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着威胁、侮辱和纯粹的肉体折磨。被斗人不能自卫，甚至连说明实情的权利也没有”。这种斗争会可以持续不断地开下去，直到被斗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养一种革命热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规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两小时午觉，“任何一个睁着眼的人，都会收到书面批评。如果批评次数多了，就要开斗争会。我们都很听话，像乖顺的孩子”。
审问结束后，包看到揭发控告他的档案材料。他发现各种各样的朋友、同事都写了批判材料，现在轮到他写批判别人的材料了。“我们要你改过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们揭发与你有关的人，我们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别人是你赎罪的好办法。”
阻止犯人抱团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同室犯人根据每人提出的要求，自己决定每人的伙食定量。没人会帮助朋友吃好点，这样就避免不了互相批判、斗争。最后，包受到审判。“不用解释，问你，才许回答。我们已指定某某人为你辩护。”辩护律师做了简短的说明：“被告已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因此，不需要任何辩护。”等候宣判时，包被转到位于风景怡人的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实验科学仪器设备厂。他在那里和其他犯人一起，把3 尺长2 尺宽的纸折三次，做成书本纸。晚上供12 个人睡觉的大床板，白天要拆掉做工作台。一开始，新到的犯人很难达到每天30 为张纸的定额，但平均定额是每人每天4500 张，而政府的要求是仪翔）张。每人的伙食定量根据劳动表现而定，新来的犯人每月31 斤，一天能完成3000张的每月41 斤。劳动时间为每天上午5 点至晚上7 点半。熟悉一段后，包每天能折3500 张了，但他的体重掉到只有l00斤。到他离开这个工厂时，指甲几乎掉光了，但每天能折1 万张纸。最后他被判处12年劳改。也许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的宣判相当明确。在许多情况下，较短的刑期如10年徒刑，是不对本人宣布的，让他觉得是20年或无期徒刑。这样，当他被告知已刑满并成为自由工人时，虽然仍在劳改营，但会觉得自己的刑期显然缩短了，并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
包在关押一年半后，才同妻子和几个孩子中的一个会见了6 分钟。囚犯会客前要被彻底搜查，衣服内衬要用剃须刀割开检查；会客时，必须隔着木栏大声交谈。但这也比“丢脸的会见”好，因为如果哪个犯人敢于顽抗，不服管教，管理人员就把他家里人找来对他进行斥责，劝告他努力改造自己的言行。
1958年至1959年，囚犯们也卷入了当时的运动。监管人员催促包写对自己服刑及所犯罪行的感受，包因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并写到政府对他的关心是伪装的，政府需要的是犯人的劳役。很快，在这场政治改革运动的后期，这句话使他成了斗争的靶子。他被戴上手铐，关在一间只够他坐着而不能站立或躺下的4 尺见方、4 尺半高的禁闭室中。室内还有一只整天亮着的大灯泡。吃饭时，手由背铐改为前铐，使他不致于像狗一样抵食。但由于双手被铐，他对身上迅速滋生的虱子无能为力。
5 天后，他要求同公安部的人谈话，说政府欺骗了他。看守向他保证坦白有奖，要他把最坏的想法写在纸上。“我对政府和党十分信赖，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但我得到的是关禁闭。我哪里做错了？”这样，他被放出了禁闭室，因为“毛的指示十分注重其一贯性，并以此为骄傲”。
1959年9 月，包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监禁，这是一所模范监狱。在那儿，“我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因此我很吃惊”。监狱中的伙食质好量多，看守人员和蔼、人道。“也许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管教方式……经历了二年痛苦的羞辱之后重新过上了像样的生活，这使他受到强烈的感化。”包第一次写下一份全面的思想汇报。在这所监狱中，同狱外一样，也要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必须马上主动坦白，其他人必须立刻帮助犯错误的人，使他更快认识错误。只有在这一切都不见效时，才开斗争会和关禁闭。包在思想汇报中特意写道，对他的判决是非常宽大、公正的，并坦白说没有遵守监狱有关必须两个人一起活动的规定，有好几次都是一个人上厕所，学习时没按规定方式坐着；工作时间说了话。可糟糕的是，他不愿给那些同他要好的人打小报告，虽然实际上揭发别人“对双方都有好处，它能帮政府了解发生的事情，也能帮被告者认识自己的错误”。他最后发誓说，一切听从政府的指示。他知道此时只能明哲保身，“在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一直这样写、这样想，一个老犯人告诉我：‘要想在监狱中生存，惟一的出路是坦白。而且把自己的罪过说得越深越好，……但千万不要暗示监狱领导或政府对你的罪过负有任何责任’。”
包被诊为染上结核病，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出院后，他到清河劳改农场干农活。当时，中国正处于营养不良的困难时期，狱中犯人的定量自然受到影响。包周围尽是些老人或病人，纪律相对松一些，规定较少，几乎没有卫兵。他是强劳力，负责处理猪粪，并学会了如何生存。在寒冷的夜晚，他依偎着猪取暖。
由于伙食不好，他从未看到犯人有性方面的问题：但有一天，劳改营中的理发师诱奸了一个弱智的年轻犯人。不出几小时，这个理发师就被带到群众大会上，受到批评、谴责，然后执行枪决。“我读到过在西方监狱有强奸的事发生，但在中国，这样的罪犯会被就地枪决。”
10 月中旬，包作为志愿者，长途跋涉到了地处中苏边境哈尔滨以东荒野上有名的兴凯湖农场。“在东北，一切都显得那么富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监狱。”劳改营占了很大一片田野，有营房、了望塔和村落。“一切都井井有序，管理得当。”居民们把新来的犯人当普通人一样热烈欢迎。伙食是一流的，“这里的伙食定量标准由态度好坏而非劳动力强弱而定，在田里干了几天后，我为能来到这块荒野感到由衷的高兴”。不幸的是，有人意识到他是个外国人，在这敏感的边境地区不合适。因此，在这令人勃发朝气的环境中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便和其他几位华侨一起，被送回北京的清河农场。1960年秋末，寒冬将至，包此时仍在为温饱努力工作。劳动时间减为每天六小时。由于食品供给日益减缩，情况越来越令人绝望。劳改农场开始把纸浆混在食物中，起初这确能使馒头变大，并更能充饥，但不久全农场的人都得了“可能是医疗史上最为严重的集体便秘，因为纸浆粉末吸干了消化道中的水份……我不得不用手指从肛门里抠出一团团像锯末一样的干块”。后来农场又尝试食用沼泽中的浮游生物，实践证明，人体很难消化吸收这些东西。尽管如此，看守们还是在新年之际给犯人准备了米饭、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觉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话，尊敬大多数卫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怜爱他们，至少在其能力范围内会尽力使他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健康。在这半饥荒的岁月中，看守们让所有犯人参观厨房，表明他们和犯人一样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秆为生，这消除了犯人中流传的谣言。“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经常是很狂热的，但他们都非常坦率、正直。”作为一个外国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机会离开中国。因此，他尽量不触犯禁止搜取额外食物的规定。但他患了低血压，得了许多缺乏维生素的病症。这时，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萝卜，或把别人丢弃的老菜叶拿来重新加工，以此来补充维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给了他一些散发着强烈氨臭味的玉米粉，这是那人从马粪中偷来的。1961年5 月，包得了痢疾和贫血，生命垂危，住进医院。他的同伴常给他送来一些特别食品（都是偷捡来的）。当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劳动时，这些同伴告诉池：“包，你是惟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总有一天会迈出这个大门。只有外国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行。你是惟一一个以后能把这些情况跟外面讲的人。”夏天，他们又重新回到水稻田干活，可以捕到青蛙。“我们就地剥去蛙皮，然后生吃。先从嘴剥起，然后把蛙头连脊柱一起剥掉。”
一个寒冷的夜晚，包没有跑到200 米以外的公共厕所小便，而是对着墙角撒尿。“我还没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脚。回头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卫生规定吗？’他问道。看守是对的，可他踢了一个理论老手的屁股。‘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印象中记得，政府工作人员不许动手打犯人。我认为虐待犯人是不允许的。”' 看守承认了错误，并说将在下一次学习会上做自我批评。然后，看守把包带回牢房，让他写检查。包坦白说，他在墙上撒尿是“无视政府教诲，抵制改造，是暗中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时，碎政府的脸。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从重处罚我。”结果，他未受到处罚。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积极活跃使他当选为室长。“我带着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人的热情，想方设法为政府服务，帮助我的伙伴、朋友。”夏天，他曾为节省政府的皮鞋，光脚走路。但他最后还是坦白自己有坏念头：如果中国领事要求接触在印度牢营中的中国人（当时，中国正在这样做），那法国领事也应有办法接触到在中国的包。他知道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可还是这样想了。他写道：“如果我对政府隐瞒这种想法，那我就是不诚实。”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这也许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后作为一个法国公民得以释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国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则未能得到像包一样深刻的改造。他记录了许多同类犯人的个人悲剧，海外背景使他们屡遭不幸。
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放弃其个人主义。“同苏联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轻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爱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评论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鲁道夫·卡尔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个幸存者关于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报道》（纽约，考厄德，麦肯和乔贺根出版社，1973年），发表于1973年11月l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中国的监狱》。
11 统治阶层支配的历史
我们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国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词句，使我们对它更难理解。中国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还常掺杂进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统一的帝国，被视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物），还有最近发明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如“走资派”（指赞成用物质奖励促进生产的忠诚的党员；他本人并非资本家，但主张走物质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俗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异邦之物，我们在这两者间发现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语，其威力显而易见，内容却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论争通常是间接和隐晦的，那么，这种迷惑也正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扮演着两个典型的历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体时，中国的独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当时毛还是一所小学的尖子生。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这样一个世界最古老的统治机构，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学的术语加以分析、研究——无疑，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中国的史料记载太浩繁、太难懂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君主政治和科举制度一样都出自同一个政治传统。科举最早出现于唐朝，比查里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权还早200年。再提早ll00年，中国已发明了官僚政治，那时，中国就着手创立中央集权统治极为复杂的政府机构。这一古老传统一直延续到2O 世纪，甚至仍控制着当今的中国政治。
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想抛开历史，使一切从头开始。但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历史感，毛语录中充满了历史的引喻。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假设新的革命理想主导了人们的思想，而人类行为中有一半或2 / 3 （或90 ％ ？ ）的行为是不自觉形成的，那么，这些行为如何适应环境的发展呢？毛对旧思想和旧习俗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
以执政期的长短为例，在1607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有两个皇帝各自统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从1861 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权也达4O 多年。此后是毛泽东，他与慈禧太后在各个方面都截然对立，只是在执政时间之长这一点上一致。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从1932年入主白宫一直呆到现在，会是什么情景。毛泽东从1935年——有人说是从1927年起就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
毛比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创造力，这成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测，甚至在销声匿迹几个月之后，又闪电般地出现。中国政治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吗？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两度罢免第二号人物（1967年，是刘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换大臣一样，并把曾被撤职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副总理官复原职，同时，自己总是稳坐头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处在一个占人口不足5 ％的由官员、上层学者和地主商人组成的贵族统治阶级之上。毛对旧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他的独特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历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城楼上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几百年前紫禁城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处在同一个中轴线上。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