金高得吓人，而且条件非常苛刻。
借助朋友的帮助我才筹到了这笔钱。
我先后两次去莫斯科，并呆了较长的时间。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从
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国。外界谣传说，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档案材
料交给了克格勃。由于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们猜测纷纷。于是有了以上的传言。
可惜情报局的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东德垮台时，我已退休3年。新局长是我一手挑选
的格罗斯曼。他工作勤奋，深受局内年轻人的喜爱。我从未打算退休后继续垂帘听
政。格罗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牵制。偶尔，他会就我在任时经
手的一些活动征求我的意见，但绝大部分时候喜欢自行决定。不过我把办公室的钥
匙交给格罗斯曼时特别叮嘱过他一点：万万不可把间谍档案存入电脑光盘。电脑热
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里，局里一些机灵鬼抱怨说，情报局的档案存储系统太笨，使用
起来极不方便。我没理他们的茬儿。由于新闻界危言耸听的报道，现在几乎无人不
晓，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档案库里存放的档案长达几英里。我并不否认，东德国家安
全机构染上了一种癖好，四处搜集整理本国公民和海外敌人的黑材料。不过我要提
醒撰写头条新闻的记者们，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电
脑化程度极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恐怕不比我们少，不过肯定都储存在电脑软盘或
磁带上了。
前面已讲过，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颇为复杂的相互参照查索系统。按照这
套制度，任何人若想从我们档案中确认一个间谍的身份需要了解3至5个（取决于保
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关的细节，还要经过保密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三套相互关联
的文件。总登记簿里面贮存有间谍（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点排列）的档案以及
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搜集的几十万人的材料。每个处单独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
多不超过60至100名间谍。每个间谍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记有化名、地址和所属单位，
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单位。卡片上从来不写间谍的真实姓名。每个处的这
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级官员保管。局势紧张或爆发战争时，他负责把这
摞卡片从国家安全部带到我们的临时总部。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若想搞清一个间谍的
身份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来找去。如此明目张胆地试图把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
上号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把这些分开储存的档案都存入电脑光盘，
查找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这种办法虽然费点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
些最重要的间谍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当年我借助蜘蛛网模
式已理清了战后德国各家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后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费
力地记住此人属于哪个谍报网，很少有记不清哪个间谍或他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把这类档案储存在电脑里，安全主要靠暗语和不同的保密等级来保障。专
家们试图说服我，一个电脑化的存储系统万无一失。每回他们都讲得天花乱坠。然
而几周或几个月后，某家报纸却报道说，一个12岁的孩子在自己卧室里以“黑客”
手段侵入了军方的电脑网络。我从来不相信电脑。
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是加密的卡片总索引。查询某一间谍的身份和任务绝
对离不开它。这套卡片总索引到了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东德垮台时，我若仍在
位的话，很可能会把它转移到莫斯科。然而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国家崩溃时如何处
理这批档案。情报局以为，一旦爆发战争，这批档案肯定会被转移到位于柏林市东
边格森的战时总司令部里。不过每个处都有自己的紧急藏匿地点。1989年时，如何
安置这批档案取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俄国人如果拿到这批卡片索引会做多大的文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外界纷纷
猜测，莫斯科会收下这批间谍，利用他们的知识继续刺探西德的情报。这批人对西
德的了解可谓透彻。我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换了我是俄国外国情报局首脑的话，
我会觉得这批间谍使用起来风险太大。最后几年的风风雨雨清楚地表明，社会大动
荡时期，平时显得忠心耿耿的人也会叛变。德国的统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好似晴天
霹雳。每一个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东德情报局的特工、官员和耳目很
难推断。1990年夏天，他们已经看出苏联人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莫不义愤填膺。
每次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来我家串门聊天时，必然会提到莫斯科的背信弃义。想当初
曾和苏联人在一起于过无数次的杯，如今我们处境危急，他们却在一旁见死不救。
1990年下半年，我从克格勃内部得到消息，存有东德外国情报局高度机密资料
的光盘落到了中央情报局手里。中央情报局组织大批人马正在突击解译这批材料。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批档案被转录到了光盘上。此后不久，鲁普和维南德等人相继
落网。能够泄露这些人身份的原始材料只能来自我们情报局的卡片总索引，其中包
含了有关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的种种细节。
这批材料是从何处搞到的？是不是被转录到了光盘上？80年代初，战争气氛十
分浓厚。东德制定了细致的疏散转移计划，甚至还在格森地区修建了一个特殊地下
掩体，供我在这里继续指挥手下的间谍，好像爆发核大战后我仍可以通过无线电或
其他手段找到他们似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颇为荒唐。这个地下掩体我只去过一次。
真的打起核大战来，反正也来不及躲进来。我相信，就在紧张备战的热潮中，所有
间谍的登记卡被汇总到一起并存人电脑光盘。是谁下令这样干的，我无从得知。此
后，高级官员若想复制含有间谍名单的光盘就容易多了。
我由此推断，一定是情报局内部有人为了得到一大笔钱并免于受到德国当局的
起诉出卖了这批资料。不要忘了，东德情报局美国处处长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用100万
美元换取这批资料的建议。我之所以觉得这批资料直接落入中央情报局之手，而没
有给俄国人的一个原因是，报纸上刊登出了东德谍报机构把这些档案通过克格勃柏
林站交给了俄国人的消息。出于各种原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禁怀疑
这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试图掩饰中央情报局与一名东德谍报官员之间
达成的幕后交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谍报机构收获最丰的一次。西德
人已不再隐瞒，用于起诉10余名东德间谍的证据中，不少是美国人主动提供给他们
的。在调查我和其他人时，检察官显然有一个间谍化名名单，并千方百计想知道这
些人的真名。例如，情报局的一位前分析员布施1990年受到盘问时告诉检察官，北
约总部里有我们的一个人，并说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1993年夏末鲁普的真名才
暴露。此前，德国各家报纸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允许德国谍报机构查看它单独保存
的一批档案里的名字。
西德人是在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里看到这批名字的。早在两三年前美国
人就搞到了这个名单。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等了这样久才告诉西德人？显然，美国人
这一次如此兴师动众决不是为了侦破东德特务。破获的东德间谍不过是顺手牵羊的
结果。他们猎取的目标就在美国国内，即找出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年复一年泄露
美国机密的鼹鼠。他们知道此人就隐伏在自己身边，而且危害极大，可就是查不出
他是谁。1990年春天哈撒韦找到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1991年，我们隐藏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内的优秀间谍、身居要职的加比被送上法
庭。显然，她被出卖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时西德的出价也比后来低得多。她的男友
卡尔利施克为求自保将她抛弃，不肯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并公开说，与她继续保
持关系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卡尔利施克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由于他是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法院判处缓期执行（所有国间谍罪被判刑的东德人都
获缓期执行，只有我一个人例外！）。加比因为是西德人，被当做出卖祖国的叛徒
判了6年半徒刑。卡尔利施克获释后，跑到法院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大吃大喝了一
顿，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与此同时，与他好了20余年的女友被带到慕尼黑附近的一
家女子监狱服刑。显然，卡尔利施克既不忠于女友，也不忠于我们。对他来说，当
初干这一行不过是为了谋生。
这一时期背叛事件层出不穷。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加
比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被东德谍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出卖而怒不可遏。
我对此深感内疚。过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远不会泄露出去，而且我们会
一直保护她。没想到一个犹大出卖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无能为力，我心如刀
绞。一想到加比在国室里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内心受到自责的煎熬，耳闻
目睹西德新闻界肆意歪曲她的动机和行为，我痛苦至极。
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是帮助加比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加比担心昔日我打的保票
不过是逢场作戏，目的是说服她为我们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许诺会变得
一钱不值。我给她回了一封信，重申“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只把你当作齿轮上的一
个齿，或是这场巨变中的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在这场大变动中，我们大家或多或
少都深受其害。这一切在信上是很难讲清的。我自认为很了解你，但我俩的经历毕
竟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不过共同的命运却把我俩连结在一起。我的安慰
决不是敷衍你的陈词滥调，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我与加比恢复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励。她常常给我打电话并表示，通过与我的
交往，她有了正视过去的勇气。加比还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尽早结束对其他东德间
谍的起诉的团体。这些间谍的案子一直拖着，无法定案。如今我与加比通信用不着
使用密码，也无需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我们这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间谍结果成了
朋友。
虽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东德公民免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同一规则却不适用于
我。1993年5月4日，我来到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级法院，接受对我过去毕生事业
的清算。法院外面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群众。我和安德烈娅在一左一右两位
律师的陪伴下艰难地从人群中挤过。仰头望去，法院塔楼上是一只象征旧日德意志
帝国的张着双翼的老鹰徽记。这种德皇时代的遗迹在战后的德国已十分罕见。法院
门口簇拥着一群迫不及待的记者，等着这场好戏开场后好做文章。一看到我们，呼
啦一下子涌了过来。
我们穿过法院正厅，走向位于地下一层的法庭的路途中又与从后门涌入的一批
记者迎头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楼来到安静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对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诸位检察官。自奥地利边
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后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简短听证，我对这些
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里座无虚席。
我坐在这间法庭里充满了讽刺。身为前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我却因在联邦德
国从事间谍活动受到统一后的德国司法机关的审判。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间法庭正
是1975年审判纪尧姆夫妇的地方。当年审纪尧姆时，西德政府的部长以及联邦情报
局和宪法保卫局的高级官员先后来此作证。证词一律予以保密。为了确保作证内容
不被人窃听，特别修建了这间地下法庭。选择这样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地点开庭绝
非巧合。卡尔斯鲁厄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特别要求在杜塞尔多夫法庭审理我的
案子。早在纪尧姆事件之前，杜塞尔多夫法庭就以判决之严厉而闻名。该法院的法
官在西德同行中属于最铁面无私的。对我提出的指控书长达389页。开庭前我的律师
已屡屡碰钉子。现在又收到了这么一份起诉书。等待我的是什么可想而知。5位法官
鱼贯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对我的正式审判终于开始了。预审期间，我
曾仔细打量过法官席上这4男1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库龙受审期间出庭作证时曾见
过他们一面。
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