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的穆斯林对他们和我们这些东德人显然疑心重重。然而无论哪一派，跟我们伸手
要东西时毫不羞涩。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马上对我们横加指责。他们常常忧伤地
带我们去看英国人遗留下的破裂的船只，陈旧的电台和磨损了的电话线，期待我们
帮他们重建全国的基础设施。
桑给巴尔的领导人分为几派。一派以卡鲁姆总统为首。他以前是海员工会领导
人，讲起话来活像一名英国工会会员。另外两派的首领分别是他的两位副总统汉加
和恩巴布。曾留学苏联的汉加狂热地支持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恩巴布则是中国模
式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恩巴布为了显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每逢国宴必要放国际
歌。唱片虽已磨损，音量丝毫不减。桑给巴尔之所以选中东德作为它的主要伙伴，
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政府成员意识形态五花八门上。没过多久，我就摸清了底细。请
我们来原来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上的考虑。鉴于东非联盟国家经济上依赖与英
国的传统贸易和金融往来，与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公开交往都是不明
智的。而东德经济上相当发达，完全有能力提供谍报方面的咨询及基本器材。与此
同时，它在国际上又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不至于惹恼其他的财东。
我们来后没几个月，岛上开始盛传桑给巴尔将与坦噶尼喀组成联邦。我们对此
深表关注。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与伦敦关系密切。如果两国真的结成联邦，估计
英国政府会向桑给巴尔施加压力，迫使它中止与我们的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本
来是被请来做谍报顾问的，可东道国的谍报官员一个个却对我们守口如瓶。
1964年4月24日，我们获悉两国确实要合并。新成立的国家起名为坦桑尼亚。就
在前一天，政府官员还向我信誓旦旦地发誓没有这回事。我于是飞到较小的奔巴岛，
视察当地新建的谍报机构。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与一群新招收的谍报学员在落日的
余辉下围坐在一起，回答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气恼
地中断了这次访问，飞回主岛。一艘东德货船为了把我接回推迟了启航时间。辛辛
苦苦干了3个月后，我不甘就这样悄然离去。我想弄个明白，桑给巴尔到底会不会背
叛我们。此外，这还牵涉到我们在桑给巴尔的经济利益。我们为该国的边防部队建
立了一支小小的船队，并派船员和机械师去东德接受培训。结果证明我们的担心是
不必要的。两国合并后，桑给巴尔的确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政府部门大楼里，悬
挂的尼雷尔画像总是比卡鲁姆的画像低那么一点。
当时我们是诚心诚意帮助桑给巴尔，不像后来与第三世界打交道时那样掺杂了
私心杂念。我们坚信，援助桑给巴尔可以为非洲人民的自由做出贡献，使他们过上
更美好的生活。不过坦率地说，能够在英国和西德谍报机构一直把持的世界这一地
区开展工作，我们这些东德谍报人员感到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们长途跋涉后，
来到美国在桑给巴尔建的一个卫星地面跟踪站。地面站外面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士
兵，肩扛一杆大枪。我们走近他想自我介绍一下，他摘下枪对准了我们。不过最后
还是放我们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居然又钻进一个美国人
修建的卫星地面站里！
当时我们十分天真，对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后果缺乏清楚的认识。东德派来
的训练有素的联络官和专家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积累的谍报工作经
验传授给了桑给巴尔。在我国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桑给巴尔的谍报机构迅速膨胀到
可笑的地步。按人口比例计算，它很快超过了东德谍报机构的规模，而且还在不断
地扩大。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卡鲁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狡猾，善于挑动大国互相
争斗。1965年，中国人大批涌入桑给巴尔。我们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侵蚀。尤其令人
气愤的是，我们应桑给巴尔政府的请求刚刚给他们搞到一批拖网船，一个携带农具
的中国代表团即抵达该国。这批援助为此黯然失色。更让人难堪的是，后来发现这
批拖网船不适于在当地的水域作业。
中国人精明透顶，很快就站住了脚。不出几周，公共场所的乌布利希画像要么
被摘走，要么在其旁边更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更大的毛泽东画像。莫斯科对这种象征
性的做法极为重视，要求我们上报一共挂了多少幅毛泽东画像，都在什么地方。我
们于是开始了这项毫无意义的统计。
记得离开桑给巴尔前还和一个美国人有过一面之交。当地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
木薯。每到收获季节，岛上的外国人都受到邀请，参加收获木薯的劳动。到了地头，
先是乐队奏乐，士兵跳舞表示欢迎。随后开始收割，一直干到腰酸背疼为止。我旁
边是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一个个头不高，目光警觉，精力充沛的人。当地人把我
俩带到一边，尽可能婉转地解释说，我们错把纤小细嫩的木薯当成了杂草，将其连
根拔出后扔进了垃圾堆里。我好奇地想，这位叫卡卢奇的美国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许
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后来一直做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尽管我们帮助桑给巴尔纯粹出于公心，扩大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活动的基本动机
并没有因此消失，即继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到了19
69年时，访问东德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叙利亚和
埃及不顾哈尔斯坦主义，打开了与东德的关系。苏丹、南北也门、刚果（布）、柬
埔寨和罗得西亚解放运动紧随其后。接待一次埃及内政部长意味着要按照米尔克的
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两遍。国家安全部大楼的院子里还要排列好仪仗队和青
年合唱团。我开始感到这种关系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不管访问奇乡异国多么富于刺
激。米尔克和我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我们在欧洲谍报战中的优势，而参加这些送往迎
来的活动占用了我们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今一些中级官员
却被派往人地两生，政局不稳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工作。烦恼归烦恼，发展这方面
的关系乃是我国领导人的旨意，不是我能决定的。对此谍报机构只有贯彻执行。
有一段时间我们尤其重视与埃及的关系。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纳赛尔总
统通过他的内政部长戈马将军表示，他希望与我们交换情报。我的副手访问了开罗，
受到隆重的接待。原来纳赛尔想请我们帮助查出隐藏在埃及政府和军队中的以色列
特务。他认为这是埃及战败的原因。
我们告诉纳赛尔，东德在以色列没有间谍。他听后大失所望。可我们说的是实
话。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东德始终未能渗透到以色列的谍报机构里。在
莫斯科的督促下，早期我们曾试图从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发展我们的人，但一直
没有得手。我们所需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大致上可以通过美国和西德的渠道以及
后来巴解组织谍报机构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担心会陷到中东里面，无法自拔。可苏联人与以色列这个敌人较上了劲
儿。我决不会仅仅为了帮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出口气而花费气力去搜集情报。在
我眼里，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我看到渗透活动事倍功半时，马上停止了
在以色列发展间谍的活动。
再说有迹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换情报时藏了一手。我们表示希望了解北约国
家在中东地区的谍报活动。埃及谍报首脑穆罕巴拉为此接见了我们。此公为人狡黠，
首次会面时用的是假名。我们知道他跟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
一手，以免他把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告诉美国人。为了增加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埃及
谍报官员领我的代表参观了一家制造火箭的秘密工厂。这是一家奥地利企业在前德
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一位同事皮尔茨的帮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认为工厂里有人
搞破坏，想请我01协助侦破此案。我不想让人觉得我of情报局好像是一个谍报方面
的咨询机构，哪个国家出钱雇我们，就替它解决国内问题。因此回绝了埃及人。
我认为，在海外开展谍报工作必须要找与我们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赞成与那些
和苏联及东欧不是一条心的国家做临时性的交易。时隔不久，我们看出与埃及的合
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结束了这种关系，但与戈马本人和他主管的内政部仍有来
往。1970年纳赛尔死后，新上台的萨达特指责戈马是叛徒。我们情报局在开罗的成
员减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内任联络官员。他主要负责大使馆内和馆
员的安全保卫工作。搜集有关美国、西德和其他北约国家谍报人员在埃及活动的任
务落到了合法驻外人员的身上，即一国驻外使馆内伪装成外交官的谍报人员。我们
在开罗的人将情报送回国内情报局主管中东事务的第3科，然后再上转负责第三世界
事务的第3处处长，由他交给我的副手耶尼克将军。耶尼克只向我汇报他认为确实重
要的内容。我们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也是一样，先把情报报回主管
美国的第2处，然后再转给第11处处长，由他交给耶尼克。
1969年5月，距纳赛尔去世前几个月，一批进步的军官在苏丹军事学院院长尼迈
里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我们置桑给巴尔的教训于不顾，觉得苏丹是个很有希望的
国家，有可能成为我们打入中东的一个瓶子。夺取政权的苏丹革命指挥部渴望建立
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并请东德提供谍报及经济上的援助。
我对苏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该国北部人民有着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传统。
苏丹人不信任埃及，因为它曾长期扮演英国在这一地区代理人的角色。苏丹北部的
穆斯林与南部地区信奉泛灵论的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国家陷入混乱。从刚果、扎伊
尔和埃塞俄比亚涌人的难民进一步加深了苏丹的贫困。由于位于战略要地，苏丹吸
引了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及雇佣军。这些人为所欲为，常常和自己一方也不是一条
心。
苏丹革命后不久，我访问了该国。显然，我见到的这些青年军官对他们现在需
要捍卫的社会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参加革命出于其他的原因，如渴望国
家独立，战友之情或是换一种名义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一位军官不无自豪地告
诉我，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因为每个星期五他向穷人提供免费餐。我与尼迈里的
会晤不带个人色彩，只涉及公务。一次我陪他出席一场群众集会。只见他从吉普车
上一跃而下，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讲演期间，尼迈里多次被男人的口哨和女人
的呼喊声打断，中间夹杂着事先安排好的捧场喝彩。随后他跳上吉普车，一溜烟地
开走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和内政部兼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哈马达拉更熟。
苏丹的警察和谍报人员大多是英国或埃及人统治期间训练出来的，一副英国人的派
头。进出房间时，他们会在拳头和肘弯处夹一根短棒，转身时迈正步走。
我第一次见哈马达拉是在他家的花园。他身材魁梧，黝黑的皮肤泛着光亮，显
得非常健康。他一手抚摸着牧羊犬，一手招呼我进来。我与他促膝交谈。哈马达拉
冷静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以及建立一支意志坚强、不
偏不倚的安全部队的重重困难。除我俩外，桌子旁还坐着一个身材略矮，身穿卡其
布军服的男人。见面时哈马达拉只是简短地介绍了他一下。他的名宇听上去像阿拉
伯人。以后东德开始与南也门打交道后，我又见到了他。他叫穆罕默德·穆提尔，
是南也门安全部门的首脑，以后任外交部长。后来因执政党内的派系斗争在狱中被
毒死。
哈马达拉是少数几位与我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的非洲政治家之一。
他去东柏林看过我几次，对自己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之间
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苏丹革命前他从未去过社会主义国家，但对非
洲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有着令人惊奇的成熟想法。他非常担心尼迈里会解散革
命委员会，投靠西方。“在这件事上你们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还得靠我们自己解决，”
他阴郁地说。
哈马达拉的预测很快成真。1970年，尼迈里掉转航向，将哈马达拉和其他左派
人士逐出革命委员会。第二年，左派人士发动政变未遂后，尼迈里将政府内所有社
会主义者悉数逐出。当时哈马达拉正在伦敦。他不顾我们的劝告，决定飞回祖国，
重整旗鼓与尼迈里斗下去。然而他乘坐的英航包租飞机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
迫降在利比亚。卡扎菲马上将哈马达拉和一名随从引渡给苏丹。哈马达拉被判处死
刑。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临刑前，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与卫兵平静地交谈。
一小时后即被处决。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又一位朋友在正义的斗争中献出了生
命。即使是今天，我仍然认为，哈马达拉的牺牲使苏丹失去了它的最优秀的儿子之
一。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国人。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我
们无法继续作为谍报顾问在苏丹工作下去。1971年，我们撤回东德，再也没有返回
苏丹。
撤出苏丹前不久，我还和本世纪最臭名昭著的雇佣军头子之一的斯坦纳打了一
次交道（和我们贿赂过的西德联邦议员斯坦纳不是一个人）。斯坦纳1933年出生于
慕尼黑，是个地道的雇佣军头子。他干这一行始于法国外籍军团。在越南争取独立
的战争中，他所在的特种部队曾与胡志明的部队交过手。1954年法国战败后，他又
跑到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施展他打仗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