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1928年），梁任公对刚过门的儿媳林徽因赞赏备至：“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信中竟一连用了两个“非常”，这在一向吝于夸奖别人的梁任公笔下也是非常难得的。英国友人里查斯对梁、林的婚姻既赞美又羡慕：“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成果也要比其他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这真是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佳配！”更具权威性的评价则来自梁、林二人的多年挚友、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费正清曾由衷地夸奖道：“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最具有深厚的双重学养，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则以感性的笔调描写林徽因和梁思成：“徽——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取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两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有人将钱钟书与杨绛、吴文藻与冰心、沈从文与张兆和、梁思成与林徽因称为老辈学人中的“四佳配”。就感情、事业上的和谐而言，当然不止四佳配这个数，但他们的确不愧为“混合双打”配对中的种子选手，对此，想必不会有多少人持不同意见吧。
曾任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1942年4月18日致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为梁思成恳求研究经费，信中提及林徽因，道是“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这并非谬奖。萧乾先生的绝笔文《才女林徽因》更以生动的笔触描绘道：“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一部多么精彩的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萧乾先生阅人多矣，能使他折服的才女又有几个？在哲学教授金岳霖先生的笔下，才女林徽因的素描颇具诙谐意味：“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这就难怪，当时（二三十年代）有一些不合辙的文人将林徽因的家（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讽刺为“太太的客厅”。试想，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密聚的沙龙，林徽因能在其中唱主角，若非妙语连珠，见解独到，谁会受得了她？谁还会以身处其客厅为荣为快？
林徽因选择中国古代建筑学作为专业方向，文学创作便退居其次，仅仅成为业余爱好，尽管她有不凡的才识，却疏于动笔，基本上是述而不作，虽曾涉猎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但留下的作品却少而又少，只能算是一位相当歉收的作家。她长才未展，不用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遗憾。林徽因早年患过肺疾，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可是不治之症。她病体支离，却还要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在五台山佛光寺落满灰尘和蛛网的屋梁上，林徽因发现了中国迄今保存得最完好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年月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还幸运地找到那位女施主宁公遇的雕像。这是林徽因一生最感到自豪的事情。她与梁思成常去深山野地寻访那些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透过岁月的积尘，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结构，计算其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有条不紊。他们明知在战乱岁月人命惟浅（1937年11月，她在长沙时，就险些被炸弹炸成碎片），建筑学的研究只是不急之务，但作为专家学者，他们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在李庄时，林徽因口中常喃喃地念着莎剧《汉姆雷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难怪他们的朋友、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亲眼见过他们在川西小镇李庄的苦况之后，曾深为感慨地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最难得的也许是他们此时还保持着“倔强的幽默感”，像一棵树在寒冬中固执着最后那片绿叶。且看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两封信中非常传神的片断，前一封写于1940年11月，里面讲到哲学教授金岳霖先生的战时生活，可怜又可笑：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后一封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时眼见大队日机从李庄上空飞过：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信后有金岳霖的附笔：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信后当然也少不了梁思成的结案陈辞：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三人分别自比为“车站”（梁思成）、“站长”（林徽因）和“过客”（金岳霖），调侃对方也调侃自己。梁思成早年（1923年）因车祸脊椎受伤，落下残疾，对此他本人毫不避讳，自嘲时显示出建筑学家的当行特色。在消极厌世的情绪四处弥漫的战乱时期，幽默的确是他们精神赖以存活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
梁思成的学术良知曾让他强捺国仇家恨，谏止美军轰炸日本古都奈良，保住了唐初东渡扶桑的高僧鉴真主持设计的唐招提寺等大量日本国宝级建筑群；其学术良知也顺延到1949年以后，那时新政府对北京古城改造正亟待进行，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的教授，他和林徽因面对的却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而且瞎指挥的局面。“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梁思成语），而这个烦恼是无计可消除的。他们奔走呼吁，郑重建议北京市政府保留古城墙古门楼，指出一旦将它们毁弃，便永难恢复原貌。梁思成还别出心裁，设计出一套将古城墙改造为公园的可行性方案，真是用心良苦。然而，“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一次，林徽因出席文化部的酒宴，巧恰与清华大学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桌，她竟然抹下面子，当众指责身为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吴晗保护古城墙不力，弄得对方尴尬不已。
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才不过五十一岁，她似乎有先见之明，逃过了身后的两次大劫（“反右”和“文革”）。人间何世，这竟然要算作她无上的幸运！林徽因是有名的“刀子嘴豆腐心”，言语十分直率。有一次，她见某生的素描画得不成形，评语脱口而出：“这简直不是人画的！”气得该生立马就转了系。这样的火爆性子，她岂肯在人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又岂能在乱世韬光养晦、草间偷活？再说，林徽因的病体也经受不起疾风暴雨的摧残，何况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大批大批自己热爱的古建筑被以种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推倒拆毁，尸骨无存；看着梁思成被迫表态，竟写出“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这样的歪诗；看着他头顶官方强加的“复古主义”的罪名，在大批判会上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痛加贬低，贬低到一文不值；更痛心的是，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名字被划上一把大大的红叉。回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续弦林洙女士写道：“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地说‘不’！”我想，假若林徽因活着，她是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面对纷至沓来的人祸，林徽因怎能默尔而息？又怎能不默尔而息？！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上，庄子更像是一位言必有中的大预言家，光是他的那句“寿则多辱”
两千多年来就不幸而言中了几十亿几百亿人的命运，你说可悲不可悲！
“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这话很多人都不能说，也没资格说。梁思成先生曾亲手为妻子设计了一方朴素而简洁的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这几个字也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敲掉了，原貌至今仍未恢复。想来真可悲，一位曾参与设计过共和国国徽的学者，死后竟遭到这样的恶待，谁能相信呢？那块受损的墓碑至今还触目惊心地摆在那儿，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沉默坚不可破。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这里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很显然，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林徽因死后，金岳霖即与梁从诫（林徽因的儿子）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1983年，八十八岁的金岳霖接受陈宇的采访，他回忆起那场二十八年前的追悼会，依然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陈宇在《金岳霖泪眼迷离忆徽因》一文中还讲了一则轶事：“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才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欷。”这份深情愈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啊！当陈宇希望金教授能为新编的林徽因诗文集写篇序言时，老人沉吟良久，回答出人意料：“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翌年，金岳霖驾鹤西归，在天堂里，他与林徽因还能执手相认吗？
人间曾有过爱的奇景，你不妨将它视为海市蜃楼，但那虹影之美反而更加真切，忘记它，你需要特殊的本领。
到了二十世纪末，有一部名为《人间四月天》的电视连续剧在荧屏上拼尽吃奶的劲演绎了徐志摩（黄磊饰）与三位女性——张幼仪（刘若英饰）、林徽因（周迅饰）、陆小曼（伊能静饰）——的情感纠葛。若严格地评价，这四位演员的表演都不及格，那种用错了佐料调制出来的“诗意”教人怎么看怎么别扭，因为文化气质上的差距太大，内行一眼就能识出人物是油，演员是水，两者全不相溶。周迅的样子够单纯够清灵了，无奈过于平面，与林徽因既缺乏形似更缺乏神似之处。周迅刻意把一位受过双重文化洗礼的早慧的大家闺秀演成娇态可掬的小家碧玉，已用光了最后一滴文化积累，谁还忍心厚责于她？这部电视连续剧竭尽所能将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意思、最具个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演绎得异常唐突滑稽，正现出了当今演艺界的浅薄可哂。但这都是多余的话。无论周迅演得多么离谱，她还是她，林徽因还是林徽因，根本不存在“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恺撒的还给恺撒”这么回事，实际上她们两不相干。
“局外人”抑或“介入者”
——小议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 唐小兵所谓知识分子，依照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定义，就是指那些在社会中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而在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指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前者强调知识者拥有的抽象的专业价值符号，而后者着眼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使命感。知识分子的知性（知识性）偏向于对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制度建构，对规则厘定和平衡机制进行理性分析，从而为整个世界的相对平和却又内在进取的发展提供知识社会学的学理保障；而知识分子的德性（道德性）则定位于用康德式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结合自身的话语权力强横（道德意义上）地规约社会，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