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记者很难理解这种缺乏个人主义的无私精神。谢尔指出，他那些香港同行，以故意夸大中国境内的污垢来掩饰其不纯洁的外部世界。例如，他们总是报道北京、上海那些专赚外国人钱的业余妓女，而事实上，从总体上看，中国几乎没有卖淫的。“中国的纯洁对那些生活在充满危机和竞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只能把充满贪婪、淫欲、自私和自我满足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谢尔在从宿舍到工厂的路上，遇到一位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漂亮姑娘韶枫（译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公共场合单独在一起，往往被认为是约会。韶枫发觉白己处在了“一对一，小伙儿会姑娘”的情形中，就叫了一位女伴同行，这样她才感到自在。后来，在剧院里，韶枫无意间坐在谢尔旁边。谢尔想进一步与她交往，但与他同来的中国伙伴马上看出问题，跟他换了座。谢尔不禁想到，是否中国人“已学会了抵制性吸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是以此为中心，并因此而流于世俗”。“美国人总是想方设法让中国人多谈论一些个人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会对满座的公社干部和官员提问，并希望得到有关婚前性行为问题的答案。”谢尔认为，中国人回避性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不是性压抑”。他发现，“在两性关系上，人们很直率”； “他们没有时间，也不受鼓励去寻欢作乐。”
人们对国家政治问题和决策也采取同样的回避态度，他们所广泛讨论的只是那些已决定了的政策（过去，群众不许参政，现在，他们仍非常谨慎）。谢尔说，中国人情愿讨论那些“已解决的问题，而不愿议论正在议论中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成为新闻议题，只有那些定死了调子的，尤其是和党的路线相符的问题，才能放心大胆地讨论。这就像对老影片的情节了如指掌，却总看不到新奇之作出现。我们意识到，这些纸张、印刷术和书籍的发明者以及官员考核者，很早以前就学会了等待官方的既定教材，而不是口头上就时事随便发表不成熟的看法。谢尔总结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恰恰是他们最难进行的。中国人大谈批判权威思想……但他们在权威面前却显得非常驯服，几乎不敢轻举妄动。”
谢尔在大寨的一家商店里，遇到一位“下放”劳动的果树专家黄先生。他很有头脑，谈吐风趣。谢尔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并要求再次安排与他交谈。那天晚上，他没去看电影，在家里写作，准备睡觉。突然，头顶上的灯亮了，一位负责干部告诉他，他与黄先生的会谈被取消了，并说，既然谢尔病了，第二天可呆在家里，不用出门。谢尔意识到，他太好问了，“总想单独活动，而没完全遵守规定好的日程安排”。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在人民共和国》（纽约，蓝登书屋，1977 ），发表于1977年5 月12 日的《纽约书评》以及谢尔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警惕这些外国客人：中西冲突》（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1年4 月16 日的《纽约书评》。
13 江青：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许多记者发现在中国大众身上有许多个性却很少有个人主义精神，而罗克西恩·威特克在江青身上却同时发现了这两种品质。作为一个公认的汉学专家（曾在宾汉顿、斯坦佛、芝加哥和伯克利等大学从事研究），威特克为研究中国的妇女运动，于1972年7 月来到北京。江青把她看成女埃德加·斯诺，花了6个小时向她叙述自己的经历。但威特克遇到了麻烦：那些记录稿只译了个开头，便没下文了。幸好，她与江青在广州做过一个星期马拉松式的交谈，并做了大量记录，拍了许多照片。在此后一年中，又得到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中国官方告诫江青不要接受此次采访，可她仍坚持，并想让人为她写本传记，记录她30年代在上海舞台和电影界、40年代在延安，特别是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写毛的英雄传奇时进展顺利，而威特克的传记则较为冗长，叙述也不明晰。《江青同志》是一本装潇精美、篇幅很长的著作，书中收有珍贵的照片，是一本有价值的编年史，并列有人名、专有术语和研究批注。在江青当政10年倒台后6 个月，《时代》周刊发表了该书简介。无论失望还是振奋，批评家们都不能否认此书的独到之处，但要确定其中的史料价值尚需一定时间。
首先，有关江青生涯的记录是一份不完整的政治文献，真实的成份只占江青隐秘经历中的一小部分。试想，“新政’，① 的历史依据，只是基于国会记录和哈罗特·艾克斯片面的回忆录！江青的传记虽经过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人审阅，但它所记录的，显然只是个人的经历而不是就如何评价过去所做出的集体判断。书中未提及被江青清除的四人集团（周扬、田汉、夏衍和阳翰笙）； 他们在她之前垄断着文化界的大权。江青没有直接或间接谈论权势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未就她签署或立案的决定做任何评论。此书不像《赫鲁晓夫回忆录》那样根据谈话录音编写，而是在1972年将江青的口头叙说和回忆，通过翻译由罗克西恩·威特克录音，然后由威特克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编辑而成。录音里有两个声音，但把江青的话加上引号显然不恰当。作者只是把她记录的江青的话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加以评论。因此，读者只能跟着作者的思维走。
① 指1933年罗斯福实行的新政——译注
江青成了反党叛徒，人们可以想见江青如何用秘密形式对北京的前领导人口诛笔伐。处在更为开放和多元世界，试图揭开中国政治之迷的美国人，无疑将感谢罗克西恩花费大量心血编写了江青的故事，尽管其可信度值得怀疑。
简言之，江青的早期生涯是在贫困艰辛中度过的，她想当女影星，后来参加了革命。1933年她19 岁时加人共产党。她并不了解这一组织，但她在上海从事着危险的共产主义地下工作。当时，她只是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演员，后来，成为影星蓝萍。她说在1933年被国民党关押了8 个月（现在这成为她的一条罪证），后来经一个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的外国人交涉才得以释放。
1937年8 月，她带着这一革命历史来到延安，取名江青（淡青色的大河）。毛泽东当时44 岁，很快对她发生兴趣，不久俩人就结婚了。江青丰富的城市经验弥补了毛由农村背景带来的不足。她在23 岁时就有了充分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且有足够的精力了解毛的农民生活方式。1947年至1948年内战期间，她一直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住在农民的茅舍中，还要经常夜行军，以牵制国民党军队。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使她的健康受到很大伤害（得过肺结核、癌症、肝肿大等）。50年代，她几乎一直病魔缠身，不得不先后四次到苏联治病疗养。她只是在50年代末，才以一个领导人的面目出现在党中央和历次运动的舞台上。
江青最终是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倡导者踏人历史舞台的。她曾参与土地改革，1959年回到上海，并从1962年开始在表演艺术界抨击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残余。“她使主席相信，必须在文艺界确立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地位，以控制意识形态（她为此与毛争论了好几年）。”她认为中国的文化生活与经济和政体不同，尚未清除解放前的余孽。
江青试图建立革命的教育、艺术和文学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努力，起源于4O年代毛在延安所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设想和方法。但如威特克指出的：“独裁的政治统治和独立的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永远是不可调和的。在毛统治时期，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被简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毛的正确路线……和与他对立的错误路线。”简言之，毛用政治上的思想改造来说明，“在认识上与他相左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他个人的不忠”。这一逻辑同样为江青所用，她在30年代不为党的文化委员们所赏识，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到60年代，她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30年来，他们一直控制着文艺界）。
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起草了关键性的文件，开始改革京剧，并很快公开露面，甚至发表讲话，成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军队的文化顾问，最后，在1966年成为引导整个运动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1969年，她达到权力的顶峰——当上政治局委员，负责所有文化工作。她本人只有8年学历，其中包括5年小学。她使大学关闭了5年，停止了非官方书籍和电影的出版、发行，主持创作了8 部革命样板戏。这种人物形象黑白分明、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的模式化的样板戏统治了全国的舞台。英雄人物总是紧握双拳，意志坚定，双目炯炯有神，正气浩然。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1976年10 月即毛去世后一个月他的遗孀被捕以前，一直支配着整个文艺界。
如何评价江青在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外国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多持贬义。我们从照片上见过狂热的青年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宝书。毛动员这么多青少年红卫兵，为的是肃清党内官僚主义。但在这之后，几百万红卫兵被疏散到了农村。这些混乱最终有何收益呢？
我们美国人对毛发动的第二场革命迷惑不解，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传统的无知。在古代，一切组织形式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幸的是，毛所追求的要把中国大众引人现代生活的那种平均主义，与鼓励由中央控制的大众交流技术恰好一致。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平等，并未减弱人民对最高权威的需要。因此，与过去儒家用孔夫子的教条管理约束老百姓相比，一党专政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地操纵政治和群众。
共产党认为杰出人物产生于广大群众之中，江青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赢得群众的信任并且领导群众，是革命者的最高职责。如毛月成兑：“只有虚心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如果他自认为是群众的主人……群众就不需要他。”话虽如此，中国仍实行独裁政治，而且，这个管理8 亿中国人的庞杂的精英政府，近期内不会改观。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谁能说江青搞的模式化的样板戏在中国大众中不是有效的？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材料，来全面评价江青当政的10年。
就目前而论，有个结论是明确的：一个被选出来用平均主义统治大众、维持现政权统治的杰出人物，不可能拥护外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信条。在我们敲响对华政策的人权之鼓以前，需要从文化差异中找出共性，并寻求共同的基础。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的自由大概更接近放纵。我们应该承认，双方都不能成为彼此的楷模。让我们共同来研究人类的生存问题吧。
此篇评论的是罗克西恩·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5 月12 日《纽约书评》，题为《毛夫人与群众》。
14 1976年的危机起伏与“毛周时代”的结束
＇1976年l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护的邓小平代总理被免去官职。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重新上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政治使我们迷惑不解，它同样也迷惑了中国人自己。代总理邓小平被免职就是一个例证。过去，皇帝仅仅为显龙威，可以今天罢免重臣，明天又让他官复原职。帝王政权是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为官者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职越高，突然被罢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为当时的最高领袖，继承了这种不可预知的帝王性格。
当然，中国政治也常因我们的无知而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我们必须清楚，中文书面语比语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实到书面，就会比仅凭口头表达严肃得多，因为文字及学识的魅力，给中文书面语增添了力量。在19 世纪，想发动一场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官员或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的运动，其方法是张贴布告，召集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会，此后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今天的大字报和墙报，就是这一古老习俗的直接后裔。
我们必须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逝世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不幸的是，中国深奥难懂的政治语言使人感到费解。首先，中国仍处于悠久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1912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时，毛泽东已经是个青年人。1976年7 月，就在毛逝世前两个月，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对他的个人迷信，但我怀疑他是否会避开它。在这样一个有2000年独裁历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统治，无疑给这个国家和社会留下阴影。中国长达10 天的悼念活动，使我们想起对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动：在那段凄渗的时间，连商业广告都停止了。中国因为没有商业广告，其电视、广播系统所受的干扰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对此做进一步比较，还要看看我们因失去全国崇拜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而经历的悲哀。拯救了联邦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国当政只有4年，而统一中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则在位达27年之久。除他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最高层人士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另外，中国人更多地依赖道德品性和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立领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他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证明，我们的宪法是以法律程序为依据，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随者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它有碍于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国在更换领导人时显得比我们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总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为什么邓小平受到攻击？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们认为他失去了他的保护者周恩来。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