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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宣布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陈公博听完起诉书后，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问法官能不能当庭宣读他在看守所写好的《八年来的回顾》。审判长同意了他的要求。陈连忙打开卷宗，朗读起来。
在这份自白书里，陈极力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为自己当汉奸推卸罪责。最后，陈对起诉书提出了辩护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等等。1个小时55分钟，陈才把这份材料读完。
随后，审判长按起诉书，逐条询问犯罪事实。陈公博均供认不讳。接着，又由法庭指定律师为陈辩护。
对陈的辩护理由，法庭一一予以驳斥。铁的事实，使陈公博哑口无言。退庭时，已是晚上8时20分。
4月1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陈的双腿不停抖动，神情紧张。审判长继续宣读：“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这时，陈才回过神来，回头向左右旁听席上四望。当法官询问陈是否上诉时，陈回答道：“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过，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在上次让我朗读完《八年来的回顾》全文，我心满意足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感谢。”
陈公博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申请复判只是徒劳。可是，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不死心，向南京最高法院递交了《申请复判状》，请求重审重判。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法庭很快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
6月1日，司法行政部也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次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陈公博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倒也显得心神气定。同狱的大小汉奸们，想趁这个机会，求点陈公博的“遗墨”。陈公博有求必应，乐此不疲。
这天，天刚蒙蒙亮，陈公博起床后，刚刚洗漱完，看守长拿着一迭宣纸，匆匆进来。
“陈先生，请你为我写一副对联吧。”看守长的语气有些急促。“你想写什么呢？”陈公博似乎有些不太情愿，碍于看守长的面子，不写也不好。“写什么都可以，你看着办吧。”
陈公博展开宣纸，稍作思考，饱蘸浓墨，便写了起来：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上联写完，陈公博眯着双眼，仔细端详这几个字。可能是刚刚起床，心境平和，字写得刚劲有力，他面露几分得意之色。接下来，陈公博一气呵成，写完了下联：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当写到最后一个“心”字时，囚室门“哗啦”一声打开，几名法警荷枪实弹走了进来。
陈公博手一抖，一滴墨水掉在白纸上。
“是不是今天执行？”陈公博面色苍白，极力想掩饰内心的恐慌。法警不置可否。
“我可以写几句话吗？”陈公博又问道。“可以。”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点了点头。陈公博提笔又写了起来。
他先给家属写了遗书，接着又给蒋介石写了封信。信中，陈公博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想想停停写了好一阵，仍未写完，他自言自语：“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写了也未必管用，还是不写了吧。”将笔一放，说道：“走吧，来生再会。”说完还故作洒脱地跟法警握了握手。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信。
大约在8点半钟，陈被带到监狱设置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宣读完毕，法官问：“陈公博，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我给蒋主席的信，只写了三分之一。”“可否在1小时内续成？”“不必了！”
“你有多少动产不动产？”“你们可以调查。”“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法官见陈至死不改汉奸本性，打断了他的话。
陈又要求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及褚民谊诀别，狱方同意了他的要求。
陈公博整了整衣冠，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隔壁陈璧君的囚室。他向陈璧君鞠了一躬，双手捧上茶壶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
陈璧君闻言失声恸哭：“公博，我们曾经患难与共，岂知你先我而去？我们来生再见！”
法警带着陈公博来到褚民谊处，两汉奸四目相对，自知罪大恶极，默默无语。
随后，陈公博向刑场走去。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对行刑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干净点。”
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理了一下蓝色的士林布长衫，然后左转面北，双手插入裤袋内，紧闭双目，连声叫道：“快开枪！快开枪！”
“砰！”枪声响了，陈公博应声倒地，浑身痉挛，一股脏血从右眼流出。
几分钟后，法医上前检查，陈已气绝。
这天上午9时，陈公博之子陈干偕汪精卫的女儿来到苏州。此时，列刑刚执行完毕。他们没有到刑场，只是嘱托陈公博的副官将陈尸体送苏州殡仪馆入殓。随后，将陈公博葬在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没有立。
三号汉奸—周佛海脱共投蒋
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投敌，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日本投降后被捕，死于南京狱中。
面对周恩来苦口婆心的劝告，周佛海无动于衷。他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表明自己要脱离共产党。脱党后，周佛海投入到了国民党的怀抱
1927年1月10日，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嗖嗖。下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笼罩着江城武汉。
此时，周佛海躺在汉口“仁爱”医院里，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暗自发呆。周佛海喜欢玩女人，除了老婆、情人外，他还经常光顾妓院，久而久之便染上了花柳病。仁爱医院是日本人所办，听说治疗性病有独到的功夫，周佛海便找到这里来了。正当周佛海躺在床上发呆之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显然他是走错了病房。中年人说了声：“对不起。”正要退去之时，忽然停住了脚步：“这位不是周先生吗！”
“哦，你是柳树高！”周佛海也认出了中年人。
眼前这位叫柳树高的中年人，是周佛海在逛妓院时认识的，他在武汉国民政府后勤处当科长，因与周佛海有相同的嗜好，两人颇谈得来。
“怎么你也进来了？”正在无聊之中的周佛海碰到熟人，显得很高兴。
“老毛病又犯了。”柳树高苦笑着摇了摇头。此时，他像想起了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将病房门轻轻关上，上前小声对周佛海说：“周先生，听说蒋校长在到处找你呢。”“是吗？”周佛海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敢骗你呢！”柳树高指天发誓。
“好，谢谢你！”周佛海也顾不上与柳树高谈天了，翻身起床，穿上呢大衣，冒着风雪出了医院。
周佛海虽说刚过30岁，可有着不凡的经历。1897年他出生于湖南沅陵，早年留学日本，曾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1924年初，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这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部长的戴季陶写信给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周佛海，约他回国一起工作。正在为毕业找工作而发愁的周佛海，接到信后，大喜过望，带着妻儿，马上来到了广东。
戴季陶见到周佛海后很高兴，他拉着周佛海的手说：“革命正需要你这样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你就好好地干吧！”戴季陶马上把他安排到宣传部当秘书，主管宣传部日常工作，每月薪水为200元大洋。这么高的薪金，是周佛海没有料到的。没过多久，周佛海又当上了广东大学经济系的兼职教授，月薪240元大洋。第一个月拿到薪水时，他带着老婆孩子，到广州最有名的粤秀大酒楼，品尝粤菜风味。美酒佳肴，丝竹阵阵，周佛海沉醉在无比快乐之中。
周佛海从一名穷学生，一下子成为国民党的官员、教授，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在社会上兼职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把其中一部分薪水拿来交党费，用于解决党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周佛海怕老婆是有名的，每次拿到薪水后，他都要如数上交给老婆杨淑慧。有一次，周佛海找老婆要钱交党费，杨淑慧不愿意给，说：“你这钱挣来也不容易，还要拿这么多交什么党费，你在共产党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眼下国共合作，你还不如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周佛海也是个很小气的人，要把口袋里白花花的大洋拿出来交党费，也的确舍不得，在老婆的劝说下，他便萌生了退党的念头。周佛海开始拒绝参加党的活动，还常常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1924年9月的一天深夜，时任中共广州区执委主要领导的周恩来，敲开了周佛海家的门。一进门，周恩来便语重心长地说：“佛海啊，你在日本呆的时间比较长，现在刚刚回国，对国内的政治形势看得不是很清，不要轻信一些人的花言巧语，更不要被金钱迷住了心窍。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千万不要被眼前的既得利益迷住了双眼。党对你还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面对周恩来苦口婆心的劝导，周佛海无动于衷，他自知理亏，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送走周恩来后，周佛海打开台灯，给广州执委写信，表明自己要脱离共产党。
中共中央知道周佛海已无可救药，便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周佛海脱党后，很快投入到了国民党的怀抱。
1926年9月，北伐大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周佛海怀揣戴季陶写给蒋介石的推荐信，来到汉口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找蒋介石。恰好那天蒋介石外出，失望之余的周佛海便把信给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请他代为转蒋。
蒋介石回来后，看到了戴季陶的推荐信，便任命周佛海为总司令部行营秘书。
后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兼校长，因不在武汉，便由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从此，周佛海便开始在国民党内走红。这天，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视察，处理完公务，蒋介石忽然想到了上次没有见到面的周佛海。于是，传下命令，要找周佛海谈话。
武汉分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到命令，四处寻找周佛海，当时只知道他身体不适，在医院治疗，但又不知道是在哪所医院。正在着急之时，周佛海披着一身雪花出现在办公室。学校马上备车，周佛海换了军服，前往司令部求见蒋介石。
蒋介石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听说周佛海来了，放下手中的毛笔，要他在沙发上就座。
“佛海呀，戴先生给我的信我已看了。你什么时候从日本回来的，生活上还习惯吧？”蒋介石与周佛海拉起了家常。“报告校长，我回来已两年多了，工作、生活都很好。”
“听说武汉军校的学员被赤化，最近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蒋介石放慢了说话的语气。
“是的，军校大多数学员被共产党所掌握，跟着共产党跑，这样下去我以为是很危险的。”
“被共产党赤化的学员有多少？”
“从广州黄埔军校过来的工兵队和炮兵队学员被共产党赤化的不多，主要是武汉新招的步兵队2000多学员，大约三分之二是共党分子。”
“什么，有这么多吗？”蒋介石站了起来，面带怒色。
“邓演达代校长对学生中的共产党活动采取纵容态度，所以加入共党的人越来越多。”周佛海如实汇报了武汉分校教官和学生的在校情况。
这次谈话将近两个小时，临走之时，蒋介石交待周佛海说：“你要继续观察军校内学生的情况，一有异常，要马上向我直接报告。”
“是。”周佛海一个立正。
从蒋介石那儿出来，周佛海非常高兴，从与蒋的谈话中，他知道蒋介石对他已非常信任。转眼到了1927年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迫害。
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分庭抗礼。此时，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撤销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的职务。
周佛海对汪精卫的这一做法表示不满，他向武汉分校提出辞呈，辞去了秘书长与政治部主任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