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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大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殉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太太睁大晶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象个考官。
“一位大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么？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
。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c太大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象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上都很感激她，正是固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说过一两句轻松的趣话后，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尊贵的亨利哀太太”的下落。
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那次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对照起来，更让我体味到那几位死对头的讽刺和冷淡。c太太一向非常矜重，在吃饭时间以外更不爱找人聊天，现在却常常趁着机会在花园里跟我谈话，并且——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她确是对我格外垂青，正因为她平日分外矜重，一次单独交谈就足以教人觉得是特殊的荣宠了。真的，讲得直率些我还必须说：她简直是故意找上我，借了各种因由走来跟我说话，每次作得用意显明，幸亏她是一位萧萧白发的老太太，不然真会让我想入非非了。可是，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总要回头，老是落到一个论点上，落到亨丽哀太大的问题上：她象是感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兴味似的，谈起这事就对那个忘掉自身责任的女人大加非议，极力谴责别人心志不坚。然而就在同时，看见我始终如一，对那位纤弱秀丽的女人不改同情之心，任什么也难使我放弃原意，她又似乎深觉快慰。她一再将我们的谈话拉往这个方向，到后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对于这种古怪的、几乎象是忧郁症造成的执拗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
象这样过了好几天——大约五、六天，这种方式的谈话在她说来为什么很关重要，她却不曾有一言半语泄露秘密。不过，其中一定别有缘故，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偶然提起，我的假期已满，准备再过一天就要离开了。立刻，她的素来静如止水的脸上突然了露出异样的紧张表情，恰象一片云翳天外飞来，罩住了她那双灰碧似海的眼睛：“多么可惜！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谈哩。”从这一霎开始，她现出一种迷离恍惚的神情，显而易见，她说这话时那桩时刻忘怀不了的事又在脑子里升起来了。最后，她自己摹地惊觉过来，沉默了半晌，这才出其不意地向我伸出手来说：
“看来，我想要对您说的话是难于口述明白的。我宁愿写信告诉您。”一说完她就急急转身走回公寓，步伐匆忙，完全不是我平日习见的那样。
果然，当天傍晚快要开饭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发现了一封信，正是她的有力而爽朗的笔迹。遗憾得很，我年轻时对待文件书信相当随便，因此没法在这儿引录原文，只记得信上曾经问我，能不能听她叙述一件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她在信里说，那段小插曲如今已成陈迹，跟她现在的生活是没有什么牵连的了，而且我是再过一天即将远去的人，把二十多年来埋藏心底的苦恼事对我倾诉一回，作来也还不算太难。因此，如果我对这样一次谈话并不感到冒昧的话，她很想求我给予她一小时的时间。
以上只是那封信里的主要内容，原信在当时异乎寻常地感动了我：信是用英文写的，单是这一点就赋予了它极度明晰而果决的力量。可是在我这一面，回信万难措词，我起了三次稿都终于撕毁，最后才这样回答：
“您对我这么信任，我实在深引为荣，如果您认为必要，我可以保证严守秘密。凡不是您愿意吐露的事，我自然不敢强求。唯愿您叙述时，能够对己对人处处牢守真实。您对我的信托，我全当是特殊的荣宠，您可以相信我这话决非虚套。”
晚上，我将这封短信送到她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我又发现了一封回信：
“您完全正确：一半真实毫无价值，有意义的永远只在全部真实。我将竭尽全力，作到无所隐讳，以免违背我的本意，辜负您的期望。请您饭后来我屋里——我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用不着避谗防嫌了。因为在花园里或人多的处所，我难于从容谈讲。您总能相信，在我说来下此决心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那天中午，我们在饭桌上还见过面，神色自若地谈了几句不关紧要的话。可是，吃罢饭来到花园里，她遇着我却慌忙闪避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竟会羞羞怯怯如同少女，一转身溜进了松荫夹道中，我看着不禁深为痛苦，同时觉得大受感动。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我在她的门前敲了两下，房门立刻应声开启：里面灯光很弱，平时原很阴暗的房间里此刻只点着一盏台灯，在桌上投射下一圈黄影。c太太一点也不局促畏缩。她走过来迎接我，让我在一只圈椅上坐下，然后自己也面对着我坐下了：这些动作，我注意到，每一项都是她预先暗自排定了的。然而，这之后却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无语的场面，一次显然非她所愿的静默——迟迟难下决心的静默，竞至愈延愈久，而我也不敢轻发一言打开这个僵局，因为我看出，一个坚强的意愿正在努力挣扎，要战胜一种顽强的抗拒心情。楼下客厅里不时地隐约传来华尔滋舞曲的断续乐声。我屏息敛气，仿佛想要减轻一点这场静默的沉重压力。c太太也似乎感到这种不自然的紧张局面很难受，她突然振作精神，象是要纵身跳跃似的，马上开始说话了：
“最难说出的只是第一句话。两天以来我早有准备，要讲得完全明白而又真实：但愿我能作到。您现在也许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向您，向一位不很熟识的人，讲述这一切。可是，从来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小时，我不曾想到过这桩往事。我这个老女人的话您不妨认真相信：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对于其中唯一的一天，竞全神贯注凝望了整整一生，这实在是不堪忍受。因为我打算讲给您听的事，全部经过只占去我这六十七年生命里一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我曾经反复宽解自己，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我对自己说：一生里既只有一霎时糊涂过一次，那又算得了什么。然而，一般人用一个很不确定的名词称之为良心的那点什么，是无法逃避得了的。上回听到您十分冷静地评论亨丽哀太太的事件，我曾经暗自思忖：如果我能够下一次决心，找到一个什么人，将我一生里那一天的经历对着他痛快地叙说出来，这样也许能结束我这种毫无意思的空自追忆和纠缠不已的自怨自艾。我信奉的要不是英国国教，而是天主教，我会早已得到忏悔的机会，说出了一切，以求解脱独自隐忍的苦楚，——这种安慰在我们是无分的了，因此我今天试用这个离奇的方法，借着向您叙述来自求解脱。我知道，我这一切非常荒诞，可是，您既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我得要向您表示感谢。
“正是，我已经说过，我打算向您叙述的仅仅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天——其余的一切在我想来全无意义，别人听来也很乏味。我四十二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步步不离常轨。我的父母是苏格兰有钱的乡绅世家，开着几座工厂，还有许多田产。我们过着乡间贵族式的生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田庄上，夏季上伦敦去歇暑。我十八岁时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他是名门世族r家的第二个儿子，在驻印度的英国军队里服务过十年。我们很快就结了婚，婚后在朋友圈里过着欢乐无忧的生活，一年中三个月留在伦敦，三个月消磨在自家的田庄上，剩下的时间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去旅行。我们的婚姻非常美满，从不曾蒙上过半点阴影，我们所生的两个儿子如今也早已成人。在我四十岁上，我的丈夫突然去世了。他从前在热带地方的长年生活使他得了肝脏病，这次旧病复发为时不过两星期，挨过这段可怕的时间我就永远丧失了他。我的大儿子当时正在军队里服役，小儿子在大学里念书，这一来我突然陷入了空虚寂寞中，象我这样惯受温存体贴的人，一旦孤单独处实在痛苦不堪。那所凄凉的宅院处处令我触景伤情，念念难忘失去了亲爱的丈夫的悲痛损失，我只觉得在这所房子里再多待一天也不可能了：于是我决定，在我的儿子们成家以前，尽量将那几年时光用来旅行以遣愁怀。
“对于自己从此以后的生活，我基本上将它看作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用处的了。二十三年来与我形伴影随心同意合的人已经亡故，孩子们并不需要我，我也担心自己抑郁寡欢会破坏他们的青春之乐——为自身计我倒是无所希求、无可贪恋了。
最初，我移住在巴黎，烦闷时出去逛逛商店和博物馆；可是，那座城市和周围景物入眼生疏少趣，那地方的人我也不愿接近，我不高兴受到他们因见我服丧而表示礼貌的怜惜眼色。这几个月昏沉恍惚东飘西荡，那种日子究竟怎样度过的，我自己也很茫然：我仅仅记得，当时我始终怀着一死了结此生的愿望，只是缺乏勇气，自己不能促成这一苦痛的心愿。
“在我居孀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四十二岁那一年，还是因为别无安顿，只好照旧四处流走，混过这一段已经失去价值、令人恹闷欲绝却又不能速死的时期，于是，我在三月末来到了蒙特卡罗。实在说，我到蒙特卡罗来是由于孤寂无聊，由于那种令人难受的、象是一阵胀塞胸臆的恶心似的内在空虚，这种内心空虚至少得要找点外来的琐屑刺激填补一下。我自己越是失情少绪心冷意沉，却越是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推往一处人生巨轮旋转得最为迅速的地方：对于缺乏人生体验的人，欣赏别人情感激荡倒不失为一种神经感受，戏剧和音乐就有这类作用。”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就常常观光赌馆。在那儿可以冷眼旁观，看那些人时而喜不自禁、时而惊愕失色，无数张脸瞬息万变幻化无穷，这种惊涛险浪同时在我身内震撼起伏，使我因而目眩神迷。另外，我的丈夫从前也爱光顾赌馆，偶尔入局从不逞性，对于他往日的这个习惯，我仍怀有某种无意的虔敬之心，继续受着它的引导。正是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