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套房子，付给他一笔生活费。呆在这里至少目标小一点。1990年初，卡尼从苏
尔失踪了。我们局的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报局
的人发现他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在他们的劝说下，卡尼自愿返回美国。如果追捕
卡尼的人曾许诺过从轻发落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兑现。当年下半年，卡尼被一个美
国法院判处38年徒刑。
霍尔和卡尼这两个人显然向东德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机密。受到审判的最后一位
为东德当间谍的美国人舍维茨的情况却不那么黑白分明。他为谁搞情报，或者更确
切地说，为谁搞得更多始终是个谜。1976年，舍维茨作为一名和平运动的活跃分子
来到西柏林的肯尼迪自由大学美国研究所任职，后又在位于波恩的外交政策协会做
客座研究员。1980年到1994年，他在位于卡尔斯鲁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从19
76年起，他一直向我们递送情报，包括西德削弱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活动以及东西方
贸易统筹委员会管理高技术出口的种种规定。舍维茨自己称，这些情报来自科尔总
理府内的一位前谍报首脑，可又说从一开始他就是美国的双重间谍，与他联络的美
国官员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斯通。东德和西德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学者和记者
常在这家研究所聚会。舍维茨称，斯通曾向他许诺过，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报
局会出来证实他是自己人。可斯通1991年已去世，身后没留下任何有关舍维茨的只
言片语。法院驳回了舍维茨的申诉，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1年零6个月的徒刑，
而且还是缓期执行。
我并不了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报局知道斯通与中央情报局有染，但他们之间
的关系并不像舍维茨影射的那样。我们确信，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内容常
常被录下音，转送给中央情报局。至于斯通与舍维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我
们也搞不清。
冷战期间，除了对美国开展谍报活动外，我们对北约组织的战略计划也极感兴
趣。我已经讲述了60年代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工作的马格丽特的事迹。我们还
十分幸运地发展了一名在北约组织工作的西德官员做间谍。他叫鲁普。在长达17年
的时间里，鲁普在英国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协助下向我们提供了北约组织的一些最
为敏感的机密情报。
鲁普是个典型的60年代的青年。1967年，西德总理基辛格和副总理勃兰特同意
伊朗国王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后，成千上万的西德青年愤怒地涌向街头，抗议这一
决定。这位国王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秘密警察为所欲为。
反对伊朗国王访问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现暴力。混乱中，一名叫奥内佐格的学生中
弹身亡，60余人被捕。学生运动由此诞生。当时在杜塞尔多夫主修经济的鲁普参加
了这股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议浪潮。在一次游行中，走在他旁边的一个中年人邀他
活动结束后一起喝啤酒，吃顿饭，顺便聊聊政治。这个自称库特的人和鲁普一样，
对右翼极端分子势力的抬头表示担忧。两人越谈越投机，对实行民主制的西德为了
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国王这样的杀人犯的虚伪行径气愤不已。
突然，库特将话题从街头抗议活动移开。“有时一个人可以抵得上一支军队，”
他单刀直入地对鲁普说。这是一次发展鲁普做我们的间谍的大胆尝试。结果成功了。
鲁普很快意识到，他的这位酒友来自东德。至于他是否知道库特是我们在波恩
地区的一名特工，我不大清楚。这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22岁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库特
的邀请，来到东柏林与他深谈。其间情报局的另外两位官员也与鲁普见了面，对他
的才华极为欣赏。鲁普能说英语和法语，智商出众，对政治经济学也很有研究。我
们的一位官员建议他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里谋个职。鲁普当时并没有想
好大学毕业后去哪里，于是同意了。为了便于日后在北约找工作，他离开了杜塞尔
多夫大学，选择在布鲁塞尔修完最后一个学期的课。鲁普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大学
毕业后，应聘去应用经济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这里再跳到北约十分容易。没过多
久他就在北约组织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研究军火工业对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鲁普通过信使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他在北约总部内了解到的其他情况转交给了东柏
林。我们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约工作期间，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
结了婚。她对跑到东柏林过蜜月一事的含义似乎没怎么多想。
婚后，鲁普在北约组织里步步高升。时隔不久，他开始向我们提供关于北约各
成员国防卫能力的详尽情报。他的妻子安妮一克里斯廷此时已明白丈夫频频往阿姆
斯特丹跑是与东德特工秘密接头，对丈夫躲在家里阁楼上偷拍文件的举动也都看在
眼里。她成了他的好帮手。安妮一克里斯廷在北约综合系统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
后，也为我们窃取那里的情报。1977年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她洗手不干。鲁普一直
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干到1989年。在这期间，他交给我们一批价值连城的北约文件，
如《危机手册》、长达300页的《武装部队计划》、《预防措施最后文件》等等。s
b年代初，他还提供了有关北约国家第一次打击计划的详细情报。然而对我们来说，
鲁普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并以浅显的语言解释了我们称之
为北约汉语的北约组织内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缩略语。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对鲁
普提供的文件赞叹不已，甚至问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说，北约将军
阅读过的文件，我也阅读过了。
我曾希望鲁普为我们工作的事永远石沉大海，本书中无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
世事难料。昔日我们的绝密档案如今被置于一个灰飞烟灭的制度的停尸板上任人研
究来研究去。不过像这种因东德外国谍报活动被公之于众而导致重要间谍暴露的事，
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时，我没有看出鲁普有暴露的危险。
同我们在西德境内的间谍相比，他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工作更加安全。我坚信，即
使西德方面怀疑北约组织里有我们的人，他们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谁。最后是布施
博士出卖了他的化名。布施是我们情报局内的一名军事情报分析员，1990年起开始
向西德联邦情报局透露他所了解的情况。布施知道鲁普的化名，但不知道真人是谁。
1994年，鲁普因出卖机密被判12年徒刑，罚款30万马克。法院称，一旦爆发战争，
他出卖的情报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依我之见，鲁普向我方
提供北约的情报促进了缓和的气氛。如果没有鲁普，我们对北约组织就会惧怕甚于
了解。
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判鲁普有罪显然是非法的。国际法和德国宪法里均有一
条原则：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和平统一后，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间谍可以安然无恙？如果以前坐过敌人的牢，甚至还可以领到一
笔赔偿金。而为另一个国家效力的间谍却被判长期徒刑，兼罚以巨款？对有些间谍
来说，冷战终于结束。而对于其他一些间谍，冷战仍在继续。
隐面人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不用说，我自己决不会自愿冒险去美国。然而由于命运的使然，我却来到了纽
约。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停留在布莱希特的诗歌、魏尔的音乐和洛尔
主演的反映黑帮团伙的电影上。那是1965年。4年前，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政权被
推翻。应古巴的邀请，我飞往哈瓦那，帮助卡斯特罗政府组建一个有效的谍报机构。
日后，古巴和捷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谍报机构中均成为佼佼者。可当时古巴在这方
面还是个白丁。我的任务是从头教起，从谍报工作的基本知识到建立安全的解码和
档案系统。古巴不久前的革命胜利令人振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启程前往位于资本
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叶社会主义孤舟。从东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飞布拉格，
然后途径苏格兰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尔克坚持我坐的飞机甚至不得在一个北
约国家着陆。“天晓得他们掌握了有关你的什么情况！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他
说。于是我改飞莫斯科，搭乘俄国人定期飞哈瓦那的直达航班。
1965年1月6日，我在两名助手的陪伴下飞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
气温降至华氏零度以下。我们一行3人穿过谢列梅捷沃机场，钻进等候在一边的汽车
时冻得浑身发抖。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和他手下的外国情报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
正等着与我会晤。见面后，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古巴内政部的情况以及已在古巴的克
格勃人员和他们开展的活动。
当天晚上，我们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安…124型客机再次启程。
这种型号的飞机是苏联民航中最大的一种。空中小姐玛丽亚对我们这个人数寥寥的
代表团照顾得无微不至。看得出，她是克格勃的人。飞机上的大多数乘客要么是苏
联海军军官，要么是携家眷一道去共产主义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军事专家。大家
都有一种创业的感觉。惟一两位其他国籍的人来自中国，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
他们就坐在我们前面，皮包带紧紧缠在手腕上，目光几乎一刻也没离开过脚下的皮
包，似乎生怕我们一跃而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邮袋偷走。机舱后面空空如
也，后排座位一律被拆掉。乘务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减轻飞机负荷，确保有足够的
燃料飞到8000英里以外的目的地。我们听后不禁松了口气。
飞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凭窗远眺，加拿大海岸线跃入眼帘。几小
时后，我估摸着快到古巴了。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刮了胡子，为抵
达哈瓦那做准备。这时，我发现太阳的位置不大对头。强烈的气流使飞机剧烈摆动
起来，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飞机一头向下扎去。只见大海迎面扑来！
由于驾驶员并没有告诉我们飞机出现异常，我不禁一阵慌乱。这大概就是飞机失事
前的瞬间感觉。转眼间，飞机在跑道上降落，飞旋的轮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声嘶
力竭的叫声。我贴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现一行大字：欢迎光临肯尼迪国际机场！
所有的人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飞速地推测着：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是燃料不够了？还是突遇险情，紧急迫降？或者是苏联驾驶员突然
觉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们这些来自一个东欧国家谍报机构的使者本来是去
帮助世界另一端孤立无援的盟友，结果却被抛入敌营心脏美国。我一时全然不
知所措。
发动机渐渐停止了转动。成串的警车飞驰而来，将飞机团团围住。警笛呜呜叫
个不停。“真他妈的！”我旁边的人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我们做好了警察冲上飞机
的准备，可等了好久，不见一点动静。一连几小时，我们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里，
如坠五里雾中。我紧张地推测各种可能性，没有一种能让人宽心。我们这个代表团
的3名成员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护照，然而此时东德尚未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
在美国境内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帮助我们。我随身携有一个小文件袋，里面的文
件显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多亏苏联民航对行李限制不严，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
边过道上一个婴儿车的垫子下面。
此时，蜂拥而至的摄影师和记者把飞机团团围住。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记者证
夹在帽檐上，和《头版》报社的记者一模一样。他们正与美国警察交涉，要求允许
他们上飞机。我暗自祈祷警方千万不要放人上来。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
的头版上，天晓得东柏林会急成什么样。当时西方仍不知道我长什么模样。事后才
知道，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这还是苏联飞机首次在美国本土降落。我们
这架飞机的不期而至在当地引起了轰动。透过窗子我看见摄影记者打手势让我们冲
他们挥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记者急得上窜下跳的样子，我们不禁觉得滑稽可笑。
这种时候，有点幽默感可以说是最好的伙伴了。我们几个人开始猜测米尔克听说他
的外国谍报首脑及其他两位高级谍报官员被困在肯尼迪机场跑道时的反应。他八成
会跟苏联人抱怨说：“同志们，当初让他们乘你们的飞机是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
现在可倒好，他们身处险境不说，简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是早晨时分。机库后面的高速公路上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我开始胡思乱想起
来。倘若我是一个普通乘客，抵达纽约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能凭外交护照穿过海
关，然后打电话给菲希尔，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明斯吗？在莫斯科住在
阿尔巴特小区的日子里，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亲被关在法国期间，靠了明斯
的帮助才得以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卢卡斯应该也住在纽约附近。他是父亲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间我忽然
有一种常人皆有的轻松自由感。由于历史、个人经历和信仰方面的种种因素，我的
大半生过得谨慎小心。
胡思乱想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我很快又回到现实中来，推测起意外来到美国的
种种可能后果。假如美国人查出我是谁，会以什么罪名指控我呢？美国人仅仅满足
于扣留我，还是就地审判我？当时我们正在训练一批优秀的间谍，准备让他们改名
换姓潜入美国。所幸的是，此前由于外国情报局内负责监视西柏林美国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