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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湾作为边境争端，必须从两个不同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是在法律程序方面：“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台湾的主权。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呢？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在北京看来，这是继承了帝国主义时期的传统。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台湾自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控制下，一直和大陆分离，已达50年之久。1950年以后，台湾又处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
因此，消除旧的帝国主义残余，一直是北京的一项原则。我们可以注意到，北京要求重新就由英帝国遗留下来的麦克马洪线和中缅边界进行谈判，以便消除其帝国主义成分，尽管1960年中缅协定和l962年中印边境战争，都使中国接受了最初由英国人建议划定的边界线。至于台湾问题，一般人认为，中国只是在形式上让世界承认中国人的主权。北京和台湾都力争这一点，虽然双方仍在争执由谁统治整个中国，却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二是事实上的关系问题。很清楚，台湾作为一个海岛，60 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独立于大陆，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除北京之外，还有许多方面对台湾感兴趣，其中包括台湾族的中国人，他们在1400万总人口中占1100 万之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控制国民政府的大陆来的中国人。美国公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许都同情台湾中国人要求自治的要求。日本和美国在台湾有其战略和经济利益，可以预测，日本在台利益会与日俱增，而美国的在台利益会相对减弱。
如果台湾独立于中国大陆在将来能成为事实，那么，如何解决台湾自治和中国要求收复台湾的矛盾呢？如果有何解决办法的话，答案便在“自治”一词中。在中国词语中，自治一词的内涵很广，可以指中央政府对自治地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控制。
20年前，中国在与印度边境冲突中的表现表明，我们对中国法律和道义上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实力，都必须予以重视；周恩来的谈判者们对实际要求很灵活，例如，他们能在谈判桌上接受帝国主义者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只要这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只要台湾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台湾自治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形下，是会被接受、容忍的；但如果台湾在边境地区仍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只要中国自觉强大到足以这样做。简言之，中印边境冲突表明，中国的扩张主义是反击性的，并不是主动的或天生的，只要有人像尼赫鲁那样自寻事端，就会遇到麻烦。
此篇评论的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的中国战争》（伦敦，J·凯普出版社，1970年；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7l年），发表于1971年4 月2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是中国挑衅吗？》。
16 毛的对外策略与尼克松初访北京
＇历史学家会断言，我们与北京接触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倒是我们如此长时期地延误了这种接触。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我们坚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致尼克松说出“人民共和国”一词，就成了头版新闻。然而在这之后不久，一个来自美国桑塔莫尼卡，留着过肩长发，穿着紫色喇叭裤约小青年突然出现在北京，向神奇人物周恩来问道：“你对嬉皮士有何看法？〃
强权政治集团的统治时间很少超过一代人。19 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缓解就已在酝酿之中。中国统治者2000年来已习惯于利用一个强大的异邦来抵御另一强邻，中国好几代学童都在学习“三国”中的谋略，就如在具有扩张性的西方，学童常被灌输恺撒大帝征服高卢的业绩一样。＇
1971年，北京正处于两大强国的对峙之间，我们也是如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苏联、美国一样，是一个核大国。紧张的中苏关系需要强有力的美国加以平衡。在美国和日本看来，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国，重视台湾的地位，关心台湾以北大陆架石油资源的开发、日本的裁军和对日贸易以及与日本和美国有关的类似问题。
所有这些，都促使北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美国接触，加入联合国，但北京历经艰辛才做到这一点。
5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中苏同盟的保护下发展，后来毛主义变得愈加民族主义化和激进，并试图通过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马上实现工业化。这时，中苏同盟出现裂痕。
60年代初期，中苏裂痕随着双方的激烈论战日趋扩大。北京决定独自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向他们派出文化团体，举办展览，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1965年9 月，毛的接班人林彪在《论人民解放战争》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毛努力站在第三世界立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集团的理论。林彪元帅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可以运用到占人口2/3 的不发达国家和区域，进行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
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但如何在世界各地具体实施这一策略，中国并没做出书面的指示。中国主张，人民革命必须独立自主，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指路、提供援助，但必须由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这并不是希特勒那样的扩张侵略，它使人想起中国古代诸侯国与北京的附属关系——中国是各国的模式，各国都自愿跟随并受中国领导。中国是在其外交关系处于低潮时为各国人民革命提出这种“自力更生”的革命主张的。1965年2 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虽然美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大门的北越领土，但实际上人民共和国为不能保护历来是中国卫星国般的邻国，不得不忍受屈辱。
中国一直试图组织召开除苏联之外的亚、非大会。1965年6 月，这一努力失败了。接着，在10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流产，导致大量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员被杀。简言之，1965年中国试图领导世界革命的努力屡遭挫折。这一切使中国转向国内事务，并开始集中精力发动1966年至1969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最后在呜咽中结束时，它使经济明显处于停滞状态。毛先生打碎了政府官僚体制，复活了革命，在政治中注人新鲜血液。但最后平息事态的是军队领导，军队控制、管理着全国。1969年4 月，第九届党代会最终确认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决定再次着重抓经济建设，并把那些召回的大使重新派往国外。北京是在先独自领导第三世界，随后又同外部世界一度中断联系之后，重新回到世界政治中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北京精心策划的人民外交会抛弃通常的颠覆计划和强硬的讨价还价。许多美国人急于从越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尼克松政府也为与北京接触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尼克松访华仅是一个开端。
1972年2 月，尼克松访问北京。让我们站在中国的角度来历史地观察尼克松的访华。国家首脑互访是中国的老习惯。北京作为首都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几乎每年都有外国君主或使节来访，就像冬至、秋分一样有规律。这些来访的外国君主和使节当然各有目的，大多数是来献礼以求在贸易上有所收益，有些是来寻求对其国家合法化的承认，还有些是来请求军事援助，很少有吵闹着来讨债的。
有些君主则是不情愿来的，如15世纪初的满喇加国国王。还有些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北京，如1215年的成吉思汗，1644年的清朝顺治皇帝。但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总是富有特殊的韵味，有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神秘感。尼克松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当然不知道这么多，他们踏上了前人多次走过的旅途。
没有人要尼克松行三拜九叩之礼。1793年，马克特尼勋爵曾拒绝行这种礼（尽管尼克松比马克特尼勋爵瘦多了，磕起头来更方便）。毛领导的革命一直致力于消除不符合现代生活的旧习俗，但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为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到自给自足而感到骄傲的心理是不易被消除的。事实上，到北京一游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仍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它根本不关心道·琼斯指数、裙子的底边、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或下届总统大选。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被同化了，逐渐适应了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如不提倡个人主义）。尼克松先生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没有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或被中国化，但中国人务实的观点使他深有感触。尽管这种观点有其前提条件，可还是很理智的。它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强调自律，愿将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这也正是管理那些急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部落首领们所必需的方法。近期发生的事，当然有其影响。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完成了从西贡撤回旧金山的和平之旅。尼克松先生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和平之旅，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革命化的中国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美国的报界和司法机关现在还在引用始于乾隆末期时代的人权宣言，同样，周恩来在接待外国来访者时，也在沿用中国以往惯用的原则。外国访问者是国家的客人，必须像别的客人一样遵守一定的礼节：不能在争论时用手指着主席的鼻子。这可与尼克松当副总统时与赫鲁晓夫主席的争辩不同，尊严优于主张。
正如人的言行反映人的性格，国家的礼宾仪式也能反映出国家的社会秩序。无论尼克松的访华是确立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还是被一种“人民外交”所覆盖，这次访华确实强调了他个人对和平的渴求。他的访华是负着使命而来，必须实现诺言。
这样的访问当然需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谈判。清帝国与塔夫脱当政时的美国做生意时，在北京的西方达官显贵们沮丧地发现，许多词语在译成中文时都走了样。“个人自由”（Liberty）被译成“特权”（License）。即便在今天，“自决（Seif…detemaination）和“主权”（Sovereignty）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两者的关系如何？17世纪的俄国大使们一直就叩头长期争论不休，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基本的国家体制。中国现在的国体大不相同了，确是一种新体制，只是尚不完善，仍在发展。其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给“美国资本帝国主义”留了空间，但不能把荣誉归于客人。
可以这样讲，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访问北京的路途是最长的，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好。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1年4 月18 日的《纽约时报》，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成熟》；其余部分发表于1971年7 月19 日的《华盛顿邮报》，题为《中国的旧俗：接纳了千年帝王的北京》
17 解决“一个中国”的难题
＇尽管以下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和对策早在1979年我们彼此承认之前3年就已进行，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由历史造成的关系的主要结构是有效的。文章发表于1976年9 月。＇
美国的中国政策建立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表面协定之上，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能看出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声明，因为它阐述的只是个外交概念。稍经思考即知道，由于北京和台北都宣称自己是惟一的中国，它所代表的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华盛顿两头为难，进退维谷。要从这些极不平等的竞争者即中国的各党派中解脱出来，第一步先要看看我们是怎样陷人这种困境的。
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1844年，我们的第一个条约维护了大英帝国在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全部特权。在此后一个世纪，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成为中国变革的动因，帮助促进了伟大的现代中国革命。1943年，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正式废除，那时，我们已作为对日宣战的同盟国而深深卷入到中国的内部事务之中。自1954年以来，同台湾当局签定的安全条约，把我们置于在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中支持一方的地位。不管愿意与否，美国人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比我们所普遍认识到的更为紧密地卷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
尼克松一基辛格1972年的突破，即华盛顿与北京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为时太晚。显然，1960年中苏决裂以后，只有共和党右派领导人才能结束由于美国同中国革命相隔绝而带来的灾难。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希望美国在同中国和苏联的三角关系中保持平衡，这样，苏联就不能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间人了。1972年2 月，尼克松、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其非同一般的功绩，在于揭示出双方的分歧点和一致处。但它所展望的正常化的确切期限尚有未确定。
大陆与海上中国
总的来说，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两个主要区域，可称之为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
海上中国较为年轻，然而它的历史也可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近2000年了。在最近1000年里，他们留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这些打了隔离舱、很适于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中国人也是航海技术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