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语言学范畴的认知框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语言学的思维方式。胡适在二十一年之后做《国语的进化》和《国语文法的研究法》（1921年合为《国语文法概论》收入《胡适文存》卷三），特别赞扬马氏懂“比较的研究法”，“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考的材料”。尽管有许多语言学家批评马建忠过分依赖西洋文法来分析中国文法，但他们指责马氏方法论的同时，似乎并不警惕这种方法论所潜藏的显然不是马氏所独有的西文为优中文为劣的思想。
1904年4月，严复《英文汉诂》出版，该书《卮言》反复申说一国的统治者仅仅掌握本国语言文字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别国语言文字，才能提高“民智”而有益于国家：“今日东西诸国之君与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他还批评了某些认为“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其不兴者反是”的观点为“近似得半之说”：“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未闻徒尊重其语言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假道于*1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表面上，严复只是阐明“移译”仅仅是权宜之计，只是强调学习西文、直接阅读原著的重要性，但由他这位翻译大家、古文殿军说这番话，无异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汉语汉字的威严与自足：中西方“语言接触”一旦发生，中国人再也不能像汉唐翻译佛经那样，始终坚守母语本位的立场了。
在中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接触”中，比较中西文字优劣，成为一时风气，徐珂《清稗类钞》就有一则作者不明的《中外文字之比较》〔6〕。青年王国维翻译耶方斯（Jevons
W。S。）《辨学》，因耶氏认为辨学（逻辑学）乃研究“表思想之言语者”，王国维为了以中国传统“名辩之学”与耶氏对话，就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而每每发生中国语言文字不足用的感慨。王氏后来作《论近年之学术界》及《论新学语之输入》〔7〕，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显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而“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乃是继“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的第二次语言大变动和思想大变动的征兆，但他希望这一次的翻译西书、输入新学语，成绩应该比翻译佛典对中国文化贡献更大。这确是王氏过人之见。
在西方学术界，中西语言比较随着最初的中国热很早就兴起了，但西方学者比较中西语言与文字，并不总是像黑格尔那样倾向于贬低汉语言文字，比如威廉·冯·洪堡特根据他对汉语言文字间接的接触，不仅不认为汉语言文字比起西方语言文字有什么特别的缺点，相反倒是有西方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8〕。比洪堡特更早肯定中国语言文字的有莱布尼茨〔9〕，而比洪堡特稍晚的则有美国人欧内斯特·范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其《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1908年）反复论述中国语言文字比西方语言文字优越。此说后来被《学衡》派所重，作为对他们自己的支援〔10〕。
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显然是在另一种心境下进行中西语言比较的。对他们来说，在和西方语言接触之后，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汉语本身的问题，其意义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此跳出了自古以来封闭自足的汉语世界，在汉语之外寻到一个充满威势与希望的新语言作为支点，从整体上打量业已成为对象物的母语。在这种打量中，母语的神圣权威就彻底打破了。
青年王力著《中国古文法》（1928）时即敏锐指出，在中国，所谓语言比较的方法，实际上超出了文法学家的范围，而演变成一种判断好坏的态度。胡适1920年12月作《国语文法的研究法》，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之重要，严厉斥责非议马建忠的陈承泽所谓“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的主张，因这主张反对包含着或者说必然要得出好坏之判断的语言之比较。“比较的方法”，在胡适的话语结构中，本来就是“评判的态度”。胡适1919年12月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认为“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评判”既然已经是一种态度，分别好坏当然就是惟一目的。在当时普遍受挫的心理作用下，一有比较，即生优劣之论和批判之想，也很自然。到了晚清，“中国文字，才在外国文字底相形之下，被认为改革运动上的莫大障碍，改革中国文字本身的种种方案就不断地产生了”〔11〕。这是合乎历史真相的叙述。鲁迅在写于1934年的《关于新文字》中也以追记往事的口吻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着没有知道拼音文字以前，就不会想到象形文字的困难。”
现在学者们往往注重十九世纪中西语言文字大规模接触对汉语言文字内部结构产生的影响，比如语法的欧化，字汇的激增，现代汉语拼音系统的建立等等，而很少触及在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接触”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母语的态度的根本转变。这是描写语言学不屑问津的，却是发生在主体思想意识内部的变化，它必然反过来影响描写语言学为自己规定的描写对象。
下篇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母语的基本否定态度
正是在这股由比较中西语言文字之特征进而评判其优劣高下的思潮推动下，产生了对汉字和汉语极其猛烈的批判与否定。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班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更将剩余激情倾泻到汉语和汉字上面。他们恨煞了母语，认为正是它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按：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吴稚晖后来放弃了这个设想，但影响极大，比如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还推波助澜，提出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部分接受吴的设想的还有章太炎的另一个学生鲁迅。青年时代，鲁迅对“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野蛮”的风气多有针砭〔12〕，但五四以后，他也经常附和这种否定母语的论调，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多次声称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有人认为是钱玄同发明的，也有人说最初出自赵元任之口，但我在许多现代作家著作中读到这句话，都一无例外地不加引号，他们当时并不计较今天的所谓“知识产权”，都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话来使用，比如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劈头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共识，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在语言上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留学美国之初，收到别人散发的“废除汉字，
取用字母”的传单， 胡适一度很反感，
但很快就转变态度，完全相信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必然性〔13〕。在“文学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他还为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搁浅而感到遗憾，但他相信随着白话取代文言，口头语言占据统治地位，汉字拼音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14〕。
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具有某种含糊性，它只提到汉字，而与汉字紧密相连的汉语并未触及。事实上汉语也经常被包括在内，属于应“灭”之列。一方面，当时对汉字和汉语的界限并无截然划分，许多汉字改革的文章谈论的“汉字”、“汉文”就是“汉语”、“国语”的别名。汉字绝非孤立存在而和汉语不发生本质联系的字典里的字符，它本身就是几千年来汉语写作者记录、发挥汉语精神的惟一工具。人们对汉字的反感就源于他们对汉语本身的反感，改革汉字只是改革汉语的一个浅层次问题和先行手段，即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更好地记录不断变革中的汉语（从繁难的象形字到简笔字再到记录完全声音化也就是所谓和口语一致的大众语的拉丁新文字）。单纯的汉字改革并非问题的根本解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是连汉语也一并废除。
语言文字不加分别，甚至将文字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来审视，这是晚清学人从“言文分离”的角度批评母语的思潮所包含的对有关语言和文字之关系的一种重要认识，与后来成熟形态的所谓现代中国语言学割裂语言文字的做法，迥乎不同。当时人们异口同声地指责“言文分离”是汉语不可原谅的缺点，但这种指责恰恰包含着对“言文合一”的渴望。也就是说，在母语的批评者们看来，只有“言文合一”，才能确保语言的本质不被损害。因此，在最初对母语的指责乃至否定的声浪中，不是口语（语言的声音部分）而是文字（语言的书写部分）被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点，这与后来将语言的本质仅仅理解为发声的口语而将文字从语言的整体概念中驱逐出去只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只想指出，在清末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汉字的缺点不过是汉语的缺点的必然表现，他们向汉字发出挑战，并不认为汉语是无辜的，并不认为汉语本身很好，只是记录它的文字出了问题。比如当时许多人认为汉语是单音成词，容易混淆，也不利于表达感情，四声是不自然的规定，徒增学习的困难，还有方言众多，体系混乱，沟通为难。抑有进者，汉语既然几千年来都受到汉字和文言的宰制，那么汉字和文言的一切封建思想毒素早就注进了汉语，汉字改革的最终取向，必然是整个思想/语言彻底的洗心革面〔15〕。“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潜台词，实是“汉语不灭，中国必亡！”〔16〕
从康有为、吴稚晖到蔡元培、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吴玉章、胡愈之，中国几代汉字改革者同时也是激烈主张必须对汉语进行革命的，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认为改变汉语必须马上进行，此乃治本之策，有些人则认为治本之策毕竟遥远，不妨先治标，即从汉字改革开始。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是坚定的世界语鼓吹者，他完全同意当年和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形同水火的吴稚晖的意见，认为废灭汉字，只是“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涤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即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于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剪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二十年代，尽管钱氏已经确立“国语运动”为其合适的工作范围，但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我近来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他指责周作人的论调太平和，而毫不掩饰自己的激烈：“记得当年吴老头儿反对汉语改用拼音，说这是‘三汉七洋的怪物’，他是主张根本不要汉语，采一种外国语作国语的，故有此论。他的话自然很有道理，而我却以为‘三汉七洋’也很好，我的野心，是由此而‘二汉八洋’，‘一汉九洋’，‘无汉全洋’。呜呼，吾盖欲由此怪物而引之使趋于全用外国语也。”〔17〕
当时确有人反对废除汉语，陈独秀就认为：“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陈氏认为废汉字可以做到，废汉语则颇难实行，他主张“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先改用罗马字母书之”。但陈氏对“并废中国言语”只是在具体进展上略有迟疑，承认“国语”的“不易废”，并不认为“不应废”、“不能废”。对汉语最后必须废除，他没有丝毫怀疑：“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既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18〕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以为，中国的语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就超出了汉字所能控制的范围，成为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