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达到了最优。而科斯等制度学派人物则认为，个人总是力图使效用最大化，但能否达到最大化，则不是个人能够决定得了的，得取决于制度安排。
科斯论证说，每个人都想将最少的钱用得最值，都想在买东西时价格最便宜而买到的东西却最好。但这说明不了什么。草原上快饿死的狼追赶一只兔子，狼与兔子都得尽最大努力奔跑，因为如果狼追不到兔子，狼要饿死；而兔子如果被狼追到了，兔子要被狼吃掉。这时的狼与兔子其实就是与交易中的人一样“使自己效用最大化”。因此，科斯总结说：“要知道，在动物界，人全然不是惟一面临选择的必要性的。可以想象，在研究老鼠、猫和章鱼时，同样适用这种方法。毫无疑问，这些动物基本和人一样，也力图使自己的行为达到最大化。”
“使自己的行为最大化”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制度。制度最后决定交易双方最大化行为是否真正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有一句俗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个人使自己行为最大化，是求尽心，但最后能否成事，则不在人，在天，这里的“天”就是制度。
有一家西方刊物称，科斯及制度学派说出了一个道理，即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个人不过是一条用绳子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活动的范围一样，制度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选择余地。一只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狗，总会使自己活动半径最大；但无论它如何努力，它的活动半径就是拴它的绳子的长度。而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也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边界范围，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但正如活动的范围取决于绳子的长度一样，个人行为选择所达到的资源配置优化程度则也不依赖于人本身，而是取决于制度。所以，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制度设置，也就是研究“拴狗的绳子”。因为在原有的基础上，将拴狗的绳子尽量做长一些，狗的活动范围就更大些。而在现有条件下，制度设置更合理一些，制度建设更好一些，人的经济行为达到的效用也就更大一些。
后来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讲了科斯同样的道理，但表达远不如科斯来得明白，而是摆出了纯粹经济学面孔。一个是布坎南，他提出了这样两个命题：一是“在行为受约束的既定制度下，交易者在法定市场秩序中的自愿交换活动趋向于保证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人总是很努力使其行为最大化；二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利用取决于自愿交换得以进行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最大化行为的人最终能否有效配置资源取决于制度。另一个持同样观点的是诺斯，他说过这样一段很好的话：“制度至关重要……与经济学的标准约束一道，制度界定了行为的选择，进而决定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从而决定了参与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是否赢利、是否可行。”
总之，科斯、布坎南、诺斯等制度与产权学派人物都认为：是制度而不是行为决定了效率。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了，所以，制度功能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眼里到底是怎样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作为当代人物的邓小平对制度功能认识得很深刻。他说过这样的话：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干坏事；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
你询问我对于“制度决定论”的看法。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知识界以及思想界一些被指称为“新左翼”的人士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滥用“制度决定论”很是反感，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而且这也影响了舆论对我的看法。《经济观察报》最近在介绍我的一篇文字中说我也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制度决定论”。我认为这多少有些打混仗的样子。批判主流学家滥用制度与产权学派的观点是一回事，批判制度与产权学派本身的观点是另一回事。我自己对于用“制度决定论”来概括制度与产权学派的观点有所保留，因为“决定论”这个词已经有了形而上甚至意识形态的味道。但对于制度与产权学派具有的对制度安排的重视程度，我并没有批评，相反是深有同感的。
抛开经济学上对于制度功能的解释，仅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制度的功能也是基础性的。比如在一个制度安排是法治的社会中，法治会给全社会划定一条“底线”，即通过一系列的产权规定，使人们知道犯规后面临的惩罚而知道不能干什么。有了这条底线，就可以保证社会运行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秩序。而这是任何人治及道德提升所不具备的功能，因为人治及道德提升是主张人们应该去干什么，但没有划定底线，所以，在“上帝与魔鬼一样追求私利”的社会中，人治与道德提升的风险远高于法治的风险。西方社会有一句俗语：“阿猫阿狗也可以做总统”，其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对于管理者的要求并不太高，因为制度安排已经使社会在一条平稳的轨道上运行。克林顿可以被反复提审，政府可以因财政预算未被通过关门一周，但社会秩序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底线”在。这样的境况，在一个人治及强调道德提升的社会目前还是不可想象。
但制度安排不是人为的过程，而是“演进”的过程。因此，首先是要照顾到传统。这也是制度学派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了使中国早日建成他们想象中的自由王国，不惜破坏传统，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择手段。比如在一个以“关怀弱者”作为传统文化之本、在“不患寡患不均”仍是这个农业社会的主导思想、在一个原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可言的国度中，他们却设计出一条由弱者承担改革成本、以拉大分配差距作为改革动力、以削弱社会保障作为手段的改革路径。在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恶化到国际范围内少有的地步的时候，他们仍在反复发表他们的“高调”：“改革是为工人阶级长远利益考虑”，“平均主义仍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铁饭碗养了一大批懒汉”，“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论证自己这些观点时，都拿出制度与产权学派的说法。因此，他们的行径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制度与产权学派在中国知识界的形象。
三、由“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产权崇拜”
XX先生：
收到你的回信。你对我的看法提出异议，这是很正常的。我说产权清晰了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种说法很中性。在此我倒真是没有作任何价值判断。你对我信中引用的一个小例子颇不以为然。的确，我是这样说的：如果官僚体制导致工厂买一个防尘罩交易成本太高，那么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更有利于效率。但我也仅仅是作为一个例子。我也很清楚：法律规定工厂享有排污权肯定是不利于居民户的；而居民户相对于投资者，往往更是这个社会的弱者。就立场而言，我也反对因为官僚体制而将排除工厂“外部性”的成本由居民户承担。
资源配置有效率，未必有利于各个阶层，在更多情况下，还可能导致不利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总有“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许多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大矛盾面前都显得很无奈。你应该还记得我们谈过马克思。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血淋淋的肮脏的东西”；但他又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描述得最充分最到位，甚至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掠夺殖民地财富，他还认为从历史上看有积极作用：因为向古老的东西输出了现代化，改变了传统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都有这种局限性，何况我辈？
话说远了，回过头来再说“产权清晰”。如果有人说产权越清晰，越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越有利于提高效率，我倒不反对，我劝你也别盲目反对：请千万不要先让立场影响了你的理性，而是在理性之后再讲立场。但有一种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要反对：逢“产权清晰”就叫好！说“产权清晰”对谁都好！他们这样做，或出于想误导舆论、误导政策，或出于无知就想捧场，
我这里就有一个例子。一位赵姓博士在《经济茶座》2000年第6期上有一篇文字《问世间情为何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爱情与婚姻。文章由十六个自问自答题构成。其中有这样一段：“十一、婚前财产公证只对有钱人有利吗？否。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不是某一方。”
赵文没有任何论证，就断言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而不是某一方，胆子真够大的，尽管他的立论是“科斯定理”。但看来他要么在滥用“科斯定理”，要么并没有真正了解“科斯定理”。
先还是从常识说起。在现实世界中，搞婚前财产公证的，就是有钱人一方，而不是没有钱的一方，因为婚姻法规定婚后财产共享。如果婚前没有搞财产公证，离婚时就有一个财产分割问题。许多“有财产目的”的婚姻，比如老夫少妻型婚姻、贫女大款型婚姻，婚前没有钱的一方就是想利用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的界定不明确，在离婚时能分割到更多的财产。如果婚前财产公证，那么，这种“有财产目的的婚姻”就无法达到。所以，婚前财产公证绝对不利于没有钱的一方。
再稍微将眼光放开一些。如果产权清晰真是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国有资产管理者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晰这一条大搞腐败了。显然，在这里，产权清晰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者，而有利于国有资产所有者。如果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中国那么多造污工厂也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晰大搞污染了。显然，在这里，产权清晰不利于造污者，而有利于想享受清洁环境的人；如果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那么太湖流域的治理过程中上游省份就不会利用产权不清而不愿负担应有的责任。显然，在这里，产权真清晰了不利于上游省份而有利于下游省份。
但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产权清晰了，国有资产经营效率高了，环境清洁了，太湖流域治理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真正的结论是，产权清晰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有利于交易的双方。
赵姓博士的问题就在于，他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科斯定理”的落脚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交易双方本身，就妄下结论说，产权清晰有利于交易双方。
在这一点上，樊纲先生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却很正确：产权清晰后，因其节省了交易成本，就不会出现扯皮现象。也就是说，婚前搞了财产公证，如果说对双方有好处，惟一的好处是双方离婚时省心，不必为财产分割而对簿公堂，也就是说，节约了诉讼成本。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的产权清晰过程，都是权利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必定是有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而不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也因此，通过“科斯定理”断言产权清晰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本身，就引起了经济学界激烈的争论。这一点，可以仍由“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产权清晰”是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再三漠视社会公平，严重的两极分化最终回过头来会损坏社会的良性运行，从而有可能产生不利于效率的后果。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就认为；建立一系列的财产权可能会因为受损者众多反而会导致低效率。澳洲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也认为，产权清晰的过程是对财产权的再分配过程，而财产权的不同不仅能够引起分配结果的不同，还能导致不同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这是不可忽视的。
也是基于此，我曾在多篇文字中提到中国经济学界要反思关于产权改革的理论。产权清晰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产权清晰过程中不注意公正性，甚至在“产权明晰”的幌子下，普遍发生少数有权者变相转移侵吞国有资产行为，那么，这样的产权即使清晰了也未必有效率。因为产权不是简单的法律上和财务上的规定，它是有道德含义的，如果所有者获得的产权缺乏社会认可的道义性，或者说根本就被社会多数人认为是对他们的劫掠，那么这样的产权是不可能构成对所有者权威的足够支撑的，结果；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如果说在改革初期，由于产权明晰所减少的交易成本高于因产权变迁过程中缺乏道德（公平）而增加的交易成本，这样的改革尤可以推进，那么到了现在，随着矛盾的积累，尤其是两极分化日益突出；由不道德的产权明晰过程所减少的交易成本，已不足以抵消由此增加的交易成本；改革推进起来就十分困难，产权改革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
这种情况，甚至在个别企业都有表现。河南某地有一个造纸厂，产权改革前尽管也存在种种国有企业“产权不清”导致的不适应新环境的症状，但职工还能按时领到工资；后来政府出面要求进行产权改革，由一家私企对造纸厂进行控股。“公有产权”一夜成了“私有产权”，产权不可谓不清楚了，但后果呢？由于在产权变更过程中，职工普遍认为存在资产被低估、被转移等严重问题，加之私企一进入就想将为工厂工作几十年、所有的积累都在工厂里的老工人“下岗”，这种种行径激起了职工们的愤怒：私企每派驻一个管理者进厂，就被职工拦在门外；最后发展到私企老板雇用社会黑势力强行进厂搬走机器，与职工发生流血冲突……最终，法院慑于群体性愤怒宣布这起产权变更无效，但此时工厂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工，发展到彻底破产了。
再回到赵博士的论点那里。赵博士逢“产权清晰”就说好，但究竟好在哪里，是好在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还是好在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收益，不知道他到底清不清楚；而产权清晰的过程中竟然还存在“�