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的问题，包括人权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
如果我们重复30年代同国民党中国打交道时的做法，只是在城市做生产、搞投资、办教育和旅游，那我们就可能会再次对农村的情况感到吃惊、困惑和愤怒。中国的农民不会像我们的农民那样消失到城市中心去，他们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在农村呆着了，而且毫无疑问还会继续呆下去。现代变革才刚刚开始触及他们。周、邓的现代化讨一划正寻求我们在培训、设备和合资企业方面进行技术投资。我们不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熟悉的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了，应该多考虑我们尚不了解的农村。如果向中国提供帮助时很盲目，只了解他们用英文告知的情况，而不了解中国朋友的困难与问题，那就会重蹈40年代的覆辙，在中国造成另一场美国灾难。
我们现在同意，台湾是一个实行自治、拥有武装的省份，而且从长远观点来说北京对它拥有主权。因此，持续30年之久的两个中国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又面临另一个“两个中国”的问题，即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的问题。中国革命并未结束，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两者有时一致，有时冲突，因而导致了总是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政策上的曲折，这些曲折正像人们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一样，是革命进程中必有的现象。
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旨在把农民从二等公民的地位、无知和缺衣少食中解救出来，它试图消灭由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官员、商人、地主和一切城市剥削者组成的旧的统治阶段。但是，在发动农民实现这一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毛的高度崇拜，就像对某种民间宗教的信仰一样；毛晚年的追随者（以所谓“四人帮”为首）最终成了反理性的教条主义者。正如加尔文派教徒清除原罪那样，他们以“政治挂帅”，对“资产阶级倾向”发起攻击，反对物质刺激，认为物质刺激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既不办教育，也不搞生产，导致了经济停顿。“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又改变了路线。
在邓小平领导下，旨在把现代技术应用于中国生活各个领域的另一场革命，现在正在进行，我们应该帮助它取得成功。但它到底能取得多大成就，北京是否会把它当作长期的主要国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各种类型的外国人都能在中国找到伙伴。我们的鸦片商曾找到中国人为其推销鸦片，传教士也曾找到乐善好施的中国人。如果没有我们服务总署那些骗钱专家们的帮助，在资本主义美国搞采购的中国人，会真正觉到自己身在敌国。和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要用长长的筷子。甚至连住在中国新的大宾馆里的外国游客施舍的10 美元一张的钞票，都能使人堕落。我们尊重可口可乐，它确实无可辩驳地为美国赢得了美名，但我们也怀疑可口可乐是否真正符合河南人的口味。在夏令时节，它能满足上海人的要求，可它能增加林县的耕地吗？喝可口可乐的人能浇灌更多的耕地吗？
在制订钢铁、煤炭和石油的生产计划和加强工业建设时，我们必须戴上双光眼镜，以免看不见农村的8 亿人口。1949年以来，农村人口翻了一番，但他们还是极端贫困。如果我们帮助培养的城市新特权阶层与农村失去了联系，毛的幽灵肯定会在许多村庄出现，大喊“别忘了我！”由于现在能识文断字，而且又有了收音机，地球上最团结、最庞大的一群人正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邓小平计划在中国农村控制一定程度的连锁反应，会有不少风险。可以预料，再过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能为中国城市提供口粮，以换取我们无法廉价生产的商品。但是，这种共生现象只涉及到一小部分现代化和国际化了的中国人，他们只有2 亿到3 亿人，而仍处于贫困状态的10亿农民，可能还需要重新组织。总之，我们需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国所需的技术，需要品味的不只是中国为旅游者提供的佳肴，需要提供的也不只是听到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所表现的热情。他们也存在问题，鉴于未来是全球共享的世界，我们无法逃避同他们的联系。
目前的出版物全面反映了这些问题以及西方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些书还解释了许多中国官员认为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完全没有用处的原因。当前，他们肯定更喜欢西方经济学家，而不是西方社会学家。
毛号召把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人们意识与道德标准的手段，而邓则主张搞物质生产。邓的计划是在1975年的一系列会议上制定的，并载人了三个文件；但“四人帮”把这三个文件斥为“三株大毒草”。在邓的总政策声明中，每一段都援引了毛主席语录；而关于工业发展的阐述，则对现在执行的路线进行了实事求是和相当具体的预测。
总的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5 ％，工业每年增长9 ％。这种增长率令我们羡慕。如果政治稳定，军事开支能受到控制，那么，逐步、缓慢地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生活水平不会自动改善，有几个因素可能会妨碍它的提高。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政治动乱和扩军，而且还包括恶劣的气候或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
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缺少可耕地。平整和合并土地、在山上修梯田和开垦荒地等做法，效果都越来越不佳。某些造田计划会使美国人感到莫名其妙。例如，他们在河床上种庄稼，而在河床下挖一条隧道让河水通过。修建这样一条河底隧道的石头是用人力开凿的。这些人力和修筑长城的劳力一样，都十分廉价。这种劳动力现在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缺乏生产设备，生产率仍然很低。邓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的是把劳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这些乡镇企业现在为当地农村提供水泥、化工产品、铁、电力、机械和消费品。拿美国或苏联的标准衡量，这些小企业的质量很差，而且是一种浪费。但是，农村必须办工业，尽管中心城市的大生产很经济，中国还是要摒弃这种做法，因为它缺少能把商品送到8 亿消费者手里的运输系统。村镇必须在原地搞工业化。
中国人口众多，统计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中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生产国（仅次于美国、苏联和沙特阿拉伯），但它的人均现代能源消费量在世界175 个国家中接近第100 位。而中国其他东西的比例却极大：有350 万人的军队；世界上第三大空军，第三大非军事援助计划，每年向第三世界派2．4 万中国技术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制造业。所有这些都使它成为一个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大中华在统计数字上很庞大，但中国人必须紧巴巴地过日子。
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工业急速发展，而农村的粮食生产每年只增加3 ％一3．5 ％左右，刚刚超过人口的增长（1．8 ％—2 ％）。因此，能剩下来供商业和工业用以提供出口赚取外汇的农产品很少。尽管从1964年到1974年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不到3 ％，现在的计划却要求每年增长4．5 ％，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产粮国能保持4．5 ％的增长速度。新的化肥厂（正像经济学家生动描述的那样）“全力以赴”，这有助于提高粮食生产。增加粮食生产的另一个策略是强化对土地的使用，每年不只种两季庄稼，而是种3 季。然而，我们的经济分析家认为，对这种种多季庄稼的做法，需要做成本分析。由于这种做法需要早熟的种子、更多的劳力、肥料和灌溉，因此它实际上可能并不经济。
同时，邓断断续续地达成了一连串用外国资金购买日本卡车、英国飞机、法国反应堆、德国化工产品、美国饭店联号和石油技术的协定，这说明他抛弃了毛自力更生的信条。邓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恢复了一人治厂的“专制主义”，追求利润，反对平均主义，并且重新发动农民。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通过四个现代化加强国家的实力。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看来十分富裕。而在中国农村，情况就不同了。尽管邓的改革使一部分农民富了起来，但是其他农民变穷了。如果穷人的数量大大超过富人，毛主义可能会死灰复燃。中国以前曾发生过农民起义，我们必须仔细关注中国农村。
此篇评论的是《毛逝世后的中国经济，官方文件摘要》第一卷：（政策与现状》，1978年n 月9 日由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78年）；迟新所著（（ “四人帮”一案：邓小平“三株毒草”的首次转化》（香港：宇宙出版社，无出版日期）和《邓小平：政治传记》（香港：宇宙出版社，无出版日期）以及类似的著作，发表于1979年3 月8 日套纽约书评》，题为《新的两个中国问题》。
26 相似之处和问题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 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中国不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中国人追求美国的某些东西和方式，但这些东西和方式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也只有将来才能得到。这种追求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对此必须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观察，否则我们就会错把这种追求当作未来的潮流。
中国的变化速度唤起了观察家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回忆。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对中国进行的两年访问和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主张的改良主义观点（“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兼翻译，他反对思想上的各种“主义”以及这些“主义”所主张的暴力手段。“五四运动”中信奉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派，直到1921年7 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杜威恰好已回到美国。20 世纪4O年代，暴力革命对于创造新秩序无疑显得十分重要，但到了的年代后期，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号召暴力革命，这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转而反对这种作法，并赞成逐步务实的改革，这就使中美关系令人高兴地和谐起来。现代发展的问题一直扼着我们的咽喉，现在也开始威胁中国。我们派代表团互访，商讨这方面的问题。协商是可能的，因为至少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都未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正义而头脑发热，而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却不时发生这种情况。
1966年，我们美国人在极为遥远的越南，上演了最后一场思想闹剧，而中国人则在自己国内以较低的代价搞了毛的文化大革命。1965年至1973年，我们对越南十字军远征；1966年至1976年毛在中国开展运动，这两种狂热同时发作了将近10年，并几乎断送了我们两个国家。两者是否有相互联系？肯定有联系。首先，请注意中美两国爱国主义的领导人在理智方面的局限性。1961年中苏两国痛苦地公开分裂之后，如果还有些美国领导人直到1965年仍然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团结的，是一支牢不可破的力量，那么这些人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越南自古以来对中国的控制怀恨在心，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听说越南。日本、俄国甚至韩国，都是靠向外国学习实现了现代化。如果中国领导人高傲地认为，中国可以在一种排外、反理智的孤立状况下，依靠迅速重新发明车轮和蒸汽车，并通过反复强调毛的思想改变阶级结构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那他们也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了解中国的实际。当然，毛在延安山坡的窑洞里就确信自己掌握了实际。
由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是思想的囚徒，上述理智上的局限，便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20 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内部都很团结，因为它们害怕外国“共产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它们是一对类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必须以新的严正态度来对待。当美国的士兵轰炸越南村庄时，中国的红卫兵正在批斗知识分子——这两种丑恶行径互相呼应，只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常识和各自在朝鲜的灾难，才－使双方没有出兵到北越交战。
毛泽东和林登·约翰逊在20 世纪的年代末期开展的讨伐运动遇到阻力，此时中美两国在经历方面的相似之处，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尼克松总统在1975年下台，“四人帮”于1976年被推翻，这两件事无疑又有些相似之处。不管怎样，在1987年，目前看来我们双方都不那么狂热，而是更加茫然，只希望从崇高、自信的正义感中解脱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正义感，才使全国性的运动成为可能。
奥维尔·谢尔报道了中国从“四人帮”控制下走人歧途的毛主义狂热向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务实主义政策转变的过程。谢尔和一小批其他激进的美国学生一起，曾于1975年在毛的全国性集体农业先进单位大寨大队种过地。大寨地处北京西南边山西省的黄土高原（大寨现在被指责为假典型）。自从1976年毛去世之后，谢尔曾经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接触过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中国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他们的谈话使谢尔感到奇怪：“毛的革命究竟出了什么事？〃
谢尔写的不是总领事馆那种四平八稳的报告，而是和人们亲身接触后留下的印象：大寨农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宝利莱照相机诱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厅里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费主义——卖淫；自以为美国化了的骑摩托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员的漂亮女儿在蒙古种了6年地，当了4年工人，最后又上了大学；上海一位老先生曾因为外国公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